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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楚辭”中最精美、最富有魅力的一部詩篇，《九歌》是除《離騷》之外，最能代表屈原文學藝術創作成就的作品。它不但拯救了悲憤中的屈原，更創造了一個源遠流長的香草美人的文學傳統。《九歌 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一句，從古至今，更是令無數人心神搖盪，感傷不已。

其實《九歌》的魅力何止於此！它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表現了上古時期人們對自然的敬畏，充滿了濃厚的宗教祭祀性質。據歷代文獻史料記載（例如王逸《楚辭章句》），楚辭《九歌》是在原始“九歌”基礎上，由屈原整理、加工創作而成。

那麼，原始“九歌”是什麼呢？從很多文化典籍甚至楚辭本身我們可以知道，早在屈原之前就存在著一種更為古老的“九歌”，即“原始九歌”。它原為上古虞夏之際，在沅湘民間流行的一種原始祭歌，主要用於祭神時演唱和表演，具有非常濃烈的民族特性和地方色彩，比中原的主流文化更富有原始意義。

如此可知，“原始九歌”年代久遠，神話色彩濃厚，不僅與中原文化，甚至與楚國的巫祭文化都相差巨大。此外，作為“楚之同姓”的屈原，不僅很有政治見解，而且文化水平之高完全和中原先進人物不相上下。

他為什麼會對一種原始土著祭歌發生興趣，進而創作出《九歌》呢？事實上，《九歌》是悲憤中的屈原與上古原始祭歌的一場完美邂逅！

第一、彼時的屈原正遭受放逐，其心態與巫術祭歌很容易產生共鳴;

眾所周知，屈原因為才高位尊，而遭群小嫉恨，被昏庸的楚王放逐到“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孤身飄零在沅湘之地，屈原自感身世不幸，但充溢在心中卻是對故國的思念和對朝廷政治的憂慮。彼時的屈原面對的不僅是與君王的隔絕，還有與自己熟悉的文化傳統的遠離。

首先，在一個風俗迥異的荒蠻之地，屈原不僅身體遭到了放逐，連精神也被流放了；對一個有著崇高精神信仰及文化水平的人來說，肉體上的痛苦尚可忍耐，但是精神上的苦悶和失意卻是難以忍受的。於是，他需要找一個宣洩的途徑，以抒解政治上的失意和內心的孤寂。

對屈原來說，創作文學作品無疑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對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曾說到:“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深得詩人之旨。因此，記錄改造“原始九歌”就成了進行文學創作的重要部分。

其次，屈原是一個想象力十分豐富的天才詩人；憑著自己的職業和激憤的情感，屈原的想象力十分豐富，很容易就突破理性與非理性以及不同文化的界限，從而進入斑嫻奇幻的土著祭歌的世界。這就為他整理改造原始祭歌創造了先天條件。從這一個方面來講，《九歌》在本質上是詩人想象力的產物。

再者，巫術祭歌和文學創作都是人們用來激發和宣洩情緒的一種外在方式；巫術祭歌除了被初民用以“控制”自然外，也是他們面對著自然世界的莫測和恐懼所採取的一種自慰形式。文學靠想象和創作來激發和宣洩情感，巫術活動靠儀式和參與來激發和宣洩情感，兩者極容易產生共鳴。

最後，想象就是連接巫術祭歌和文學創作之間關係的最好橋樑。因為極富想象力，再加上遭受放逐，屈原十分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種宣洩情緒的方式。文學創作無疑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因此，屈原自然就十分熱心於土著巫術祭歌的整理和加工，進而和“九歌”發生關係，最後創作出了《楚辭 九歌》。這就是因為詩人當時的心態與巫術祭歌有了共鳴。

第二，《九歌》中的祭祀描寫所表現出來的人神交接之艱難，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劇氣氛，與屈原懷才不遇遭受放逐的心態是相切合的;

作為一部具有濃烈原始祭歌色的詩篇，《九歌》中有大量祭祀情節的描寫，例如它的首篇《國殤》就是代表。除了祭祀情節的描寫，在《九歌》中充斥著一種人神交接的艱難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劇氣氛。而這些都是與屈原懷才不遇和遭受放逐的心態是相切合的：

首先，屈原雖遭受放逐，但心中時刻都沒有忘記故國，時時憂慮；據《史記》記載：屈原被放逐以後，“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他的政治成敗，與他和楚王的關係緊密相連。當“王甚任之”時，他就能在外交內政上大展才能，推行“美政”；而一旦“讒人間之”，遭懷王和襄王疏遠時，他的滿腔熱忱遂為泡影。

所以，在他看來，他和楚王的離合，就是他生命意義的所在。因此，深深縈繞屈原的，就是那種離而不返的被拋棄的悲哀。這一點，在“楚辭”的另一部偉大篇章《離騷》中要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突出。

其次，在《禮記·祭義》中，人們可以知道：任何巫術祭祀的目的，都在於人神之間的溝通，強調人對神的依賴和親近，使冥冥中的神靈感染到憐憫、感激、歡悅等情緒，從而答應人類的懸求。但無數次祭祀活動之後，人們依然不能掌握自然的規律，就會覺得人神交接是非常艱難，而越是艱難越是要苦苦追索的精神就通過巫術活動表現出來。

祭祀中，對那些高高在上、尤其是那些轉瞬即逝的陪祀諸神，人們的心情總是表現為狂熱的讚美和離別的惋惜。在戲劇性的原始宗教中，人神的交接常常被模擬為男女的相愛，這與人的日常生活體驗是相通的。而就在這些悽豔哀婉的愛情故事中，一種濃烈的悲劇氣氛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再者，《九歌》之中充滿了生離死別、相逢恨短的哀怨之情，也正是這種感情喚起了屈原的身世之感，使他產生了共鳴。例如:《九歌》中除《國殤》一篇屬招魂類外，《東皇太一》、《雲君》、《大司命》、《少司命》和《東君》五篇是祭祀天神的，《湘君》《湘夫人》、《河伯》和《山鬼》四篇是祭祀地祗的。

這兩類祭歌在祭祀態度上稍見莊嚴和輕肆之別，都是通過模擬戀愛過程來完成祭祀儀式。例如：如《東君》：“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位，美愈思兮愁人。”溫柔敦厚之中仍掩蓋不了戀愛的痕跡。再如《少司命》，表白暖昧之情的就更為明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餘兮目成。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在祭祀地祗的四篇祭歌中，全篇都在描寫著動人而哀怨的愛情故事，人神雙方都陷入愛情的遊渦，一發而不可收。《湘君》：“橫流涕兮潺愛，隱思君兮陫側。”《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山鬼》：“風諷諷兮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這些“人神戀愛”的大量鋪陳，就像一首首纏綿的愛情詩。而且，這些愛情詩裡無不透露出一種十分孤寂的悲劇情調，無論是對天神還是對地祗，都是如此。在《雲中君》中，歌者悲嘆：“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交接恨短；而《大司命》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以及《河伯》中的“送美人兮南浦”更是充滿哀怨之情和孤獨之感，使人為之淚下。

最後，這些儀式一方面表現了人神交接的艱難，一方面又於困頓無望中仍執著地追求，使得悲劇氣氛更加濃烈、感人。先民們面強地發洩著這種生別死離的傷感，藉以贏得神靈的同情，實現祭祀的目的。

同時，也使他們在充滿神秘、恐怖的生活中，滿足心理上宣洩、鬆弛的需要。人在大哭一場後，往往會覺得輕鬆，正於此理相同。而且，正是這一離別的悲劇和孜孜不懈的追求精神，契合了屈原的身世和心理，導致了他對巫術祭歌的認同。

第三，在原始祭祀文化中，巫者是一種非常神聖的事業，具有極其光輝燦爛的形象，這與屈原的自我形象是相互映照的；

在現代社會，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很多人已經不再有什麼鬼神先怪之類的看法，更不需要通過祭祀等活動來探索自然。然而，在古代社會，尤其是上古時代，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在天災面前，在很多難以理解的自然現象面前，祭祀是先民們認識自然並試圖征服自然的一種重要途徑。即使是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歷史時期，祭祀也是一項重要的國家活動。而在祭祀儀式中擔任重要職責的人，例如巫師，身份都是十分尊貴的。這與屈原創作《九歌》有莫大的關係：

首先，屈原在楚國任三閭大夫和左徒。而這兩個官職都與宗教祭祀有很大的關係。例如：屈原《離騷》中一再提到“彭咸”，“從彭咸之所居”。它是什麼呢？彭和鹹是楚地巫祭化中的大巫，《山海經·大荒西經》、《淮南子·地形訓》中都記錄了彭為靈山十巫之一。

而由《海外西經》記載：“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可知鹹亦是巫。“從彭咸之所居”，也就是撇開政治活動，投身於巫術宗教中去。這雖然是文學語言，但也說明了在屈原的意識裡，巫術宗教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巫者的形象是非常神聖的。

所以，當屈原來到“南郢之邑”這個蠻荒的文化原始叢林之地，內心苦悶，孤獨飄零，憑著職業的敏感，自然要對當地巫術發生興趣。是對冥冥之中的神靈的共同信念，把他和當地巫術聯繫在了一起。

其次，從《九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表演中的巫覡除了因其情感真摯使其顯得虔誠外，他（她）們還刻意修飾自己的服飾、車乘，使自己顯得聖潔。最能表現這一點的，是大量香草的運用。如《東皇太一》中靈巫“盍將把兮瓊芳”；祭祀雲中君時，她們“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此外，湘神的“飛龍”和水中之堂室，也都是百草繚繞，芳香四溢；《少司命》中的秋蘭、糜蕪、荷衣、薰帶；河伯“乘水車兮荷蓋”，還有“披薛荔兮帶女羅”的山鬼等等。在《九歌》所有的篇章中，無論神還是巫，都在百草的輝映下，顯得高尚而聖潔。尤其是在苦苦的追求之中，他（她）們這份聖潔便更加光彩照人。於是，品性高潔的屈原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內心的自我。

再者，在所有的楚辭作品中，屈原不僅很有才華，而且品格高尚。他具有極強的治國才能，憑著這些才能，“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此外，他忠貞不載貳，即使遭受放逐，依然心懷君王和故國，“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

最後，屈原對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才華和精神信仰是充滿自信的。而且越是遭到不幸，他越是堅信自己的品質，越是堅定為國捐軀的決心。但同時，也越為自己的不遇而悲憤不已。當他看到那些聖潔的靈巫和自己一樣也遭受到交接艱難的感情折磨時，他彷彿從他（她）們身上看到了自己。

因此，他在《離騷》中唱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籬與辟芷兮，幼秋蘭以為佩。”他“朝搴木蘭”、“夕攬宿莽”，他“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木根以結茝兮，貫薛荔之落蕊……”，等等，這一切都是要表明自己“昭質未虧”，“冀幸君之一悟”。從這一點來看，屈原和那些靈巫有著很多的相同之處，自然能產生共鳴。

第四，結語：《九歌》即是一首具有濃厚祭祀色彩的巫歌，又是一劑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

我們知道，巫術祭祀對初民的意義就在於通過某種象徵活動，達到心理上對自然的控制。因為他們相信，在人和自然之間存在著交互感應的關係。彼時的屈原身遭放逐，精神無比痛苦，他接受“原始九歌”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當他與“原始九歌”偶然邂逅，他就對其產生巨大興趣。而當他開始創作《九歌》之時，他就成了那些大喜大悲的靈巫中的一員。在《九歌》中，他不但盡情地發洩了自己的怨憤之情，還從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精神安慰。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九歌》即是一首具有濃厚祭祀色彩的巫歌，同時又是一劑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在一支支的巫歌中，屈原與神靈進行交接，向神靈訴說著自己心中的悲憤。隨著巫歌一支支地表演下去，屈原也在這種情緒的感染下得到了精神上的一種安慰和寄託。

也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一個秉有先進文化的逐臣和土著祭歌聯繫在一起了。通過屈原的記錄、刪改，並以自己的經歷加以充實，這些祭歌變得更加富於時代色彩，更貼近現代人的心靈，也更易為人接受了。

因此，《九歌》的創作是身處悲憤中的屈原與原始祭歌的一次完美邂逅，補償了屈原在現實中的失敗，使他的心靈得到了暫時的平衡

。它不但給了遭到放逐的屈原以強大的精神力量，還以同樣的精神魅力庇護了一代又一代的落魄文人，使他們在汙濁的政治環境下，得以保持自身品性的高潔，為後人留下許多動人而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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