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道路的蘇俄色彩

本刊記者/陳曉萍 劉遠航

莫斯科紅場往北，沿著特維爾大街走大約一公里，便是普希金廣場。

沙俄時期，特維爾大街是連接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重要通道，對於中國人來說，蘇聯時期的特維爾大街有一個更為親切的名字：高爾基大街。如今，這裡發展成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攢動的人流中，總能看到一批批中國遊客的面孔。沒有一個國家像俄羅斯這樣，賦予了中國人如此多的精神記憶，在新中國70年的歷史中留下了濃烈的色彩，經由幾代中國人青春歲月的沉澱，成為一種永恆。

2019年6月6日，普希金誕辰220週年。人們自發地聚集在普希金廣場，參加一場詩歌的派對。這位俄羅斯文學之父也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和蘇俄時期的文學作品一起，成為國人不可磨滅的青春記憶的一部分。

前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了中俄建交70週年紀念大會，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出席了這場活動。當天，兩國元首簽署了兩項聲明，宣佈發展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賦予雙邊關係新的定位和內涵。

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劉文飛也來到了莫斯科，參與經由兩國媒體發起的“中俄互評人文交流領域十大傑出人物”的活動，劉文飛是中方入選的十位傑出人物之一。前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也在10人名單裡。

不同代際的入選者經歷了中俄兩國政治關係的起伏，經歷了文學的冷熱，彼此的命運偶爾交織，又常常被時代所改變。

“一般人會說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影響減弱了，但我覺得最近十年有了很大的變化，50年代的那種歷史語境已經成為過去，文學的接受終於迴歸到文學的軌道上。”劉文飛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聯盟與熱潮

1984年王蒙第一次訪問蘇聯，二十年後，王蒙故地重遊時，蘇聯已經成了俄羅斯。

俄羅斯漢學家謝爾蓋·託羅普採夫準確地把握了一箇中國作家面對“蘇聯”的感受：“他兩次訪問的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看過他寫蘇聯與俄羅斯的文章後，我明白了——實際上他訪問的不是蘇聯，也不是俄羅斯，他訪問了第三個地方——就是他本人的青年，他的愛情，他的‘桃源’。”

上個世紀40年代，王蒙的文學書單裡就出現了蘇聯小說。中學時期的王蒙，在中共地下黨員學長的幫忙下，開始了革命與文學的啟蒙閱讀。

至今，王蒙說話的風格依然是不時插一句“我親愛的朋友們”，這是年輕時閱讀《青年近衛軍》學來的。寫《青春萬歲》的時候，王蒙又一遍遍地讀這本蘇聯小說。

在王蒙的蘇聯文學清單中，曹靖華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曹是中國的翻譯先驅，新中國俄羅斯文學與語言教育的奠基人。

上世紀20年代，曹靖華在蘇聯東方大學學成後回國，參加魯迅主持的未名社。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後，再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格勒東方語言學校任教，30年代回國後，一直從事蘇聯文學的翻譯工作。他重要的譯作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這個由曹靖華翻譯、瞿秋白代譯序言、魯迅編校並自費印刷的《鐵流》，在1931年出版。這個版本僅印了1000冊，但輾轉流往了中共的解放區，據回憶者言，這本蘇聯小說對參加工農紅軍長征的幹部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51年，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16人應邀訪問蘇聯。馮雪峰任團長，曹靖華和陳荒煤任副團長。馮雪峰曾經參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併成為30年代左翼文藝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此時馮雪峰的行政職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作家陳荒煤，後來官至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務，對中國電影有著重要的影響。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蘇聯，是兩國文學界交往的一件大事。當時中國作家的組織機構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簡稱全國文協），1953年才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簡稱中國作協）。但無論是全國文協還是中國作協，其組織方式、機構設置及黨組負責的權力結構，都是參照“蘇聯經驗”設立的，作協不僅是一個由作家組成的“群眾性專業團體”，也是一個正部級單位，是一個由國家財政支持的全國各地分層結構的機構。據參與中國作協籌備工作的作協前秘書長張僖回憶說，在蘇聯對新中國政治、經濟、思想的全面影響下，“一切都學蘇聯。”

此時已是新中國成立第二個年頭，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已簽訂了一年，條約有效期為30年。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蘇關係進入了“蜜月期”。

其實條約的簽訂並不順暢。為簽訂此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蘇聯已經待了61天。新條約是針對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大連的協定做出更改後的重新簽訂。當時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向中方承認1945年簽訂的條約對中國不平等，但斯大林在條約的修改重新簽訂問題上反反覆覆，直到毛澤東長達兩個月的訪問行程過半之後，才允許中國政府派出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抵達莫斯科，著手進行新條約的具體細節談判。

政府間的博弈是不可能傳遞到民間的，整個50年代，蘇聯就是中國的榜樣。在中國，人們如此地嚮往蘇聯，模仿蘇聯，從機構建制、教育體系到文學藝術，甚至人們的髮型服飾，無不深深地打上了蘇聯的烙印，以至在中國的大地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第二次文代會

1953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改組全國文協。

同樣都是依照蘇聯建制成立的文學管理機構，全國文協為什麼會在四年後改組成為中國作協呢？這是因為第一次文代會形成的文藝體制有一個不足之處，就是作為文藝事業重頭戲的文學，其功能和地位沒有被凸顯出來，這反映出當時對文藝管理的認識不夠深入。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在北平召開。這就是第一次文代會。大會帶來的組織成果是，全國文聯和各專業協會的建立。共有六個專業協會：文協、劇協、影協、音協、美協和舞協。新中國尚未宣告成立，就先開文代會，足以說明文藝的重要性及中共對及早建立文藝體制的需要。但當時的文聯多少帶有統戰的意味，這對它的工作性質不能不有所削弱。

開始的時候，主持第二次文代會籌備工作的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同時又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他提出的方案是取消文聯，讓各協會獨立成為專門的協會。他的方案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有一個文聯，一年一度讓那些年紀大有貢獻的文藝家們坐在主席臺上，享受一點榮譽，礙你什麼事了？文聯虛就虛點嘛！”

因為不滿意胡喬木的機構改組方案，毛澤東打電報把在鄉下參加土改工作的周揚召回來，讓周揚來主持文代會的籌備工作。因此，原定由胡喬木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報告，也改成了由周揚來作這個報告。

周揚沒有接受胡喬木、馮雪峰起草的報告稿，而是另組班子重新撰寫。周揚的報告題目為《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鬥》，文章後來收入了上個世紀80年代出版的《周揚文集》。這次文代會後，馮雪峰把自己為大會起草的報告發表於他主編的《文藝報》上，這篇文章同樣也被收入同一時期出版的《雪峰文集》，題目為《關於創作和批評》。

會議最終的結果是，文聯得以保留，其他協會也沒有獨立，只有文協從文聯所屬的協會，變成獨立的行政單位，級別上與文聯平行，同列正部級，並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

這是共和國文藝體制的一個重大進展，共和國文學因此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生產方式。

兩次文代會，周揚都在大會上作了報告。

周揚同時兼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長，是中共在文藝界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是文藝理論家及文學翻譯家。周揚的譯作有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著作《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係》等。

第二次文代會召開之際，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工作也在加速進行著。中共成功地將持觀望態度的中間路線人士改造成新政權的支持者，只有為數不多的作家仍然遠離政治或不寫與黨相關的題材。

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文藝作品是應當表現黨的政策的……在藝術作品中表現政策，最根本的就是表現黨和人民血肉相連的關係以及黨對群眾的領導，表現人民中先進和落後理論的鬥爭，表現共產黨員作為先鋒的模範作用……”

周揚在講話中提到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巨大成就，認為這是中國作家學習的最好榜樣。周揚從不諱言自己對蘇聯文學及文藝理論的偏愛，他向中國作家推薦蘇聯文學和文學理論並不是在空談，而是要中國作家在實踐中向蘇聯文學看齊。

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文藝全盤蘇化，就連文學為政治服務這一文藝政策，也與蘇聯文藝理論政策有著精神譜系上的相承關係。

整個50年代，被譯介到中國的俄蘇文學作品數量驚人，其總量大大超過前半個世紀譯介數的總和。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國共譯出俄蘇文學作品達3526種，這還不包括報刊上所載的作品，印數達8200萬冊，佔同期全部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種數的三分之二和印數的四分之三，而引進中國的俄蘇文學作品中，九成以上都是蘇聯時期出版的作家的作品，被介紹過來的蘇聯作家不下100位。

這一時期，高爾基作品的翻譯雄踞蘇聯文學翻譯的榜首，各種版本的出版總數達百餘種，大體與20世紀上半期高爾基作品的出版種數相當。

“50年代，蘇聯文學變成了本國文學，等於是蘇聯文學和中國文學合起來，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文學。我們父輩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不覺得是外國文學。”劉文飛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以蘇為首 以俄為師

1951年是藍英年的高考年。本來他的目標是北大中文系，但團支部書記給他做工作，說現在都在學習蘇聯，國家需要俄語人才，你又有語言基礎，學這個有出路。學生時期的藍英年和許多同齡的年輕人一樣，思想單純，就將志願改成了中國人民大學，成為俄文系的一名大學生。

高等教育的院系設置是服務於國家建設需要的。當年俄語在中國是第一大外語語種，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俄文是一個獨立的系，而不是依附於外語系下的一個專業。

入學不久，藍英年讀到了丁玲寫的訪蘇遊記《蘇聯人》。丁玲筆下的蘇聯人民完美無缺，丁玲感嘆，覺得自己遇到的蘇聯人跟那些小說裡的形象很像。“我在蘇聯，從來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外國人。”她在紅場參加閱兵，覺得自己是個“不會說蘇聯話的莫斯科人”。

生於1933年的藍英年，比王蒙年長一歲。12歲的時候藍英年隨父親藍公武前往晉察冀解放區生活。藍公武曾經師從梁啟超，與張君勱、黃遠庸合辦《少年中國週報》，被稱為“中國三少年”。1945年，藍公武以民主人士身份前往解放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57年病逝於北京。

藍英年少年時期的文學書單上，有《虹》《日日夜夜》《團的兒子》《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恐懼與無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蘇聯文學作品。王蒙在其自傳中提及自己的少年閱讀書單，也有這幾本書。

但真正讓藍英年對蘇聯文學一往情深的，是高中時期迷上的果戈裡和屠格涅夫——《死魂靈》 《密爾格拉得》 《巡按使及其他》 《父與子》 《羅亭》 《貴族之家》 《前夜》《煙》和《處女地》等作品。這些俄蘇時期的文學作品，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已經開始有中譯本公開出版，無論是在共產黨的根據地，還是在國民黨的統治區都有讀者。果戈裡的《死魂靈》最早的中譯者是魯迅，根據日文和德文譯本翻譯而來，魯迅筆下的“死魂靈”中文書名，雖然在翻譯界有所爭議，但一直沿用下來。

在人大讀了丁玲的散文，藍英年更加嚮往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了，對“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堅信不疑。

1960年，在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已經出現裂痕的情況下，為慶祝中蘇友好條約簽訂10週年，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出版了文集《蘇聯文學是中國人民的良師益友》。這本印數為73000冊的文集，由茅盾撰寫卷首語，內中仍充滿對蘇聯文學的褒揚之詞。

當時給他們上課的都是蘇聯專家，因為每個小班都有一兩個調幹生，進度極慢，藍英年很無奈，一個禮拜的課程他一天就能學完。調幹生不理解“睡覺”是動詞，問老師“睡覺不是不動嗎，怎麼是動詞呢？”於是，課堂上藍英年乾脆自己看課外書。蘇聯老師發現後，問他看什麼書，他說屠格涅夫的《前夜》，老師很吃驚，問他書中的內容，他都能回答得上來，此後老師不再管他上課看課外書的事了。

藍英年印象很深的是，蘇聯老師多是寡婦，平時說話很警惕。藍英年跟她們一起去國際書店買書，一個平常的問題會引起她們驚恐的反應。那時候，藍英年還不懂此中的原因。

平時文學史課教的主要是蘇聯時期的主流作家，比如說高爾基、法捷耶夫，還有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等等。“當時都是歌頌蘇聯，反對美帝，電影裡也是。一邊倒，講課除了蘇聯的，別的都不講了。有四門政治課，必須跟蘇聯一樣，中國革命史，聯共黨史，還有政治經濟學和哲學。”藍英年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不過，藍英年自己最喜歡的是果戈裡，一位具有反思和批判意識的俄羅斯作家，其作品揭露了人性的另一面。幾十年後，當蘇聯已經不復存在的時候，藍英年去俄羅斯的次數多了，接觸的俄羅斯人多了之後，才發現俄羅斯人並不像丁玲寫的那樣完美，倒是更像果戈理筆下的人物。

1953年，斯大林逝世。

訃告在教室內外循環播放，藍英年和班上的學生痛哭流涕，儘管他們對這位蘇聯的政治領袖並沒有多少了解。黨支部藉著機會發展黨員，藍英年和其他人忙著遞申請書。同學們推選藍英年作為代表，對蘇聯教師表示慰問。不過，對方的反應非常冷淡，這讓藍英年覺得很意外。

兩年後的7月，中國人民大學俄文系併入北京俄語學院。北京俄語學院的前身是成立於1949年10月的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歸屬於中共中央編譯局管理。1952年，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內成立留蘇預備部，為留學蘇聯的學生提供出國前的強化培訓。

在將人大俄文系併入之前的一個月，經高教部呈請國務院批准，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改為北京俄語學院，一年後，又將北京大學波蘭語、捷克語班併入進來，成立波捷語系。

“以蘇為首、以俄為師”的氛圍一直貫穿著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個十年，新中國的建設需要大量的俄語人才。

人大俄文系併入北京俄語學院時，正好是藍英年畢業之際，他留在俄語學院從事教學工作。

也是這一年，翻譯家孫越的母親從北京大學俄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氣象局，擔任蘇聯專家的翻譯。但在孫越的記憶裡，從沒有聽母親講過俄語，“蘇聯”兩個字是家裡的禁忌詞語，倒是家裡儲藏間整整一木箱的蘇聯原版書陪伴他走過了童年最美好的時刻。這是後話了。

“解凍”與“春天”

回到1954年5月，蘇聯文壇發生了一件載入史冊的事件，這就是《解凍》的出版。

蘇聯猶太文學家、新聞記者伊利亞·愛倫堡在《旗》雜誌上發表了中篇小說《解凍》，作家試圖通過小說反映斯大林去世後一段時間蘇聯社會發生的種種變化。

《解凍》成了蘇聯“解凍”的源頭——人們把斯大林逝世之後一直到60年代這一時期蘇聯文學的復甦和變化稱為文學的“解凍”。

帕斯捷爾納克事件是“解凍”時期一件里程碑的事件。時代的發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發展過程，歷史的長河中，拐點總是不經意之間出現，留給後人去勾連。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對中蘇兩國震動很大，階級鬥爭的弦又一次繃緊。表現在文學上，就是重提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這一背景下，蘇聯作家、詩人和翻譯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創作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就難逃厄運了。

1956年，作家完成了《日瓦戈醫生》的創作，他自知小說難以在蘇聯出版，把小說手稿通過一位在莫斯科電臺工作的意大利共產黨員帶到意大利，小說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引起轟動，1958年作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64年，下臺後的赫魯曉夫讀到了《日瓦戈醫生》。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不該禁這本書。我當時應該自己讀一下，這本書裡沒什麼反蘇維埃的東西。”赫魯曉夫所讀版本也是從國外流傳回去的，《日瓦戈醫生》在蘇聯正式出版是1988年了。

《日瓦戈醫生》成為冷戰時期一個事件。據說捲入其中的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說中情局資助了《日瓦戈醫生》的出版和發行，並推動了作者獲得諾獎。其實帕斯捷爾納克已是蘇聯詩壇享有盛譽的詩人，在1946年至1950年間每年都獲得諾獎提名，《日瓦戈醫生》出版之後引起的轟動，無疑大大增加了他獲獎的機會。瑞典方面在授獎聲明中沒有提《日瓦戈醫生》，而是採用了“俄羅斯偉大的敘事傳統”的字樣。

60年前的歷史風波歸於徹底的平靜，如今，帕斯捷爾納克故居靜靜地坐落在一片樹林間。那雙靴子還放在門口，主人的外套和帽子安靜地搭在衣帽架上，像是剛剛出了一趟遠門。6月的一個晴熱的上午，《中國新聞週刊》造訪了位於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別列金諾，帕斯捷爾納克的故居就位於其中。在這裡，作家寫下《日瓦戈醫生》，翻譯了歌德的《浮士德》，寫詩。也是在這裡，他聽到朋友捎來的消息，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然而，迫於當時來自蘇聯官方的巨大壓力，他不得不選擇拒絕領獎。

由《日瓦戈醫生》的出版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無可抗拒地踐踏了帕斯捷爾納克的自尊心，也扼殺了他的創作力。身心交瘁的作家在獲得諾獎兩年後，孤獨地在這所別墅中去世。

在帕斯捷爾納克故居不遠的地方，沿著渺無人跡的小路，我們終於在一排排碑石中間發現了作家的墓地。在墓碑的上方鐫有一幅帕斯捷爾納克的頭部側面像，看上去影像已經不再清晰。

對待蘇聯發生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評和文化界“解凍”的自由思潮，中國是十分謹慎的。1956年第11期《文藝報》刊登了一幅漫畫《“批評家”的遊戲》，漫畫表現的是一位批評家沒有具體分析一部作品，而是靠旁徵博引別林斯基、高爾基、魯迅、列寧、日丹諾夫和馬克思來炫耀自己的學識。

但無論如何，蘇聯這一時期相對自由的思潮及一些另類的文學作品，還是被譯介到中國來，受此鼓舞，王蒙交出了自己的答卷——《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這部短篇小說，發表於1956年《人民文學》9月號。青年林震初涉江湖，來到組織部工作，遇到形形色色的幹部和官員，理想和體制產生了碰撞。

1956年是溫情的一年。

這年年初，在中南海懷仁堂，中央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強調“革命需要吸收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吸收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後培養出來的“知識界的新生力量”，“使他們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出版後，很快惹了麻煩，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多。到了1957年2月，《文匯報》發表長文，將批評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王蒙只好給周揚寫信，在中宣部見到了這位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周揚向王蒙轉述，毛主席也看了這篇小說，不贊成完全否定的觀點，要對王蒙有保護性的批評。

王蒙涉險過關。

禁忌與暗流

藍英年沒能留在北京，他被調到山東大學外語系。到了山大不久，就“光榮”地下放到青島李村鎮勞動鍛鍊去了。

195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勞動間歇，藍英年正在山坡上休息，接過公社郵遞員送來報紙。當天報紙的第三版刊登了蘇聯作家協會開除帕斯捷爾納克會籍的報道，原因是他寫了部反動小說《日瓦戈醫生》。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故居以及貼在窗戶上的詩句。攝影/李行

此前在人大讀書期間，藍英年從來沒有聽講述俄蘇文學史的蘇聯專家提到過帕斯捷爾納克。藍英年好奇帕斯捷爾納克是誰，更好奇《日瓦戈醫生》是本什麼書，為何蘇聯對該書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大興撻伐。

藍英年給在紐約的叔叔寫信，請他給自己寄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來。

大躍進年代，一箇中國教師為什麼敢給身在美國紐約的叔叔寫信，並請他給寄一本在蘇聯受到嚴厲批判的小說？書能寄到嗎？

藍英年的叔叔是上個世紀20年代赴法留學，後滯留法國。1947年考入聯合國秘書處擔任法語譯員。叔叔不問政治，與國共兩黨素無瓜葛。1949年叔叔回國探望長兄時，某機關請他寄科技書。書寄到藍英年名下，藍英年收到後給他們打電話來取書。

就此便利，藍英年才敢在那個年代讓叔叔給寄一本禁書。叔叔收到藍英年的請求，便在一堆科技書裡夾了一本美國密歇根大學出版的俄文版《日瓦戈醫生》。

就這樣，俄文版《日瓦戈醫生》來到藍英年手上。封面那烈火焚燒一棵果實累累的蘋果樹，讓他印象深刻。但當時翻閱的時候，覺得難懂，便放下了。不久，中國也緊隨蘇聯開始批判《日瓦戈醫生》。隨後在“文革”中，《日瓦戈醫生》讓藍英年惴惴不安，又怕紅衛兵抄家，但又實在捨不得燒掉，至於那套珍貴的19世紀俄文版的《果戈理選集》，抄就抄了吧，雖心疼，但不至於惹麻煩。

藍英年和妻子商量，決定把《日瓦戈醫生》封皮撕了，夾在俄文版的馬列書籍當中，擺在最顯眼的地方。因為藍英年推斷，紅衛兵肯定沒聽說過這本書。就這樣，《日瓦戈醫生》躲過了紅衛兵數次的搜查，保存了下來。

1959年2月，根據中央決定，北京外國語學院與北京俄語學院合併為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設有六個系八個專業和一個留蘇預備部。

1960年7月，蘇聯政府決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華專家，停止供應中國急需的若干重要設備，停止向中國提供貸款。至此，中蘇兩黨關係開始惡化。9月中國把留蘇預備部撤銷。

從新中國1949年成立到蘇聯1991年解體，中蘇關係歷經42年零86天。錢其琛外長曾把這段歷史概括為“四個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論戰、十年對抗、十年對話。

對應十年論戰和十年對抗的兩國關係，中蘇文學關係也進入了長達20年的疏遠、對立，乃至嚴重冰封的時期。1962年以後，中國大陸不再公開出版任何蘇聯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後，所有的俄蘇文學作品均從中國的一切公開出版物中消失。

隨著公開出版物的消失，俄蘇文學從大眾閱讀的公共生活中退場。但又因為黃皮書的出現，閱讀不但沒有停止，反而以最為本質的私人閱讀方式，頑強地存在於民間。

除了黃皮書，還有灰皮書，都是內部出版物，其出版計劃始於1960年，是為了配合國內國際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也就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鬥爭的需要。

這類書裝幀設計簡單，封面只有書名、作者名，都印上“供批判用”“供內部參考”“內部發行”等字樣，黃色封皮為文藝書，灰色封皮為政治書。

灰皮書在發行時會嚴格許多，分甲、乙、丙三個等級，分別對應紅、黃、藍三種級別的內部購書證。控制最嚴格的是甲類，就是被視為蘇聯“人民公敵”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甲類必須編號發行，只有部級以上高官才能購買。“第二國際”領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屬於乙類，奧地利的鮑威爾、法國的米勒蘭等人的著作則屬於丙類。乙、丙類不編號，只是嚴格控制發行。

黃皮書有兩種開本，小說和詩歌一般為小32開，理論為大32開。每種印數也就幾百冊，有的書中還夾著一張長一寸、寬二寸的小字條：“本書為內部資料，供文藝界同志參考，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黃皮書針對司局級以上幹部和著名作家，也是憑證購書。

60年代負責黃皮書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編輯秦順新記得，啟動黃皮書工作的時候，有關領導說：“我們對歐美文學的瞭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對蘇聯東歐的瞭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國文學參考材料，這個精神是向出版社傳達了。

所以，列入“黃皮書”系列的除了蘇聯文學作品外，還有其他國家的幾本書，數量不多：美國的《在路上》（1962）和《麥田裡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費魯米娜馬爾土拉諾》（1964）、英國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亞的《暴風雨過後的痕跡》（1965）、瑞士的《老婦還鄉》（1965），還有一本法國文藝理論家的集子《勒菲弗爾文藝論文選》 （1965）。

文學的蹤跡並沒有斷絕，它繞道前行，尋找它的讀者，讓閱讀者看到了更多的真相和現實。“實際上，下鄉的知青都看這個，但不是批判，而是吸收。”藍英年對《中國新聞週刊》說。60年代初，藍英年調到了位於天津的河北大學，教俄語課。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下，學俄語的越來越少。

“文革”將要結束的時候，藍英年也接到了翻譯的任務——尤里· 特里豐諾夫的小說《濱河街公寓》。藍英年在人大讀書的時候讀過作者的處女作《大學生》，這是一部概念化的作品，50年代一度在中國風靡。後來，特里豐諾夫的寫作經歷了轉變，有了人道主義的反思，對自己早年的作品不屑一顧。

翻譯到一半，正好趕上唐山大地震，藍英年就搬個凳子在院子裡繼續翻。這個譯本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也以“供內部參考”的方式出版，趕上了黃皮書出版的尾聲。

文學的溫度

1978年的“五一”勞動節，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正式重印發行。當天，早已經得到消息的人們，在王府井新華書店等北京各家新華書店開門前數小時，排上了長隊等待購書，據說有的新華書店很快被搶購一空，只能趕緊臨時調書。

長期的堵塞終於決口，大量的外國作品湧入中國，其中俄蘇文學依然佔據著三分之一的比例。

“當時蘇聯文學和歐美文學是尖銳對立的，但那時候，我們讀外國文學，是不分蘇聯還是美國的，都是西方，都是外面的世界。”劉文飛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恢復高考後，劉文飛進入了大學學習。一心想報新聞系的他，被安徽師範大學外語系俄語專業錄取。後來，劉文飛又考入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讀研究生，師從於俄語翻譯家高莽，從此也走上了文學翻譯的道路。兩個人年齡相隔三十年，高莽沒上過大學，也沒受過系統的訓練，他經常寫散文，藉此訓練自己的漢語寫作，目的還是翻譯。這讓劉文飛很受觸動。

孫越也參加了高考。學俄語的母親再三叮囑孫越選擇英語專業，孫越報考了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入校後卻被調劑去了俄語專業。在學校，孫越成為了翻譯家石枕川的弟子，接受著正統的文學翻譯訓練。

從學校畢業後，孫越被分配到中蘇朝三國交界的琿春，在一個兩千多米的山上成為了一名正排級邊防軍人。

此時是1983年。一年前，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向中方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得到鄧小平的回應，但因為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克里姆林宮三易其主，使得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政治磋商成了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

戰爭的危險並沒有徹底消除，蘇聯依然是最大的假想敵。孫越白天搞雷達，跟戰友一起蓋房子，除草，修豬圈，晚上一個人在機房裡偷著做翻譯，那是他到琿春來的時候導師送的一本蘇聯作家作品選。

1983年，藍英年開始翻譯《日瓦戈醫生》。

說起此事，還有些偶然。藍英年當時已經在北京師範大學蘇聯文學研究所擔任教授，也是《蘇聯文學》雜誌的編委，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們很熟，偶爾去坐坐，喝杯茶。有一次聊天說到《日瓦戈醫生》。一個編輯說這本書沒有俄文版，藍英年說自己就有一本。編輯很驚訝，提議讓藍英年翻譯出來。藍英年沒有把握，又請來張秉衡一起合譯。

不久，開始了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藍英年有點擔心，編輯不說停止，也沒說繼續。藍英年有些鬆懈，時譯時停。

藍英年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1982年12月由群眾出版社出版的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古拉格群島》，還是以內部出版物的名義才得以出版，這也是搭的黃皮書的車。

當時群眾出版社社長叫於浩成，這個出版社是直屬於公安部的國家級出版社。於浩成也是中國著名的法學家。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報告給他很大的震動，於是開始研究蘇聯問題，在“文革”末期就動了翻譯《古拉格群島》的念頭。後來獲得胡喬木支持，表示可以“編號發行”，這相當於灰皮書控制最嚴格的甲類書籍的出版了。

於浩成請自己的大學同學田大畏翻譯此書，田大畏又邀請陳漢章和錢誠共同翻譯。田大畏是中國著名戲劇家、《國歌》作者田漢的長子，長期從事蘇聯文學研究。

1986年下半年的一天，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帶著三名編輯到藍英年家裡，在掛曆上打了個鉤，限定了交稿日期，兩位翻譯便像上了發條似的幹起來。

最終，《日瓦戈醫生》1987年1月下印，首印10萬冊，每本定價3.3元。

1989年5月，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這次訪問是自1959年以來蘇聯最高領導人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會晤，宣佈中蘇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

9月，藍英年應邀來到了蘇聯，前往遠東大學教授漢語。

藍英年在符拉迪沃斯託克待了兩年，見證了蘇聯的解體。在這裡，他接觸了當地不同階層的人，大家過得都很苦，物質生活匱乏。藍英年覺得，這些人更像是果戈裡筆下描寫的人物。

“像《死魂靈》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我去蘇聯的時候，感覺這樣的人物好像還健在，不事生產。這就是果戈裡偉大的地方，他筆下的人物今天還活著。”藍英年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80年代的蘇聯已經開始了對過去時期的反思。那段時間，中俄邊境貿易處於“蜜月期”，很多中國人來到位於遠東地區的符拉迪沃斯託克做生意。

藍英年喜歡在不上課的時候，泡在沒有暖氣的圖書館裡，看過去的歷史資料和書信日記。當時蘇聯物資匱乏，副食店裡常常空空如也。藍英年跟做生意的中國人有來往，經常把別人送的海產品送給圖書館的管理員們，這給他查閱資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94年秋天，藍英年又一次到符拉迪沃斯託克講學。蘇聯已經解體，陸續有大量的歷史檔案公開。藉由講學之便，藍英年在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圖書館、公開的檔案中尋找歷史的真相。

同一年，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流亡生活。

此時，孫越已經來到了俄羅斯，這位俄語翻譯在俄羅斯做過各種營生，但念念不忘文學，一直沒有放棄文學翻譯工作。

索爾仁尼琴去世的前一年，孫越通過索爾仁尼琴夫人的引薦，拜訪了作家本人。當時索爾仁尼琴身體非常虛弱，看上去很憂鬱，不願意講話。

他反抗過蘇聯，在流亡西方之後對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厭惡，他回到了俄羅斯，試圖對當下的社會發聲，但他的姿態往往是矛盾而落寞的。

2018年12月11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100歲誕辰，一尊紀念他的雕像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揭幕。俄總統普京 （中）為索爾仁尼琴雕像獻花。圖/新華

顛覆一種舊的體制已經成為現實，但重建一種新的生活卻是艱難的。孫越跟俄羅斯作家協會有往來，他問過一些俄羅斯的作家，對方回應說，大家都忙著掙錢呢，沒時間想這些問題了。“中國也一樣。‘傷痕文學’之後還有一批寫人性的作家，到了90年代就算到頭了。”孫越說道。

在莫斯科，我們是在一座昏暗的小樓裡探尋到一點蘇聯文學的蹤跡的。

2019年6月17日下午，《中國新聞週刊》來到俄羅斯作家聯盟總部，專訪了第一書記斯維特萊娜·瓦西蓮柯。今年63歲的瓦西蓮柯長期擔任俄羅斯作家聯盟的負責人，她也多次到中國參加文學交流活動。

1991年，蘇聯作協解散，一種體制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俄羅斯作家聯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聯盟的辦公大樓原來是蘇聯作協的財產，資料室裡還保留著法捷耶夫等蘇聯時期作家的各類檔案。這座建築始建於1797年，托爾斯泰曾在小說中描述過這裡，大樓外面立著這位俄羅斯文學巨擘的雕像。

“作家群體得不到政府層面的支持，特別是年輕的作家，都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只有在發表了很多作品之後，才可能會獲得一些名氣。”瓦西蓮柯是一位坦率的作家，她說：“在蘇聯時期，作家是個正式的職務身份。但是蘇聯解體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作家們必須有另外的職業，因為大家無法靠寫作養活自己，也得不到養老金和退休金。”

“在沙俄和蘇聯時期，一直都存在書報檢查制度。蘇聯解體之後，檢查制度取締了。90年代初，我們覺得非常愉快，以為完全解放了。作家得到了自由，要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後來我們慢慢意識到，為了這個自由我們付出了何等的代價。”瓦西蓮柯認為，市場帶來的束縛，甚至比檢查制度更可怕。她看到，現在很多人已經完全是為了盈利而寫作了。她從前認識的一些作家，原來是寫嚴肅文學的，後來也開始寫奇幻和偵探小說了。“因為這樣可以賺錢。可我還是覺得，那些拒絕迎合市場的人才是真正的作家。”她說。

據瓦西蓮柯介紹，蘇聯時期，有些書籍可以出版幾百萬冊，甚至上千萬冊。但是近二十年來，一本書的印數急劇下降，成本和運費都很高。她認為，科技革命也給文學作品的出版帶來巨大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書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手工製品，文學也變成了少數人的風雅。”

在這座擁有200多年曆史的小樓裡，幾乎每走一步，都能聽見腳下地板“嘎吱嘎吱”的聲響。樓梯拐角處坐著一位上了年紀的保安，這位身材臃腫的老人呆坐在辦公桌後，時不時地緩緩起身，接聽一下電話，猶如一個時代留下的舊影。

就在托爾斯泰雕像的一側，另一棟原本也屬於蘇聯作協的建築剛剛被收購，改建成了一家高檔餐廳。當天下午，餐廳門口搭起了臺子，一側牆面上貼著一張巨幅畫像，一位富豪的結婚紀念活動即將在這裡舉行。在銅管樂隊吹奏的嘈雜的音樂聲中，我們和瓦西蓮柯告別。她開玩笑地說，“這也算是當下商業社會對文學的一種衝擊了。”

商業的洪流在衝擊著文學的海岸，生活的景觀不斷變形，曾經在黑暗和荒蕪中引領我們走向真善美的文學，在中俄兩國都顯得有些落寞。但劉文飛從來沒覺得悲觀過，在他看來，文學回歸文學該有的熱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瓦西蓮柯重讀了高爾基的《我的大學》。她說，“我小時候讀過高爾基的這些代表作品。長大之後，隨著生活經驗的增長，我對他描寫的生活有了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