鄂州历史之文起西山

文起西山

万里长江西出岷山，冲三峡，奔云梦，吞洞庭，纳汉水，一泻而至鄂州西山。

千百年来，西山犹如长江岸边一尊历史老人的雕像，沉默地守望着过尽的千帆。而一代又一代站立在帆影下的墨客，每每遥望耸立江岸的西山，总是心驰神往而停舟登访。

于是，在历史的时空里，西山接纳着一批又一批远方的游子，目送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影。

一

最早登上西山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而是让接踵而至的文人墨客为之感叹的一介武夫。他的名字叫孙权。他的出现，让西山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从此声名远播。

西山在很长一段曾矗立在一片汪洋之中，随着长江的冲积，才在西山的周围形成一片广阔的淤积平原。而地处南岸的西山，左控荆楚，右守吴越，南拥群山，尽收铜铁之利。北扼长江，如得百万之兵。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是楚国与中原反复争夺之地。正是这一独特的地貌，让坐拥江南的孙权把目光长久地注视着这片土地。

那是一个群雄割据，风云际会的时代。孙权在扫平江南之际，便挥师北上，将重兵驻扎在西山脚下。那一天他登上西山，眺望江北曹魏的江山时，他心中便暗暗下定决心，要在这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是公元22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孙权走下山来到行营，便下达了第一个命令，取“以武而昌”之意，将地处西山脚下的鄂县改名武昌，并动工修筑武昌城，为即将举行的割据称王加紧准备。

公元229年春，一座规模宏大的武昌城在长江边拔地而起，巍峨 的武昌宫气势雄伟，隐隐飘出王者之气。那一天，孙权踏进武昌宫，刚刚座上龙椅，便有群臣呈报；在武昌喜见黄龙、凤凰。孙权明白，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他带领群臣，浩浩荡荡走向西山南郊。在这里，他对天跪拜，宣读了他将要登基称帝的《武昌即位告天文》。孙权仰望长天，对天而呼：“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驰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姓，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

孙权读完告天文，群臣山呼万岁，齐声拥立。孙权黄袍加身，登上了大吴帝国的皇帝宝座。孙权在西山首开帝业，从此拉开了三国争雄的历史序幕。而吴国的历史，也将从鄂州西山出发，演绎着一幕又一幕悲壮的正剧。

吴国后来55年的历史变迁，史书早已有了详尽的记载，无需我们长久地追寻。但是，吴王孙权在西山做了一件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大事，倒值得我们反复玩味。

孙权定都武昌后，有一位天竺僧人来到了西山，他的名字叫支谦。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支谦，字恭明，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支谦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支谦进入东吴后，“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矅诸人共尽匡益。”孙权在西山附近兴建昌乐院和惠宝寺安置支谦等僧人传授佛教。支谦见佛教已盛行中原，但佛经多为梵文，传播不便，便利用精通多国文字的优势，将众经译为汉语。他从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开始，至建兴中（公元252-253年），三十余年共译佛经传说有《阿弥陀经》《法句经》《维摩经》等四十九部，所译经文“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很快便“皆行于世。”支谦来武昌之后的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天竺僧人维祗难与同伴竺律炎又一同来到武昌，进行传教译经活动。最初，他们以翻译《法句经》为主。据《高僧传》记：“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后来，他们与支谦共同合作翻译《法句经》，支谦为之作序并校注。支谦等僧人在武昌的佛教传播及翻译佛经的活动，使西山后来成为中国南方佛教的发源地。

二

数百年后，已是满目苍荑的西山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东晋著名高僧慧远。

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人。少为儒生，博览群书。“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后因避难南下，从道安法师出家。晋宁康年间（公元374-376年），慧远从襄阳离开道安，前往荆州等地。晋太元初，慧远途经武昌，见武昌山清水秀，遂挂单于西山寒溪寺。旋因寒溪寺寺小场窄，又辟吴王避暑宫建西山寺，并在此传播佛法。他所创立的佛教净土宗即发源于西山，形成于庐山。慧远取《阿弥陀》、《观无量寿》等佛经为准则，专门提倡称念佛号的“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被后世称为净土宗的初祖。南怀瑾先生称：“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明显的一面。”慧远于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离开武昌后，前往庐山。结白莲社于山中，并在庐山正式形成了净土宗完整的理论体系。

慧远法师在庐山时，还曾回到武昌西山寒溪寺迎归文殊师利像。据苏轼在《菩萨泉铭并序》一文中介绍：“陶侃为广州刺吏，有渔人每夕见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视其款识，阿育王所铸文殊师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迁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动。益以牛车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复没。遂以还寺。其后，慧远法师迎像归庐山，了无艰碍。”慧远离开西山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寒溪一处石桥称为“远公桥”。据康熙《武昌县志·艺文志》辑录《寒溪旧石桥诗》之诗序载：“桥有指迹白书，久而不没。相传为晋慧远公所作，存以记异。”诗曰：“天涯海角宽，无如此地里。石谷带泉香，溪桥郁苍树。葛巾生新凉，银缸流江渚。二难留此酌，功存与名遂”。清代道光年间武昌邑贤周万清重修远公桥，并写有《重修远公桥记》一文。

慧远讲法西山，使西山寺、寒溪寺成为千古名刹。现保存下来的鄂州西山寺，名古灵泉寺，一名资福寺。慧远辟此寺后，历代一直重修重建，得以保存至今。宋时，黄庭坚住西山，曾为该寺题榜。明洪武初，僧慧源又重修。后毁，明万历年间，邑贤孟侊为之重建。清康熙年间，邑人捐资公建。清雍正十年，武昌知县张慄又予以重修。清道光年间，蕲州王恕在寺中绘有百佛图。道光十六年（1836年）毁于火，惟武圣殿独存。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建真武殿、大士殿。咸丰初，三殿毁于兵 。清同治三年（1864年），湖广总督官文捐资重建。寺成之后，邑贤王家璧先后写有《重修西山武圣殿记》、《西山重修真武殿记》、《西山灵泉寺记》等文。西山寺经官文重建后，屡有修葺。现该寺占地面积已达四千七百平方米，有一堂（文殊师利堂），一亭（三泉亭），六殿（天王殿、拜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武圣殿等）。殿堂为砖木结构，莲花斗拱支架，重檐飞阁，红椽碧瓦，雄伟壮观。清代严廷灿在《西山资福寺记》中赞叹：“翠微之间，兰若踞焉。金碧交映，梵呗悠扬。诸衲子亦稍解西来大意，偷闲禅话，棋声幢影，正不减当年五老峰前景象也。”唐代齐己，宋代王十朋，明代袁福征，王一翥，清代吕履恒、陈大章、毕沅等游宦诗人皆在西山寺留下诗作。

鄂州最古老的寺庙是西山寒溪寺，也是鄂州历史上结穴之处。早在东晋年间，寒溪寺便已存在，究竟建于何时，已不得而知。慧远来西山时，就是挂锡于寒溪寺。晋陶侃得文殊师利像，也是迎送于寒溪寺。释戒显在《寒溪寺诗》中写道：“寒溪始何时，远公旧法窟。开擘先东林，筑桥未藓没。”其诗之意表明寒溪寺乃慧远讲经之地，比庐山东林寺，开辟要早得多。慧远在这里创立净土宗后，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圣地，历代香火鼎盛，信众如云。明洪武初，寒溪寺曾重建。万历年间，由邑绅孟习孔，周忠一又出资重修。这次重修得力于寒溪寺僧慧光。据光绪《武昌县志》载：“慧光，黄梅黄氏子。幼有出世之志，以亲在，不远游。万历间，亲殁。乃祝发遍参诸山。至安庆，遇法界和尚，随游亲师。忽金甲神语之曰：‘律师缘在武昌，况汝祖远公驻锡之地乎？宜速行。’慧光至寒溪。惟佛殿岿然仅存，余四壁剥落几尽。遂坐荆棘中，七日不火食。邑人孟习孔 ，周忠一等感其苦行，捐赀千余金，重兴梵宇。”由于慧光的诚心邑民，此次重建寒溪寺共募得千余金，得以使寒溪寺“更大倡率，刹宇一新。”慧光圆寂后，其弟子释湛水，释融融，释徒南等又再一次扩建扩修。明代黄冈人冯云路时寓居武昌，应释湛水之请，写有一篇《武昌寒溪寺记》，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这两次重修重建寒溪寺的情况。他在文中说，慧光重建寒溪寺后，“两大弟子（按：指释湛水，释融融）任真抱扑，后先充扩为佛殿一；藏经阁一；东为斋堂一；香积厨一；西为旧禅堂一；下长白殿一，再西后兰若一；前丈室一。西山虎踞溪右，势甚狞。其山门微向东虎伏。作者大有手眼。竞陵谭元春书‘寒溪古寺’四字”。寒溪寺一直保存到清咸丰八年毁于战火，存世达一千七百多年之久。咸丰八年，太平军与清军激战武昌（今鄂州）后，兵退湖北。清邑贤柯茂枝亲历了这次战乱。他在《寒溪寺老桂有序》一文中写道：“兵燹之余，西山寒溪寺梵宇颓圮，林木殆尽。所岿然存者，独寒溪寺丹桂一株耳。”由此可见，此次战火对西山寒溪寺带来的是一场浩劫。从此千年古刹寒溪寺已荡然无存。

寒溪寺虽不存，但却是鄂州之人文渊薮，历代墨客皆题咏于斯。仅载有寒溪寺的诗词和文章达数十篇。历史上著名诗人元结，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薛季宣，李东阳，王十朋，谭元春，丁鹤年等都曾在此留下咏叹之诗文。可以说，小小寒溪寺，却彰显着宗教与文化的大文章。

三

真正让西山进入视线的，则是在数个朝代后的大唐盛世。那个时候，匆匆赶 来的一个又一个诗人，让西山重放光华。

最先赶来的，是大诗人李白。唐开元（713-741）年间，李白出游襄汉间。随后他来到武昌，结识了武昌县令王庭辚。在西山脚下的武昌县衙，王庭辚邀请邑贤胡思泰等15人与李白陪饮。那天晚上，主宾相聚，且饮且歌，李白心中十分畅快。席间，县令王庭辚偶尔谈到前任县令韩仲卿的政绩，向李白提出愿扬韩公之遗美，李白爽快地答应了。

按照李白这个自称“楚狂人”的性格，他是轻易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当他得知韩仲卿是大文豪韩愈的父亲且政绩卓著，他很快便写了一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李白在这篇文章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破题，先叙韩氏先祖之遗德，继叙韩仲卿任武昌令化民之政。李白在文中高度赞扬了韩仲卿三件勤政廉政的事迹，一是惩治豪强，三月大化。二是择地铸铜，“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三是“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正因韩仲卿的政声，人多怀思。

李白写下这篇文章后，游览了西山，在这里他吟诵一篇《武昌钓台》诗后，又背起行囊远游去了。

他走后百余年，一个疲惫的身影悄悄躲进了西山。这个人，就是后来隐居西山达二年之久的唐代诗人元结。

元结本为北方鲜卑族人，他刚刚考取进士不久，就遇上了“安史之乱”。史思明进攻河阳时，他愤而组织义军抗击，保十五城。因战功进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宝应元年（762年），元结开始厌倦战乱和官场争斗，乞免官归养老母，从此举家迁入西山隐居。对于元结来说，西山之隐成就了他的创作高峰。在这里他先后写下《抔湖铭并序》、《殊亭记》、《广宴亭记》、《退谷铭记并序》、《县令箴》等脍炙人口的散文，还留下《樊上漫作》等十数首清新隽永的诗篇。

元结住在西山脚下抔湖岸边的一片岗地上，他在《樊上漫作》一诗中写道：“漫家郎亭下，复在樊水边。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门前。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西边双石峰，引望堪忘年。四邻皆渔父，近渚多闲田。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在这里，元结谢尽干进之人，每日过着耕读相伴的生活。除了与当地农夫喝茶聊天外，与外界唯一接触的是已黜武昌县令孟士源。他曾在《招孟武昌序文》中写道：“为人厌者，勿泛抔湖。孟士源尝黜官，无情干进，在武昌不为人厌，可游退谷，可泛抔湖。”故元结与士源意气相投，互为知己。他俩常常一起闲游山水，饮酒赋诗。元结茅舍附近有一小山谷，他与孟士源常游此谷。为此孟士源雅称此谷为“退谷”。元结大为感慨，他在《退谷铭并序》一文中写道：“谁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进迹退。公惧漫叟，名显身晦。公恐漫叟，辞小受大。于戏，退谷独为吾规。”

然而，自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以来，晋唐隐士之风相沿成习。有为名而隐，隐而扬名者。有为利而隐，隐而获利者。有身隐心不隐，亦有心隐身不隐者。身隐为养心，心隐为养身，身心相隐，真隐士也。孟士源所畏、所惧、所恐，其实皆忧元结身退心不退，身隐心不隐也。事实上，元结归隐西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吾岂隐者邪!愚者也。穷而然尔!”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坚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所以，当广德元年（763年）朝庭启用他担任道州刺史时，他便立刻离开西山走马上任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元结离开西山的那一年，时任武昌县令的马珦，为避暑热在西山脚下的江边筑了一个凉亭。马珦邀请元结同饮并请为凉亭赐名，元结当即写下《殊亭记》一文，赞赏马珦的政绩与风雅。而此文中元结借题发挥，表达了为官要“才殊、政殊、迹殊”的心愿，这也成为后来元结一生的追求。

元结走后，慕名而来的有刘禹锡、孟浩然、常建、刘长卿、钱起、释栖一、释齐己等著名诗人，他们或泊舟而居，或登山远眺，或感时伤怀，或凭栏长叹。他们留下一首又一首感怀的诗篇，然后又匆匆而去。

四

有两个人的到来，从此让西山增添了宏大的文华气象。

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他刚住到东坡赤壁时，他第一眼便看到了隔江横卧的西山。“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的壮美西山让苏轼心向往之。东坡先生在黄州不到五年，竟上百次前往西山游览。苏轼曾在诗中写道：“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可见东坡先生对西山情有独钟。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三月他便急不可待地渡江来到西山。这一次他陪同宣州通判杜沂同游。大概是游兴末尽，四月十三日他又邀杜沂及江诞等五人再游西山。元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苏轼又陪李缨、吴亮、赵安节、王齐愈、潘丙等同游西山并题名留念。实际上，东坡先生在黄州，只要来了重要的客人，他的第一个想法便是带客上西山，把游览西山作为招待客人和的最好方式。

元丰四年六月，苏轼的弟弟苏辙来到黄州。兄弟相见，感慨万千。连续三日，彻夜长谈。到了第三天，苏轼对弟弟说，别谈了，我带你到西山去玩吧。于是，兄弟俩乘舟过樊口，从寒溪顺着羊肠小道登上西山。兄弟俩走到半山腰，见古木参天，绿荫如伞。旁有一废亭叫“九曲亭”，亭边一棵古木被雷击倒，他们兄弟俩连忙招来寒溪寺僧人拔去古木，重建九曲亭。亭成，苏轼对弟弟说，你就写篇吧。正是这一次，苏辙在这里写下了中国史上的不朽名篇《九曲亭记》。而在同一天，苏轼也写下一篇《记樊山》。从西山返回黄州的那天晚上，苏辙余兴末尽，还写下一首《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他在诗中赞叹此次登西山是“山行得一饱，看尽千山绿”。

即使没有客人来，苏轼也经常乘舟前往西山，或探古，或访友，或谈禅。江西诗派著名诗人潘大临寓居西山脚下的樊口，以卖酒打鱼为生，苏轼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苏轼每次到潘大临家，俩人饮酒赋诗，尽兴乃归。苏轼在后来的诗中对潘家酒肆的武昌鱼和樊口酒更是赞不绝口。苏轼还经常到西山灵泉寺与寺僧谈禅。寺僧常以寺中泉水款待他，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菩萨泉铭并序》。在文中他写道：“西山寺，有泉出于嵌窦间，色白而甘，号菩萨泉。”苏轼作此文后，西山菩萨泉因东坡而名显。自宋迄今，历代墨客竞相咏叹。宋释本开、明王一翥、孟登、清叶封等诗人都为菩萨泉写下感怀诗作。

苏轼离开黄州后，仍然对西山念念不忘。他回汴京后，被无意中安排曾担任武昌县令的邓圣求同住一舍。俩人谈起武昌旧事，苏轼一时兴起写下一首《武昌西山诗》，谁知此诗一出，黄庭坚、张耒、苏辙等30余人纷纷唱和，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坛佳话。

苏轼走后，黄庭坚来到了西山。黄庭坚是时正流寓鄂州（古武昌），于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来到西山时，正赶上西山松风阁刚刚落成。几位邑贤听说大诗人黄庭坚的到来，连忙办菜置酒，邀黄庭坚在松风阁中开怀畅饮。是夜，窗外绵绵，松风阵阵，阁中谈兴正浓，酒兴正酣。及至酒足饭饱，天已微明。黄庭坚此时诗兴勃发，挥毫写下一首千古留传的《武昌松风阁诗》：“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

黄庭坚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松风阁的这个即兴之作，日后竟与苏轼在黄州写下的《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绝笔之作。而正是他与苏轼的先后到来，让武昌西山更加文华灿烂。

五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武昌西山乌云密布，烽烟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