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成份”不好遭批斗的地主婆,如今“长寿”称雄令人赞

当年“成份”不好遭批斗,

如今“长寿”称雄令人赞

季庭彪/文


记2008年上海市“十大寿星”之一,我家乡崇明岛庙镇爱民村徐芬郎女士的长寿秘诀:一是勤劳,二是善良,三是豁达

——季庭彪

小时候我们无论从电影或小说里,还是听老师讲的政治课,总把地主及地主婆与凶残、刁钻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把他们说成是剥削和欺压农民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然而当年在我家乡爱民村唯一的一户柏姓的“穷”地主,完全不像课本里说的那种地主的样子。说他“穷”,因为他家没有“长工”,也没有豪宅;说他是地主,因为土改时仅仅“地产”刚“达标”而被划为了地主。他的妻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婆”。


当年“成份”不好遭批斗的地主婆,如今“长寿”称雄令人赞

柏氏地主长得瘦小精悍,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与“凶残”两字根本沾不上边,他的妻子更没有“刁钻”相,相反大家认为她很勤奋和善良。

柏氏地主的妻子叫:徐芬郎。生于 1901年。22岁那年,新娘徐芬郎在我们爱民村安了家,嫁给了柏家,成了柏家的媳妇。年轻的徐芬郎精明能干,勤俭持家,并协助丈夫置地出租,渐渐成了村上的农业大户。

崇明岛解放后,在随后的土改工作中她和丈夫坚定地拥护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积极配合土改工作,并主动把自己家的土地分给了村上的贫雇农(即:贫农与雇农)。然而在这“运动”频发的年代里,即使如此,她们夫妇俩还是逃脱不了被“批斗”的厄运,十年“文革”中的遭遇更是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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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一场场政治运动,徐芬郎都经历了,但她都挺过来了,她淡然面对现实接受一切,她坦坦荡荡做人,“批斗”过后像没事一样依然潇潇洒洒地过着每一天。一般人忍受不了的,如此博大的胸襟着实令人钦佩。就这样,她从22岁嫁到我们村上,直至她106岁(实龄)2008年的那一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寿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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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 月1日上海《新民晚报》标题为“徐芬郎小脚挑担六十年”详尽介绍她的长寿之道时这样说:84年过去了,106岁的徐芬郎还很硬朗。在她家里,跟她一样硬朗的,还有一根扁担,那是徐芬郎多年不离手的老朋友。大概算算,那扁担她至少挑了60年。

“我妈妈是小脚,走路却是一阵风。年轻的时候,她差不多每天都去河边挑水。直到80多岁,妈妈还在用那根扁担。”柏玉昆是徐芬郎的小儿子,说起妈妈的能干,很是崇拜。

是的,徐老太太的确很硬朗,可也曾一脚踏入了鬼门关。99岁那年,她到山东去看另一个儿子,不料心脏病突发,医治了许久,还是不见好转。老人清醒的时候,总是说:回家,崇明,回家,崇明。儿子一家决定叫救护车把老人送回崇明。归心如箭,回到崇明,只住了一个星期医院,老人家就下地回家了。 多么的不可思议,多么的神奇呀!

“奶奶不能离开家的,一出门就想家,回到了家乡,心情放松了,病就好了。奶奶得的那叫‘思乡病’。”小辈们常常跟老人家开玩笑。

“也不是开玩笑。妈妈只懂崇明话,别的话都听不懂,回到崇明,听见乡音,就好了。”柏玉昆说。

一辈子生活在崇明,徐芬郎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起,为一大家子人做早饭,做其他家务;中午快到点了,就烧午饭,保证家人回来就能端起饭碗……她还天天去河边挑水,因为村里没有井。80多岁时,徐芬郎还要去河边挑水,看见乡亲们就问个好,一路上都是欢声笑语。豁达开朗这是她天生的性格。

老人天天挑水,村子里的人都习惯了,大家都知道,自从嫁到这个村子,家里家外,田间地头,没有徐芬郎不拿手的。人能干,心胸豁大,从不记仇,脾气也爽快,尽管一大家子人生活并不富裕,但她还时常惦记着比她更辛苦的邻居朋友。只要是哪个乡亲张嘴求她帮个忙,她答应得很爽快,接济别人,是常有的事。善良的秉性可见一斑。

在人们眼里,是勤劳、善良及豁达造就了长寿的徐芬郎。她天生就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干活是一把好手,年轻的时候是这样,老了还是这样。漫长的挑水路上,变化有一点——从前挑两只大桶,后来变成两只小桶,新娘子徐芬郎也变成了老奶奶徐芬郎。那根扁担,倒是从来没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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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都这样说,徐芬郎的长寿秘诀就是:勤劳善良+心胸豁达。这位生活在崇明的寿星的几个弟弟大都活了七八十岁,唯独她成了百岁老人。徐阿婆晚年最大的安慰之一就是家人。她常常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台湾的女儿和山东的儿子的来电。在徐芬郎的影响下她的子女个个出类拔萃十分优秀。

徐芬郎于2009年1月2日在崇明岛庙镇仙逝,享年108岁(虚龄)。她一生历经无数政治运动,但她心境如水、人淡如菊,坦然面对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坎。

徐芬郎女士永远值得我们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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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记:

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徐芬郎的小女儿柏老师,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崇敬的时代偶像。

1955年柏老师首任刚建成的崇明县爱民乡高桥小学校长。英姿飒爽、风风火火,做事精明果断的柏老师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那时候论出身,我是乡长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女儿;但在学校里她是校长,我是她的小学生。虽然有代沟和成份的区别,但我们如同姐弟,相互尊重而亲和。

记得大跃进的年代里,一天,柏校长亲自带领我们高年级学生去田头向正在“挑灯夜战”的人民公社社员宣传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夜,身为校长的她竟带领学生高呼“打倒地主柏xx”的口号;女儿带领学生喊“打倒”自己父亲的口号,这在当初确实让学生们为之一震。柏老师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埸得到了上级党组织和群众的称赞,同样我对她的敬佩之情也由然而生。(在当时,柏老师的这一举措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想不到十年之后正值“文革”初期,我在部队服役期间也与自己“走资派”的父亲从政治上划清了“界线”。真是有其师必有其生呀。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论是当今的那些老明星,还是当年的干部子弟,干出如此滑稽可笑蠢事的比比皆是。)

随着时代的变迁,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渐渐地对“家庭成份”改变了看法。特别在40年前的春节,中央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摘掉“帽子”(从此中国没有了‘地-富-反-坏-右’这一称呼),同年中央还发文规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指:人民公社社员),其本人成份一律是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权利,不得歧视。他们的子女一律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说实话,我对当年中央的这一决策举双手拥护的!

(组稿于:2019/10/18/)


季庭彪,男,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曾任国营农场副连长,央企直属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支部生活》通讯员。业余爱好写作,曾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过二百多篇新闻、通讯、散文。现已退休,定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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