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出生，我在祖國的大地上走過了78個年頭。路還在腳下，我向著前方的那條地平線走去，想交出又一份地平線報告，獻給偉大祖國，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其實，這份地平線報告已多少次寫進我的心裡了。”
成尚榮
江蘇省教科院研究員。做過小學語文教師，擔任過小學校長，省教育廳處長、主任，江蘇省教科所所長，《江蘇教育研究》主編，《基礎教育課程》執行主編，第七屆國家督學。現為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顧問。研究方向：課程教學、兒童文化、教師發展。
我耳畔一直迴響著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國》。“我的祖國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託。每當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渦，我分擔著海的憂愁，分享海的歡樂。”
我心裡一直迴響著兩句話：我是有祖國的人，生命為祖國澎湃；教師，一個精神燦爛的人。只有生命為祖國而澎湃，精神才會燦爛；精神燦爛的人，才會為祖國放聲歌唱。
我手中一直握著三樣工具：筆、書本、黑板。用筆寫好教書育人的故事，用書滋養孩子的身與心，用黑板演繹未來的理想。三樣工具編制了我教育壯美的詩篇，美的詩句飛向湛藍的天空，向著太陽微笑。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那張講臺。三尺，但在我心裡，它無邊無涯，連著藍天、大海，連著山巔、田野，連著古與今、中與外。我愛這講臺，我的生命在那裡延續。其實，那張講臺連著的是那遠方的地平線。我瞭望地平線，追逐地平線。於我而言，地平線的最高價值是：讓我永遠追隨時代的腳步，不斷向前、向前、向前。這地平線是我的理想、信念和使命。
這一連已快60年了，儘管後35年不是在校園裡連著，而是在教育管理的機關裡、在教科研究所裡、在家裡，可是那根線一直沒有斷，相反，那情懷越來越濃，那情思越來越深，那地平線還是那麼遙遠，卻始終向著地平線。用那根線，把我牽引到可知又不可知的未來，但未來肯定美好。
我感恩偉大的祖國，感恩偉大的時代，赤子之浪永遠忘不了那大海的依託。我要向祖國交出地平線報告。
母校照亮了我的心靈
我，1941年12月出生在江蘇啟東的呂四漁場，長在大海邊，那裡似乎離地平線很近。海水無私地養育了我，望不到邊的彼岸讓我有永遠的想象。但大海沒有給我足夠的勇氣，也沒有給我足夠的底氣，六七歲時我就離開了它，來到了南通城裡。
那時，南通城狹小，也顯得陳舊，可那裡有條濠河，環繞著城市，清澈，淙淙流淌，不聲不響，像條玉帶。更可喜的是，濠河連著通呂大運河，而大運河又連著大海。總之，我沒有離開過水。大海沒給我足夠的勇氣，卻給了我說不清的情懷和無限的期許，沒有給我足夠的底氣，卻給了我慧心慧根和內心的堅韌。
更為重要的是，那濠河旁是我的三所母校：南通師範學校第一附小、南通中學、南通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校第一附小，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二年就接納了我，而且整整六年沒收我一分錢，無論是學費、雜費，還是書本費——20世紀50年代初，我就享受了免費的義務教育。沒有新中國，我能進小學讀書嗎？能有我的今天嗎？南通中學，是南通地區最好的中學，英才輩出，我在那讀了三年初中，永遠忘不了詩人校長、化學家副校長、數學家老師……南通師範學校，這所全國第一所獨立建制的中等師範，戰爭年代南通的第一個黨支部，照亮了我的心靈，為我鋪就了一條教師之路。
大海、濠河、濠河旁的三所母校，培育了我愛教的情懷，鑄就了我為師的品格，鍛鍊了我從教的能力。這一切都閃耀著新中國的光芒，祖國的新生讓我這窮人家的孩子享受到最好的教育。
螺絲釘也有個性
1962年，我中師畢業，面臨工作分配。可是恰逢自然災害，國家極度貧困，就業面臨極大的困難。
一直到暑假結束，快開學了，我才接到了南通師範學校第二附屬小學任教報到的通知。其他同學分到哪裡了呢？在哪些學校當老師？到了二附小才知道，這一屆四個班的畢業生只分配了幾個人當教師，我班有兩人，其中有我，其他的分配到企業，不能當教師，還有的在家待崗、待業。這，我根本沒有想到。
是誰推薦了我？心裡疑惑，但無法打聽，後來有人告訴我，是校長和老師們集體討論的。那時候哪有什麼“走後門”一說啊，我又沒有什麼背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清貧、窮困，老母親為別人洗衣服、敲鋪馬路的小石子，哪有什麼關係啊？可是幸運之神就這麼落到我頭上。
清明、風氣正，這是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啊！我感慨無限，感恩我的祖國，我沒分擔“海”的憂愁，卻分享了“海”的幸福與歡樂！我心裡冒出一個強大的聲音：把所有的一切獻給孩子，獻給教育，獻給祖國。
走上講臺，第一年就教六年級畢業班，可我什麼都不會，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校長說，年輕、沒經驗，沒關係，學校相信你。又說，擔任畢業班班主任，一開始就教畢業班語文，是挑重擔，也是難得的機會。那個年代我們的價值理念是：甘願當一顆螺絲釘，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工作的安排就是我的任務，一切服從學校決定。這一價值理念並沒有湮沒人的個性，螺絲釘是閃亮的，在哪裡都可以放光。
與兒童教育家斯霞在農村小學歡度六一兒童節
清楚記得，大概是學期中我接到通知，校長、主任和老教師要聽我的語文課。我當然答應。那次，我教的是一篇議論文，節選自毛澤東的著作，課文題目是編者所加：《桃子該由誰來摘》，說的是躲在山上的蔣介石，抗戰勝利後下山來摘勝利果實。
我向師範學校的恩師羌以任先生請教，他從問題的提出(觀點)、問題的研究(論證)、問題的解決(結論)三個方面分析，幫助我設計教學。我心領神會，教學過程實施順當，自我感覺不錯。事後才聽說，聽課的教師嘖嘖稱讚，給我一個大大的肯定、大大的鼓舞。從那時起我記住了：教學需要設計，設計需要研究，研究要下功夫。我也記住了：年輕人應當有虎犢之氣，勇於探索，成長之路就在腳下。
地平線在召喚我。現在回過頭來看，螺絲釘不只是一個標準件，它也有個性。是螺絲釘總會起作用，總有它的價值。我也知道，那個年代同樣倡導教學藝術、教學風格，教師的創造性永遠是可貴的。
地平線永遠在閃光
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特殊的時期，就在停課、復課鬧革命之間，我們都沒有停下教育的步伐，首先“復”了我教書的心願。我們組織了宣傳隊，在街頭演出節目，歌唱中國共產黨，歌唱祖國。
就在那時，我學會了寫劇本，排練節目，學會了拉手風琴。我的作品常常獲獎，後來進入南通市文藝創作班接受了文學藝術創作的洗禮。一次，話劇團導演對我說，你寫的劇本理性多了，感性少了，激情少了。從此我知道，感性應是燦爛的，激情可以成就一個劇本，成就劇中的一些人物，也會成就一個好教師。我寫劇本，排演節目，是在激揚生活，教學生不是在舞臺上表演，而是教學生在舞臺上生活。也許正是這一認知，讓我後來對同事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有感覺，向她學習，也支持她。
生活不會欺騙我們，日子總是我們的老師。我沒有荒廢時間，對黨始終忠誠，對祖國始終信任，對教育始終熱愛。我和我的祖國永不分離，赤子之心永不改變，浪花永遠在大海之上歡躍，地平線永遠在閃光。
後來，教育教學走上了正軌。恢復學校秩序，這是教育教學的基礎和保障。讓上課正常起來，是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做什麼呢？
與兒童教育家李吉林在一起
李吉林，這位從小學教師裡走出來的兒童教育家，不同凡響之處就在於她有更高的追求，也正因為此，她才成為兒童教育家。她對我說：“我要克服一個女人的弱點”，又說“要把丟失的時間重新撿回來”。一個女人承認自己的弱點，而且要克服，可見她有一種“大丈夫精神”，那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個教師要在反思中撿回丟失的時間，可見有一種意志，有一種信念，堅持自己的理想，有大視野、大格局、大境界。
而這兩句話，後來她又演繹為兩個生動的比喻：“我是一個競走運動員”“我又是一個跳高運動員”。事實為李吉林作了最有力的判斷和證明，情境教育之花開在中國大地，又在國外“香”了起來。
我與李吉林老師在一起，參與她的研究，在情境教育研究所工作6年多時間，即使1984年我調往省教育廳工作後仍參與研究，這是我的黃金時期。這6年，讓我重新認識、發現了教育，教育是有規律可循的，而規律需要探索、發現、把握，這就離不開研究，教育研究不在教育之外，不是硬加上去的，也不是硬貼上去的，就在教育本身，是教育的題中之義；一個好教師，不僅要愛教育，還要研究教育，抑或說，教育研究是對教育最為深沉的愛，好教師之好有諸多要求，教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好”，要做一個研究型教師，努力做一個學者型教師；研究，不能離開教學，不能離開兒童，要凝聚為一個使命——教書育人。這一信念與使命一直伴隨著我。
1997年赴日本教育考察
記得一次李吉林老師對情境教育之“情”有一些新的想法。情境教育只講“情”不講“理”嗎？“情”與“理”相悖嗎？“情”與“理”如何融合？她邀我去高校請教教授，有華東師大的杜殿坤教授，上海師大的吳立崗教授，南通師專的徐應佩、周湧泉教授等。多少次的拜訪，多少次的討論，多少次的梳理，記不清了。其中一次是在南通的南公園賓館，晚上杜殿坤教授作了講解；一次是在無錫，我們向吳立崗教授追問個性發展問題；一次是在校園裡，徐應佩、周湧泉兩位教授侃侃而談，而忘了在路上來來往往的人與自行車……這一切都讓我發生一次次的轉換與提升。
於此，一顆種子悄然播在我心中，逐漸長成一棵樹，根深植地下：做學者型教師，以研究的方式做教師，以研究的方式做事。無論身在何處，地平線總是向我張望，發出深情的召喚。
生活本身就是機遇
人生總有一些機遇。
我堅定地認為：機遇不是外來的，是鑲嵌在生命之中的；機遇是人創造的，否則，機遇在你面前，你都會茫然；正因為此，機遇時時都存在，生活本身就是機遇的另一種表述。
我人生有三次重要的機遇。
第一個機遇：1984年江蘇省教育廳調我去幼教初教處任副處長。
我原本是一位小學校長，極為普通。1983年底的一天，市教育局秦同局長電話聯絡我，說市委組織部要找我談話。去了之後才知道，江蘇省教育廳要調我去工作，徵求我的意見。突如其來，過去絲毫沒有這樣的想法，連想都沒敢想過。後來才知道有三個背景：一是幹部要年輕化、專業化，要從基層調一批教師進行政機關；二是省教育廳決定要辦好一批小學，派出視導組專門到我所任的學校視導，他們很認可我。三是我在省委、省政府召開的全省教育大會上代表學校發言，頗受肯定。我又一次驚訝，命運為什麼如此垂青於我？當然，我也知道，自己在學校裡工作是十分認真、積極、負責的，沒有個人的努力，機遇不會來邀請你。
第二個機遇：南京師範大學的學習。
到了省裡後視野開闊多了，機會多了，平臺也高了。1985年，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舉辦第一屆本科函授班，我以同等學力報考。此前，我利用所有的星期天、節假日、工作結束後的時間惡補專業課、政治、哲學、大學語文、教育學、心理學，不分晝夜。在去蘇北地區工作的長途汽車上，捧著書，啃著、揹著、寫著，大雪從窗外飄進車廂，雙手雙腳冷得麻木，但我心中很亮堂。一次在路上遇到熟人，他看著我，“啊”了一聲，再沒說下去。我知道他想說的是，“啊！你變形了，你太苦了。”命運不忘苦心人，我終於被錄取了。整整3年，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教育理論，同時這3年鍛鍊了我的讀書習慣與品質，也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我補上了大學這一課，理論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深知專業上的提升多麼重要。
1986年跟隨教育部領導赴甘肅會寧調研（前排右二）
第三個機遇：教育部兩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參與。
1985年開始，當時的教育部啟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被稱為國家第七次課改），要從江蘇省教育廳調一位幹部去參與，工作一年。廳長選派了我，除了行政工作需要服從的規矩外，我欣然前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去學習，去增長見識。以往，我只有“教學”的概念，而無“課程”的意識，課程、課改於我一片空白。這一年，跟著分管的中教司副司長馬立調研、拜訪專家學者，討論、論證、修訂，後來在課程方案中第一次提出“國家安排課程”“地方安排課程”等。這是國家課程方案設計，是國家級的政策與制度設計，對我而言無疑是一次高級別的進修，也無疑當了一回課程論專業的研究生。記得在甘肅省會寧縣，我親身體驗到了什麼叫缺水，什麼叫苦讀，什麼叫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在北京師範大學拜訪啟功先生，我知道了什麼叫大師，什麼叫知識淵博、學問高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向葉立群先生請教，我知道了什麼叫課程大家，什麼叫深度謀劃，什麼叫文化與格調。
參加第二次課改始於2001年，其間發生的重大事情更多：課標研製、教材審查、統編教材使用、學生髮展核心素養、立德樹人、西部教學改革支持項目等。這些工作進一步提升了我，在更高的時代站位上，在更高的價值立意上，在更大的視野與格局上，我都有滿滿的收穫，有更深層次的掘進，說是一次躍升是不過分的，說離地平線又近了一步，也是不過分的。
我常想，如果用王國維《人間詞話》裡說的集大成者的三重境界來解說機遇，可不可以呢？當然可以。“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是對機遇、對地平線最美的詮釋和最生動、最深刻的寫照。請別忘記，這一切都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賦予我們的，是新時代照亮了我們。一個人是渺小的，祖國才是偉大的，浪花永遠離不開海的巨大依託。當一行白鷺上青天的時候，去回望那無邊無際翻滾浪花的大海吧，大海給你力量、給你希望，而地平線似乎就在大海的彼岸。
2002年底，我正式從江蘇省教科院退休。我躲回老家一個多星期，想有個過渡期，主要是在心理方面進行調整。
一個星期的沉靜與思考，我對退休作出了個性化的解讀：退休只不過是辦公室的搬遷，只是把辦公桌改成家裡的書桌，或者說把家裡的那張書桌放得更大。
退休後又遇上了黨的十八大、十九大的召開，與新時代相遇了。我們正在新時代中，我們已融入新時代了。新時代、新使命，都要回歸到初心去。我的初心是做一個好教師，做一個學者型教師；我的使命是教書育人，是立德樹人。我給自己列了幾大課題：“做中國立德樹人的好教師”“學科育人”“兒童美學研究”“論國家課程”等。我正在學習、思考中，其中已有了初步思考，但要做的事還太多，慢慢來吧。
20世紀40年代出生，我在祖國的大地上走過了78個年頭。路還在腳下，我向著前方的那條地平線走去，想交出又一份地平線報告，獻給偉大祖國，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其實，這份地平線報告已多少次寫進我的心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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