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隋末唐初羌族的党项族开始强盛起来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很早的时候，它有150多个部落，各自

“逐水草而居”，在水草肥美地区生活，各自独立，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隋末唐初，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强盛起来。开始向周围地区扩展，活动范围“东距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谷浑”，即今青海、四川、甘肃三省交界处辽阔的山谷草原地带。党项的社会是以部落划分单位的，并按姓氏区分部落。

拓跋氏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朝的王族。拓跋部最早出现于历史记载，是在隋文帝开皇5年。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等率领部族到旭州请求归属隋朝，隋朝对拓跋宁丛授以大将军官号。其后，拓跋宁丛等部又一度叛变，进攻会州，被隋兵打败后，又纷纷投降，有的从此定居下来，同隋朝互通朝贡。到了唐朝，唐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开拓与经略十分重视。高祖武德年间曾派河州刺史卢士良安抚党项羌，恩慈与威严并用。太宗贞观3年，党项羌细封部酋长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唐在细封部的居地设置轨州，授细封步赖刺史。

不久，又在归附唐朝的党项部落居住地设立了据、奉、岩、远等4个州。从此归附唐朝的党项部落越来越多，到贞观5年，唐朝开发党项河曲一带，共建60个州，人口达30多万，并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唐中叶，西北边地发生了吐蕃与吐谷浑、党项、回鹘等族联合骚乱事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为了防范党项等族受吐蕃煽动，避免酿成更大的边患，建议唐代宗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迁移居住；另将居住在宁朔州的吐谷浑迁移到夏州以西，党项族的大迁徙持续了百年之久才逐渐稳定下来。

从战争和奴役下解脱出来的党项部族，开始定居在经过汉族人民创建了封建文明的土地上，增加了党项族与汉族接触的机会，部落日趋繁荣，人口迅速增长，畜牧业兴旺发达，人们还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这不仅加速了党项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党项族与汉族的融合，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党项各部在新的环境中蓬勃兴起。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齐。身为唐藩镇的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集合党项族武装同雁门节度使、沙陀族将领李克用一起，参加了镇压起义军的战斗。

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镇压起义军有“战功”，于同年7月封他为夏州节度使，赐“定难军”称号，晋爵为夏国公，再一次“赐李姓“，表示和唐为一家。从此拓跋思恭统治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五州之地，夏州李氏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割据势力。自唐朝末年拓跋思恭占据夏州以来，历经五代十国时期，党项拓跋部利用中原多变、群雄争霸的形势，伺机进退，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50多年中，党项政权对统治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等国，名义上是“臣属”关系，实际上完全保持着固有的政治特权与独立地位。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2月，李彝超去世，他的弟弟李彝殷继任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执掌夏州政权时，赵匡胤发动兵变，即帝位，改国号宋，定都开封，历史上称北宋。北宋王朝厉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策，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攻灭南唐、吴越等割据势力，至公元979年灭北汉，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混乱割据的局面。

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地位不致受到宋朝的威胁，借宋太祖赵匡胤登位之机，派使臣去开封祝贺，竭力讨好宋朝，同时为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改名彝殷为彝兴，以博取宋太祖的欢心。宋太祖建隆3年，李彝兴派人将境内所产良马三百匹送给宋朝，支持宋对北汉的作战，宋太祖更加高兴，打问清楚李彝兴的腰围尺寸后，特意为腰腹肥硕的彝兴制作玉带赐给他。李彝兴死时，太祖3日不临朝，以示沉痛的哀悼，并赠彝兴太师、追封为夏王。

从这时起到太宗太平兴国5年，夏州政权由彝兴儿子李光睿、孙子李继筠相继统治，继续保持同宋的友好关系。宋利用夏州势力牵制北汉，夏州则利用这个时机丰满自己的羽毛。当宋朝完成统一大业，政权已趋稳固的时候，便企图一举铲除党项世代割据的局面。宋太宗这种削除党项族世代割据夏州的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的统一，虽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策略上的错误，再加上派兵到夏州屠杀了众多的党项部民，激起了党项族的激烈反抗，酝酿着党项贵族和宋朝统治者之间的重大冲突，这场斗争，终于从李继迁开始而日益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