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食邑制简介

食邑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宗法分封制度崩溃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种诸侯封给手下卿大夫作为世袭的田邑（封地）的新的等级制度，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需求。这种分封以宗法制度为依据，受封之人，享有在自己的食邑内的权利，比如统治权。

“食邑”又称“采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食邑是卿大夫的私人领地，相当于“国中之国”。孔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食邑的自治程度很高，食邑之内，卿大夫可以设立官职，组建军队，也可以征收赋税和徭役。

食邑制度是一种奖励军功的制度，无论贵族还是庶人，甚至刑徒和奴隶，通过在战场建功立业，都有机会被赐爵获封。在宗法制度下，封爵要看血缘关系，功劳的大小决定食邑封爵的程度，这就给了下层人民晋升上层的机会，促进了社会流动，同时也淘汰了部分“尸位素餐”的贵族，为地主阶级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食邑制度的以功劳封爵的原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举例来说，晋定公时，规定“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就有以军功为标准赐予封地的制度了，虽然这个制度还相对不太公平——上大夫，下大夫和士须根据不同标准。“秦法斩首多为上功。谓斩一人首赐爵一级，故谓秦首功之国也”。

军功是获得食邑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除了军功之外，《商君书》说：“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这是鼓励举报，以犯罪之人原有食邑赏赐给举报者。同时，食邑也有可能会被剥夺或者易主，前提是主人犯了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被李园杀害后，“尽灭春申君之族，收其食邑”。如果抓获重要人物，也能获得食邑。比如秦国曾经悬赏，能抓住秦国叛将樊于期者，赏金千金，邑万家。

二 食邑与封君

食邑制度是和战国时期封君制紧密相联的。战国时的“君”是卿大夫的一种新的爵号，《仪礼》上说：“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战国中期之后，封君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都是封君，各国封君总共可达百余人。这些封君，要么因功受封，要么是因诸侯宗室的身份而受封。

食邑制和封君制不相互制约，均独立，封君中，有的没有食邑，也有些享有食邑的贵族没有封君。相比封君，食邑更容易一些，只要立有一定的战功，或者达到一定的职位，就有可能享有食邑。如陈戴任齐国的"卿"，并不是封君，但有食邑。秦国在商鞅变法中就规定，只要军功达到“五大夫”一级，则食邑三百户。

战国时期的封君，食邑，相当于现在的“承包”，仅享受租税之权，但没有所食邑的土地所有权和治民之权。这种制度只是一种变相的奖励制度或者说奖俸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自治，但其自治程度实属有限，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制约。西周时的分封制，其自治程度高，各诸侯享有充分而完整的权力，从而导致了强大的地方分权存在，影响了天子之权，并逐渐发展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即春秋战国这一乱世局面。

而在战国时，而哪怕是封君，食邑全部具备，想要和国家的中央权力相抗，也是不可能的。

三 西汉的分土，分爵与分民

先秦时期的食邑制度，封爵和封邑是分开的。分土和分民也是分开的。《文献通考》上说：“古分土而无分民，自汉始分民”，西汉的分封是将分土，分爵和分民相结合“三位一体”的制度。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於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馀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以上这两段文字，说的是汉初封侯时，高祖和鄂君对萧何功劳的评论。众人皆以为曹参功高，而高祖和鄂君独以为是萧何功高。听了鄂君的一番解释，高祖大喜，认为他说的很对，给萧何加了封赏——萧何在已封侯为瓒侯的前提下，萧何的亲属还被高祖赐食邑，并封给萧何两千户人家。这两千户人家的赋税徭役，收取者不是国家，而是萧何本人。由此可见，萧何不仅得到了爵位（酂侯），土地（食邑），还得到了百姓（封民），相比战国时的食邑制、封君制的相互独立性，汉初封侯可谓是一步到位，爵位，土地，百姓，统统到手。

其实，从汉初所封侯的名称，也能看出汉初封爵与分地的紧密联系。当时的诸位列侯，名称都以地名来命名，如萧何是“酂侯”，张良是“留侯”。即在封侯之时，相应的食邑就已具备。

西汉初年采用郡国并行制，就是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实行封国制。在楚汉相争期间，刘邦曾封韩信、英布等为"异姓王"。建汉后，刘邦又大杀同姓王，转而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称为"同姓王"。刘邦时期"同姓王"共有9位，他们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财权等。

观看汉初形势图，不难发现，整个国家，西部以郡县为主，东部以封国为主。刘邦与项羽相持，是以巴蜀和三秦之地为基础，一路向东进军，最终打败项羽。所以西部地区称得上是刘邦的“老巢”，这就势必导致建汉后，国家对西部地区控制力强，而对刚刚收复的东部地区控制力不足，这一情况在短时间内又很难改变。所以刘邦只好采取郡国并行之制，先将西部地区牢牢抓住，而给东部地区高度的自治权，避免“一刀切”下去，造成东部地区的继续反叛。由此说来，这也是无奈之举。

文帝、景帝时，为消除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齐国，淮南国分小，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导致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又减缩诸侯王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使之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基本上解决了刘邦时代的弊病，加强了中央集权。

总而言之，食邑制和封君制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形成并发展于春秋战国时代。它们以军功而不是血缘为赏赐标准，促进了社会流动，满足了地主阶级的需求。但即使同时食邑，封君，其权力也是有限、可控的。汉初，爵位，土地和百姓，实现了三位一体，当时的诸侯王、列侯待遇高，权力大。“郡国并行制”也使诸侯王逐渐坐大。后经几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逐渐解决这一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