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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在《福柯的生死愛慾》這本傳記中，該書作者詹姆斯·米勒指出，《瘋癲與文明》一書出版後，雖然學術界和公眾讀者對於這本書中的觀點既迷惑又震驚，但無法否認的是，“癲狂作為一種生理疾病，自有其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一些表現。而在《瘋癲與文明》中，福柯有關這些方面的觀點，事實上驚人地含糊其辭”。按照學者康吉蘭的說法，“該書寫的實際上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些藝術家和思想家的生活、言論和作品所富有的哲學價值”。
同樣，閱讀今天文章的時候，我們也需要進行這樣的一種微妙區分。如果將“精神病症”（psychosis）和“癲狂”（madness）做一區分，就比較容易理解文中所指涉的“超智識”背後的文化以及哲學意涵了——和精神病症相比，超智識往往更強調的是自我突破與深刻的洞見。這就如同俄羅斯的聖愚（юродство，我覺得翻譯成“佯狂者”更加傳神），他們通常是渾身汙垢、半瘋、半裸體的遊民傳教士，有些人幾乎不能言語，但他們的聲音卻被解釋成神諭。
蘇格蘭精神病學家羅納德·大衛·萊因（1927-1989）。© Awaken
“超智識”（Hypersanity）不是一個常見或被普遍接受的術語，這也不是我自創的。我在接受精神病學培訓時，讀了羅納德·大衛·萊因（Ronald David Laing）的《經驗政治與天堂之鳥》（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1967）一書，偶然間從中發現了這一概念。
《經驗政治與天堂之鳥》。© Blank Books
在這本書中，這位蘇格蘭精神病學家
將“癲狂”（madness）描述為一種可以打開通往更自由、更高階意識狀態（或者說超智識狀態）的探索之旅。根據萊恩的觀點，陷入癲狂將是一種了斷、一種覺醒，是“突破”（break-through）而不是“崩潰”（breakdown）。
弗洛伊德（左）和榮格（右）。© exploringyourmind.com
幾個月後，我讀了《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1962），它向我提供了一個頗為生動的例子。191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榮格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割袍斷義，而後的幾年裡，他一直處於一種混亂的精神狀態，致使其“與無意識持續對抗著”。當歐洲分崩離析時，榮格獲得了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第一手資料。正是在這些資料中，他發現了“已從我們的理性時代消亡的、神話般的幻想仙境陣”。
這與先他一步出現的吉爾伽美什（Gilgamesh）、奧德修斯（Odysseust）、赫拉克勒斯（Heracles）、俄耳浦斯（Orpheus）和埃涅阿斯（Aeneas）類似，榮格遊歷於他內心深處的黑暗世界，並在那裡與迷人的年輕女子莎樂美（Salome）和一位長著白鬍子、翠鳥翅膀和公牛角的老人費萊蒙（Philemon）交談。
雖然莎樂美和費萊蒙是榮格無意識的產物，但他們都有著各自的生活，甚至說著榮格以前從未說過的話。
在費萊蒙的身上，榮格終於找到了弗洛伊德的父親和自己的父親都未能及的父親形象。不僅如此，費萊蒙還是一位上師（譯者注：Guru，又譯為古魯、道師，源自梵文，字面意思為教師或導師，是指在某個領域中，具備深厚知識、經驗，可以指導一個人方向的人），並預言榮格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一位蘇黎世的智者，而後來也的確如此。隨著戰爭的結束，榮格重新恢復了理智，並認為他在自己的癲狂中找到了“畢生鑽研所需的首要物質（primo materia）”。
坐在桶中的第歐根尼。© wikipedia
萊因的“超智識”的概念雖然創造於現代，卻有著古老的根源。公元前412-323年，當犬儒派宗師第歐根尼（Diogenēs）被問及何為世間最美好的事物時，他的回答是“parrhesia”，在古希臘的意思類似於“天馬行空”、“言論自由”或是“暢所欲言”。
第歐根尼過去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打著一盞點著的燈籠穿過雅典的市井街頭， 每當有好奇的人停下來問他何故時時，他總是這樣回應：“我只想找出個活人。”以此諷刺雅典人並沒有發揮出——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所具有的人類潛能。
第歐根尼在故鄉家錫諾帕（Sinope）因為重鑄貨幣而被驅逐出境，後又移民到了雅典，過上了乞丐的生活，並把他的目標明確為重鑄俗世的條條框框、陳腔濫調，也即是他所說的，道德假幣（the false currency of morality）。
他不屑中規中矩地居住在尋常屋子裡以及其他所謂的“美饌珍饈”生活，而是選擇住在桶裡，靠吃洋蔥為生。
第歐根尼向後來的斯多葛學派證明了幸福與人的物質環境無關，並認為人類可以在狗的身上，學到很多樸質和單純而沒有被複雜化的東西。“犬儒”（cynic）一詞源於希臘語“kynikos”，是“kyon”或“狗”的形容詞。有一次，第歐根尼曾被指控在集市上自慰，他懊悔道：看來通過揉肚子來緩解飢餓並沒有那麼容易。另一次，當第歐根尼被問及來自何處時，他回答說：“我是世界公民（cosmopolitan）。”這在當時是一個相對激進的說法，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使用“世界公民”這個詞。
在第歐根尼臨死之際，他要求將他的遺體扔出城牆外，以供野獸們享用。而當他死於科林斯（Corinth）城後，科林斯人為第歐根尼的豐功偉績築立了一根紀念柱，在柱子頂端是一條大理石砌成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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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時的標準來看，榮格和第歐根尼都算是瘋子。但是他們兩人都具有同時代人所缺乏的深度和敏銳的洞察力，而正是這種特質令他們能夠看穿自我“理智”的外表。
精神病症（psychosis）和超智識都將我們置身於社會之外，讓我們在主流群體眼中看起來像是“瘋子”。這兩種狀態往往意味著高強度恐懼與慾望的混合體。但鑑於精神障礙令人痛不欲生且行動不能，超智識往往意味著解放和賦能。
在閱讀了《經驗政治》一書後，“超智識”的概念就一直縈繞在了我的腦海中，不亞於任何其他我會想要去擁有的東西。但如果“超智識”真的存在，那也同時意味著它所打破的不僅僅是理智，也更是一種休眠與遲鈍的狀態，而甚至發瘋都要比這種狀態有著更多的潛能常質。
我認為，這一點恰恰成為了人們常常對來自他們周遭世界的回應做出的欠佳反饋——只要不是特別冒昧的——包括言語和行為上的。正如萊恩所說：
·異化孤立、陷入沉睡、失去意識、精神失常，是正常人的不同症狀。
·社會賦予了正常人相當高的價值。它教育孩子們迷失自我，變得荒謬可笑，從而成為所謂的“正常人”。
·在過去的50年，“正常人”大概殺害了100,000,000個他們的同胞。
（編者注：此處應考慮到萊恩此書的書寫年份，即1967年之前的半個世紀。僅二戰期間，直接死於戰爭及與戰爭相關原因的人約為7,000萬）
許多“正常”的人因為沒有進入超智識狀態而感到痛苦：他們的世界觀受到限制，輕重緩急被混淆，飽受著壓力、焦慮和自欺欺人的折磨，於是他們成為了狂熱分子或法西斯分子，或著具有破壞性（或無作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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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超理智者是相對冷靜、剋制，同時有所作為的。並不是因為“理智”不合理，而是他們缺乏洞見和視野，正如他們已經將自己囚禁在了自我獨斷的牢籠裡，深陷於自己陰暗狹隘的主觀性中。
換言之，他們無法從自我抽身，極少環顧四周，難以察覺身邊的美好及可能，幾乎不會去考慮大局——到了最終，因為害怕失去自我，害怕崩潰，害怕發瘋，便用一種形式極端的主觀來對抗另一方，而生命——神秘、神奇的生命——則悄悄從他們的指縫中溜走了。
我們都可能瘋掉，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已經瘋了，因為我們的理智無枝可棲。但是，如果有另一條通向超智識的道路，一條與瘋狂相比，不那麼可怕、不那麼危險、破壞性更小的道路，那結果將會如何呢?
如果說，除了一條滿是泥濘的路外，還有一條鋪滿芬芳花瓣的皇家大道呢？畢竟，第歐根尼並沒有真的發瘋。像蘇格拉底和孔子這樣的超智識者也沒有，儘管佛陀一開始確實遭受了在今天可能會被歸類為抑鬱症的痛苦。
除了榮格，還有什麼關於超智識的現代例子嗎？那些從柏拉圖的影子洞穴（譯者注：此處指柏拉圖的洞穴之喻）中逃出來的人不願意爬回去，也不願意捲入人類的事務中，而大多數超智識的人，與其追逐聚光燈，可能更願意躲在他們的後花園中。
但也有少數人，像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坦普爾·葛蘭汀（Temple Grandin，身為知名的高功能自閉症患者，葛蘭汀致力於宣導自閉症，併發明瞭“擁抱機”給過度敏感的人），因為他們覺得有必要做出改變而聲名鵲起。而超智識仍在我們之中：從修道者到珍·古道爾（Jane Goodall，英國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人類學家和著名動物保育人士），有潛質的人還有很多。
英國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珍·古道爾（1934-）。© Sumy Sadurni/AFP/Getty
雖然他們像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但這也只是因為他們比那些“理智”的人更深入地鑽研了事物的本質。
譯/以實馬利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ideas/the-hypersane-are-among-us-if-only-we-are-prepared-to-look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以實馬利在利維坦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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