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8日香港蘇富比春拍，劉益謙用2.8億港幣拍下了“明成化鬥彩雞缸杯”。1949年香港藏家仇焱之以千元港幣購得此杯後，1980年、1999年，“雞缸杯”兩次在香港蘇富比被拍賣，後一次拍出的價格是2917萬元港幣，在當時已經是“天價”。
行內公認眼光最好的，是“販子”們。
鑑定的誘惑
陳傳席很早就給人鑑定字畫。過去他“以貧困為光榮”，誰找他寫文章證明真偽，給錢，倒覺得是侮辱他。
1993年中國的文物交易開始合法以後，他漸漸意識到，“你貧困潦倒，別人卻用你的文章來賺錢，這不合適。”他順應市場潮流，開始幫人鑑定、寫文章，收費。
最早幫人鑑定一幅署名黃賓虹的畫，寫篇文章，一千多塊錢。後來，請他的人出價越來越高，找他的也形形色色。“鑑定費”沒有定數，還得看作品，作品價高，鑑定費也就高。
最貴的一次，幾個民間藏家集資近1億人民幣，買了一件號稱是北宋某著名畫家的作品。藏家中的一位找到陳傳席，拿出一大堆資料，“真是多，古籍上的記載、史文上的記載，還有檔案上的記載、印章的記載，真是下了功夫，專家找也要花十幾年”。
藏家請陳傳席寫篇文章，證明這件是真跡，他們準備了2000萬，其中1500萬給陳傳席，另外500萬打算再找兩位權威人士。
“如果是真跡，賣十個億不成問題。”陳傳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結果發現是假的，“股份最大的那位把別墅都賣了，他知道了恐怕會自殺”。
陳傳席最後寫了篇文章，證明這不是真跡，但可稱作同一流派的老作品，“潤筆”從2000萬減到了200萬。
“有人出錢讓你把假的講成真的，也有人為了搞破壞，出錢讓你把真的寫成假的。”
曾經有人找陳傳席看一張清初四僧之首漸江的畫，讓他指認是偽作。
“確實是偽作。但是，此人和賣畫的人有矛盾，找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壞他的事。”陳傳席沒寫，一大筆“鑑定費”泡了湯。
參與鑑定二十多年，陳傳席有兩條自律守則：一不寫假文章，二不攪入是非。
榮寶拍賣公司經理劉尚勇也認為，關鍵得靠自律：“鑑定專家沒有法律監管，得靠專家的自覺，如果專家有道德底線，拍賣公司也收買不了，誰也收買不了。”但鉅額“潤筆”的誘惑，不是人人都可以抗拒。
2010年，北宋黃庭堅的長卷《砥柱銘》，保利拍賣公司估8000萬，最後以4.3億被北京雅盈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耀輝拍下，創下最貴中國藝術品的紀錄。作品還沒有付款交割，就被王耀輝抵押給自己的吉林信託公司，從合作銀行獲得4.5億的信託基金融資，轉而投資地產。
拍賣前後，很多人指認《砥柱銘》是偽作。有人找陳傳席，讓他證明是真跡，出價上百萬元，“我一看，不是真的，就沒寫。”這人轉頭找了別人。
《砥柱銘》騙貸出了事，媒體採訪龔繼遂，他才知道，他被王耀輝的雅盈堂列為首席顧問，而他既不認識王耀輝，也不知道雅盈堂。
錢少不要找他
鉅款的誘惑，過去是沒有的事。
新中國成立後，徐邦達入職故宮博物院，謝稚柳進入上海博物院。“歷次政治運動和思想教育，基本上是誠惶誠恐，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時候文物買賣都是國家官方進行。私人買賣都是投機倒把，要判刑入獄的。私人基本停止了個人收藏行為，也沒有現在複雜的商業關係干擾他們。”
1990年代，龔繼遂在蘇富比任中國書畫部主管時，也向故宮徐邦達、中央美院薛永年等頂尖鑑定專家諮詢意見，支付象徵性的費用，“比如請他們看幅書畫，向每人支付500美金”。
現在，“所有待鑑定的東西，動輒天價，買錯的人或者損失巨大、或者責任攸關，當然要拜託鑑定做托兒，這種局面前所未有，商業因素嚴重干擾正常鑑定。”
龔繼遂記得美國美術史家高居翰早年曾在《溪岸圖》之爭的一篇論文中寫過的警句：“在鑑定專家和贗品製造專家之間，有著互惠的悠久傳統。”
這話過去了二三十年，互惠的鏈條延伸得更廣了，拍賣公司、賣家，聯合官方鑑定人員造假，比比皆是，騙局也越來越大型。
最著名的案例是，2011年商人謝根榮假造金縷玉衣，騙貸24億，背後有故宮博物院、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等國家文物機構的五位鑑定人員站臺。
鑑定專家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他們都德高望重，這麼大年紀了，也不好意思動員他們辭職。”陳傳席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他們供職的機構當然面上無光，但機構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揹著我們做的，他們也沒用機構的名義。”龔繼遂這麼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怎樣避免官方鑑定人員和私人藏家或業者聯手作弊？
龔繼遂構想出一種鑑定的機構建設模式：由官方建立50個人左右的專家庫，由訓練有素的從業人員構成，博物院專家和市場專家，按照1∶1的比例，甚至是3∶2的比例組建。每次鑑定，從中抽籤，任選5個人，送來的東西，不要標識是誰送來的，只寫清楚傳承出處，幫助專家做出判斷，雙盲鑑定。
可是，“上面沒有頂層設計”。
按照臺北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處長嵇若昕的說法，不私下為民間文物做鑑定、估價，是國際博物院界的基本倫理。
龔繼遂看到的現實是：“現在學院派的人對紛紜複雜的市場現象無從應對，根本不敢涉足其間。”但擺脫不了人情，“真假結論牽涉到當事人重大的利益，甚至涉及到金額巨大、過程複雜的法律糾紛，你怎麼辦？”
結果是，博物院人員常常以匿名的方式為個人做鑑定或諮詢。
“民間收藏家和官方人員，在私人層面上其實有很好互動。所有藏家都有很多博物院的朋友，私下交流很暢通，只要注重保護他們的隱私，尊重他們的意見，不要無償濫用人家的專業服務。”龔繼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至於報酬，“當然應當適度付費了，一般情況下大家都有默契。”
有業內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徐邦達也給私人鑑定，也收費，比例按照20%。錢少不要找他”。
眼光最好的是畫販子
1990年代，謝稚柳、徐邦達、啟功等人引領了書畫鑑定的鼎盛時期，個個一言九鼎。
徐邦達不到三十歲就成名的故事膾炙人口，他扭轉了兩幅《富春山居圖》的真偽：被乾隆認為是真跡、題寫了四十多段詩跋的，實際上是明末清初臨摹的副本，而被乾隆帝御筆題為贗品的，才是真跡。
另一個“神話”是，1991年，徐邦達為臺北故宮鑑定書畫，他幾乎只用在一幅畫軸展開半尺時，就可以辨真偽，因此有了“徐半尺”的封號。
現在，“鑑定界沒有一個人能一統天下了，”龔繼遂分析，“一線從業人員，從資料整合上來說，比原來有更好的條件，個別問題可能有比徐邦達和謝稚柳更清晰的認識，但是在全面性和權威性上，不可同日而語。”
養成鑑定大師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博物院館員按國家規定不能進行個人收藏，而徐邦達那代人，大多是世家舊族，臨習過畫，有收藏購買的經驗，這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徐邦達出身富商之家，從小習畫。謝稚柳也如此，1942年與張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藝術，寫成《敦煌藝術敘錄》、《敦煌石窟集》等書。
“解放前後出生的專業人員，是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的，強調的是利用文物教育群眾，對館藏文物的鑑定也不涉及商業利益，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大家對商業鑑定噤若寒蟬，因此大多數人對市場是主動保持距離的。”
1978年，徐邦達與啟功、謝稚柳、劉九庵等組成全國書畫巡迴鑑定專家組，八年後，編著了多卷本《中國古代書畫圖目》。
1993年，國家文物局成立全國書畫鑑定小組，謝稚柳任組長，和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等組成七人小組，對全國的博物院、文物商店的書畫進行鑑定。
“這樣大量系統觀摩、研究的機會，現在沒有了。”龔繼遂說。
陳傳席見徐邦達三次，每次問他同一個問題：鑑定真偽的關鍵是什麼？徐邦達每次都回答：經常看真跡。
陳傳席發現一個規律：“原來博物院的那些權威，其實也是畫商出身，地位低，但經驗豐富，到了博物院後，又成了專家、學者。未來能達到這種水平的，還得從民間來。”
很多行內人不得不同意陳傳席的說法，“眼光最好的是畫販子”。
“一是人聰明，二是能吃苦。我看到他們在博物院裡面，買了書，對照著看，拿幾個麵包待一整天，什麼時候閉館什麼時候走，大公司搞拍賣會，他們坐著飛機滿世界跑去看。”
博物院收了很多好東西，研究員“看東西其實更方便”，關鍵看用功不用功。
“畫販子”們有個說法：“專家看錯不會砸掉飯碗，我們把真看成假，沒買著，沒飯吃；把假看成真，傾家蕩產。我們就是兔子和狗的關係，狗本來比兔子跑得快，趕不上兔子，是因為兔子在逃命，我們得拼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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