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食邑制簡介

食邑制度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是在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宗法分封制度崩潰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是一種諸侯封給手下卿大夫作為世襲的田邑（封地）的新的等級制度，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需求。這種分封以宗法制度為依據，受封之人，享有在自己的食邑內的權利，比如統治權。

“食邑”又稱“采邑”，“採，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食邑是卿大夫的私人領地，相當於“國中之國”。孔子所說的“有國有家者”，食邑的自治程度很高，食邑之內，卿大夫可以設立官職，組建軍隊，也可以徵收賦稅和徭役。

食邑制度是一種獎勵軍功的制度，無論貴族還是庶人，甚至刑徒和奴隸，通過在戰場建功立業，都有機會被賜爵獲封。在宗法制度下，封爵要看血緣關係，功勞的大小決定食邑封爵的程度，這就給了下層人民晉升上層的機會，促進了社會流動，同時也淘汰了部分“尸位素餐”的貴族，為地主階級注入了新鮮血液。所以，食邑制度的以功勞封爵的原則，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舉例來說，晉定公時，規定“克敵者，上大夫授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這說明在春秋時期，就有以軍功為標準賜予封地的制度了，雖然這個制度還相對不太公平——上大夫，下大夫和士須根據不同標準。“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首功之國也”。

軍功是獲得食邑的一個重要途徑。但除了軍功之外，《商君書》說：“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屍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這是鼓勵舉報，以犯罪之人原有食邑賞賜給舉報者。同時，食邑也有可能會被剝奪或者易主，前提是主人犯了罪。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被李園殺害後，“盡滅春申君之族，收其食邑”。如果抓獲重要人物，也能獲得食邑。比如秦國曾經懸賞，能抓住秦國叛將樊於期者，賞金千金，邑萬家。

二 食邑與封君

食邑制度是和戰國時期封君制緊密相聯的。戰國時的“君”是卿大夫的一種新的爵號，《儀禮》上說：“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戰國中期之後，封君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戰國四大公子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都是封君，各國封君總共可達百餘人。這些封君，要麼因功受封，要麼是因諸侯宗室的身份而受封。

食邑制和封君制不相互制約，均獨立，封君中，有的沒有食邑，也有些享有食邑的貴族沒有封君。相比封君，食邑更容易一些，只要立有一定的戰功，或者達到一定的職位，就有可能享有食邑。如陳戴任齊國的"卿"，並不是封君，但有食邑。秦國在商鞅變法中就規定，只要軍功達到“五大夫”一級，則食邑三百戶。

戰國時期的封君，食邑，相當於現在的“承包”，僅享受租稅之權，但沒有所食邑的土地所有權和治民之權。這種制度只是一種變相的獎勵制度或者說獎俸制度，雖在一定程度上自治，但其自治程度實屬有限，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的制約。西周時的分封制，其自治程度高，各諸侯享有充分而完整的權力，從而導致了強大的地方分權存在，影響了天子之權，並逐漸發展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即春秋戰國這一亂世局面。

而在戰國時，而哪怕是封君，食邑全部具備，想要和國家的中央權力相抗，也是不可能的。

三 西漢的分土，分爵與分民

先秦時期的食邑制度，封爵和封邑是分開的。分土和分民也是分開的。《文獻通考》上說：“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西漢的分封是將分土，分爵和分民相結合“三位一體”的制度。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

以上這兩段文字，說的是漢初封侯時，高祖和鄂君對蕭何功勞的評論。眾人皆以為曹參功高，而高祖和鄂君獨以為是蕭何功高。聽了鄂君的一番解釋，高祖大喜，認為他說的很對，給蕭何加了封賞——蕭何在已封侯為瓚侯的前提下，蕭何的親屬還被高祖賜食邑，並封給蕭何兩千戶人家。這兩千戶人家的賦稅徭役，收取者不是國家，而是蕭何本人。由此可見，蕭何不僅得到了爵位（酇侯），土地（食邑），還得到了百姓（封民），相比戰國時的食邑制、封君制的相互獨立性，漢初封侯可謂是一步到位，爵位，土地，百姓，統統到手。

其實，從漢初所封侯的名稱，也能看出漢初封爵與分地的緊密聯繫。當時的諸位列侯，名稱都以地名來命名，如蕭何是“酇侯”，張良是“留侯”。即在封侯之時，相應的食邑就已具備。

西漢初年採用郡國並行制，就是實行郡縣制的同時，又實行封國制。在楚漢相爭期間，劉邦曾封韓信、英布等為"異姓王"。建漢後，劉邦又大殺同姓王，轉而封自己的子弟為王，稱為"同姓王"。劉邦時期"同姓王"共有9位，他們在封國內是國君，權力很大，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級官吏，都由諸侯王自己任命。諸侯王還有一定的軍權、財權等。

觀看漢初形勢圖，不難發現，整個國家，西部以郡縣為主，東部以封國為主。劉邦與項羽相持，是以巴蜀和三秦之地為基礎，一路向東進軍，最終打敗項羽。所以西部地區稱得上是劉邦的“老巢”，這就勢必導致建漢後，國家對西部地區控制力強，而對剛剛收復的東部地區控制力不足，這一情況在短時間內又很難改變。所以劉邦只好採取郡國並行之制，先將西部地區牢牢抓住，而給東部地區高度的自治權，避免“一刀切”下去，造成東部地區的繼續反叛。由此說來，這也是無奈之舉。

文帝、景帝時，為消除地方勢力對中央的威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帝採納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把齊國，淮南國分小，以削弱其力量；景帝採納晁錯“削藩”的建議，導致了“七國之亂”。“七國之亂”平定後，景帝下令取消了諸侯王的治民權，又減縮諸侯王的統治機構，降低王國官職的等級，使之成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級地方行政單位，基本上解決了劉邦時代的弊病，加強了中央集權。

總而言之，食邑制和封君制相互獨立又緊密聯繫，形成並發展於春秋戰國時代。它們以軍功而不是血緣為賞賜標準，促進了社會流動，滿足了地主階級的需求。但即使同時食邑，封君，其權力也是有限、可控的。漢初，爵位，土地和百姓，實現了三位一體，當時的諸侯王、列侯待遇高，權力大。“郡國並行制”也使諸侯王逐漸坐大。後經幾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逐漸解決這一問題，加強了中央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