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晉國和楚國,是春秋時代最強大的兩個諸侯國。

楚國從楚武王時崛起,在楚文王時期突破了南陽盆地,到楚成王時期就開始全面參與中原爭霸;直到楚昭王時期,楚國才因被吳國攻入了郢都而走下了神壇,進入了第一次低潮期。整個春秋時期,楚國維持了近兩百年左右的興盛。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作為楚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晉國在進入春秋時有個更為夢幻般的開局:“二王並立”期間,晉文侯果斷選擇投靠周平王,趁機在汾水流域大大擴張了晉國領土。可在晉文侯去世後,晉國就陷入了曲沃與晉侯之爭,經歷了長達六十七年的內亂之後,曲沃最後代晉成功。此後,因為晉獻公與晉惠公兩代國君的改革積累,在晉文公時晉國稱霸東周。此後,在長達一百三十多年內,晉國始終保持強盛,並在與楚國的長期爭霸戰爭中勝多負少,堪稱東周第一強國。直到春秋晚期,晉卿內鬥不斷,才使得晉國走向了衰落。

晉、楚兩國之所以能保持長期強盛,要歸功於這兩國在春秋初的制度性改革:楚武王在對外擴張過程中創立縣制,革除了分封制弊端;晉獻公執政期間,建立起“無蓄公子”制度,消除了公族掣肘隱患;韓原之敗後,晉惠公啟動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為晉國後續稱霸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和軍事基礎。正是這些制度性改革,讓晉、楚兩國獲得了長期飛速發展的動力,最終成為兩大“超級大國”。

可在春秋中晚期,兩大“超級大國”卻幾乎在同時陷入了衰退狀態:從楚靈王時開始,楚國盛極而衰,在楚昭王時差點遭遇滅國之禍;晉國則從晉昭侯時期開始,慢慢走向了下坡路,在晉定公時六卿之亂後,徹底被諸侯拋棄、失去了霸主之位。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兩個“超級大國”,為什麼會先後陷入衰退?

晉、楚兩國率先進行了制度化改革,也享受了制度化改革的紅利,但在這兩國的統治者還沒有意識到之時,其國內積弊已經開始緩慢發作了。


公元前627年,在先軫指揮下,晉軍在崤山下全殲了秦軍,取得一場大勝。凱旋而歸後,在嫡母文姜請求下,晉襄公礙不過情面,將俘獲的秦軍三帥放回了秦國。先軫得知此事後,大為惱怒:“將士艱苦鏖戰才擒獲戰俘,現在婦人一句話就把他們釋放回國,這樣下去,亡國將指日可待了!”說完,正在氣頭上的先軫當著晉襄公面吐了口唾沫!被先軫這麼一罵,晉襄公也自知做錯了事,馬上派陽處父去追趕秦國三帥,卻沒能追上。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因為這次君前無禮,先軫遭受了強大的輿論壓力。為此,在箕之戰中先軫解除盔甲、衝入敵軍陣營,主動去送死!

晉襄公與先軫這次小糾紛,就是少君與老臣子相處中常見的現象:老臣子勞苦功高,威望蓋過了新主,往往不自覺間就會露出些過分之舉。雖然先軫後來主動尋死,但這次君臣之間的小衝突,已經預示了晉國政壇的未來。

公元前621年,晉襄公去世,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太子晉靈公。因為晉靈公無法執政,晉國大權落入了正卿趙盾之手。

趙盾專政期間,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導致晉國政壇內亂不斷。所以晉襄公去世後,諸侯慢慢疏遠了晉國,晉國霸業第一次出現了衰微跡象。

此時,更加麻煩的事情又不期而至:隨著晉靈公逐漸長,他對趙盾的專權也愈發難以忍耐了。公元前607年,晉靈公多次試圖殺死趙盾,卻都沒能成功。見晉靈公已將兩人矛盾公開化,趙盾立刻與堂兄弟趙穿合謀,自己假裝逃亡,卻讓趙穿趁機攻殺了晉靈公!

晉靈公精心設下圈套都無法殺死趙盾,可趙穿卻能一舉而攻殺晉靈公,公室與卿族在實力上的強弱對比,已清晰可見。“作爰田”改革之後,公室將土地和民眾全部交由卿大夫管理,公室軍隊也是由各卿大夫轄區下的臣民構成。長此以往,晉國民眾對家主的忠誠,更勝過對國君的忠誠!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表面上,國君高高在上;實際上,國君不過是卿大夫們供奉在神壇上的玩偶。只要國君失去了卿士的效忠,他根本就無法在晉國立足。在經歷多次內鬥中的兼併重組後,卿族實力已超越了公室——國君還能憑什麼來管轄卿族?


更何況,這次趙盾弒君,還給卿族帶來了意外禮物。

回國後,晉成公為拉攏卿族,重設“公族”、“公行”、“餘子”之官:讓卿士嫡子作“公族”,其他嫡出之子作“公行”之官,庶子作“餘子”之官。這項政策,更是令卿士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作為正卿,趙盾是最大的獲益者:他將同父異母之弟趙括立為趙氏公族,自己則為旄車之族。到了邲之戰時,趙氏家族一人當上了卿士,三人做軍中大夫,佔了三軍將領的三分之一!不光是趙氏,晉厲公時期的郤氏家族更加強大:家族中三人為卿士,五人為軍中大夫,家族軍隊佔晉國軍隊的一半!

強大卿族層出不窮,嚴重威脅到公室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晉景公滅趙氏、晉厲公滅郤氏、晉平公滅欒氏的內亂。

但每次翦除強大卿族之後,公室都未能革除致使卿族異常強大的制度根因。所以每次消滅一個卿族,別的卿族就趁機崛起,填補其空白。

公元前514年,在下軍佐荀躒主持下,晉國公室滅了祁氏和羊舌氏之族。其後,正卿魏舒把兩家封邑分成十縣,賞給了十人:司馬彌牟、賈辛、司馬烏、魏戊、知徐吾、韓固、孟丙、樂霄、趙朝、僚安。

魏舒此舉,得到了孔夫子大力讚揚,稱他“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

但實際上,這份十人名單卻大有文章:司馬彌牟即士彌牟,與範氏同族;魏戊為魏舒家族中人;韓固是韓氏族人;知徐吾又是知氏族人。除中行氏之外,六大卿族中的五族都成了祁氏與羊舌氏滅族的直接受益者。

下宮之難趙氏被滅族後,晉景公一度將趙氏之田分給了祁奚;祁氏、羊舌氏被滅族後,魏舒卻把大半土地分給了六卿家族中人。這充分說明了公室與卿族主政的差異:卿族主政後,會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增強自身階層的實力,使得“強者愈強”,讓後來者再想與卿族平起平坐就變得難上加難了。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晉悼公之後,除了欒氏、韓氏、知氏、中行氏、趙氏、魏氏、範氏之外,程鄭是唯一的其他氏族卿士。

這充分證明,晉國卿族階層已高度固化了。


相比於晉國改革,楚武王縣制改革對楚國的影響一直較為正面。縣制改革之後,楚國公室實力不斷增強,使得楚國公室不像其他諸侯國一樣,被強大公族或卿族所邊緣化了。

然而,縣制改革在增強了楚國中央集權之時,卻誘發了其它的弊端。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公元前606年,楚國公室與若敖氏決裂,引發了楚國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一次內亂。憑藉公室的強大實力,楚莊王成功剿滅了若敖氏之族。

若敖氏之敗,固然是因鬥椒驕橫跋扈所致。可若敖氏一倒,楚國政局也在不經意中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早在楚武王時期,若敖氏的鬥伯比就當上了楚國令尹。楚成王之時,若敖氏平定了令尹子元之亂,因此而長期壟斷了楚國令尹之職。若敖氏壟斷令尹之位的時代,正是楚國快速發展的時代:雖然楚成王沒能當上東周霸主,卻在與中原霸主爭霸過程中,大大擴張了楚國領土;傳統中原大國如魯國、衛國、陳國、蔡國、曹國等等,紛紛投靠了楚國。楚國發展如此迅猛,若敖氏功不可沒。

若敖氏究竟有什麼獨到之密,能令楚國如此強大?

事實上,這並非若敖氏有什麼靈丹妙藥,而是當時政侷促進了楚國的發展。平定子元之亂後,首位擔任令尹的若敖氏族人就是子文。為緩解楚國之難,子文不惜自毀其家。楚國能在子元之亂後得到迅猛發展,子文貢獻巨大!

即便功勞如此巨大,子文竟然也曾“三舍令尹”(《國語·楚語下》)!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連子文都三次失去令尹之職,其他若敖氏之人就更難以獨霸此位了。楚成王時期,子玉當上令尹後,因城濮戰敗而自殺;其後子上繼任令尹,他又在泜(zhī)水之戰中吃了陽處父暗虧,被太子商臣誣陷通晉,被楚成王殺死!

子玉、子上之死,反映了楚國的苛政;但也證實若敖氏雖然壟斷了令尹之職,可一旦執政有失,楚王隨時可以追究其責。連子文都能三上三下,其他若敖氏族人有幾個敢不盡心為國?


然而,若敖氏倒下後,楚國政局就悄然發生了變化。

楚莊王去世後,年僅十歲的楚共王繼位。此後,按鄖縣縣尹鍾儀所言,“……太師、太保侍奉著他(指楚共王),早上向子重(楚令尹)請教,晚上向子反(楚司馬)請教”(《左傳·成公九年》)。子重、子反二人是楚莊王親兄弟,又身居要職,現在還擔任了楚共王的老師,位高而權重。

可正是這兩人,成了楚國由盛轉衰的罪魁禍首。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公元前594年,子重、子反二人因私怨滅了申公巫臣族人。為了復仇,巫臣親自出使吳國,將吳國扶植成了楚國最為致命的敵人。從此,東周爭霸格局徹底改變了。因為北有強敵晉國,東有吳國掣肘,楚國不得不長期兩面作戰,大大消耗了實力。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戰被晉軍擊敗後,楚國就徹底失去了霸業!

楚共王明知兩位叔叔是楚國霸業衰落的罪人,卻因為這種亦師亦長的關係,始終無法撤換他們。不但如此,此後四十餘年、直到楚康王執政前期,楚國令尹之職都是由“王子”所霸佔。即便在楚康王殺死子南後,任命了蒍子馮、屈建兩位非王子令尹,可楚康王一死,令尹之位又落入了王子圍的手中!

若敖氏倒下後,楚國政壇核心要職長期都由王族近親壟斷,說明其統治階層已出現了嚴重固化現象。


晉、楚二國之所以能在東周脫穎而出,就在於這二國率先進行了制度性改革,也最早享受了制度性改革的紅利,才得以發展成為“超級大國”。

可制度性改革雖然是這兩國騰飛的動力,但制度化也面臨著另一大弊端:誘發了統治者的惰性,長期不思變革、不思進取。正因如此,春秋中晚期後,即便是最早進行了制度性改革,晉、楚二國也出現了衰微的跡象。

晉、楚因制度性變革崛起,卻幾乎同時走向衰落,其中原因何在?

這種衰微跡象最為明顯的苗頭,就是其統治階層越來越固化。

楚國統治階層固化後,讓眾多外族外姓人才看不到希望,只能離開楚國,到別國去尋找機會。巫臣、范蠡、文種等人之所以主動逃離楚國,就是因為在楚國看不到發揮自身才能的希望。更何況,楚國政壇向來就有苛政傳統。統治階層固化後,對待下臣更是動輒得咎,讓許多楚人與楚國反目成仇:公元前585年的繞角之戰,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戰,公元前573年的彭城之戰,公元前506年的吳國滅楚之戰,其背後都有前楚人在替敵人出謀劃策。在春秋晚期時,人心渙散的楚國遭遇滅國之難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晉國卿族階層固化後,卿士們一方面拼命打壓其他氏族,另一方面以權謀私、卻無人再關心稱霸大業,讓晉國在頻繁的內鬥中逐漸走向了沒落!

楚、晉兩國在春秋中晚期的衰落,說明即便是進行了制度性變革,也不能保證國家就能一勞永逸、安枕無憂。任何制度變革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甚至變革本身就存在著某種弊端;當弊端顯現之時,如果不能及時再次變革,必將對國家長遠發展造成極大傷害。

如何來判定弊端已經顯現?

由晉、楚兩國曆史可知,一旦內部出現了階層固化的趨勢,就到了必須再次改革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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