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董燕京（部分网络用图已单独注明来源）
来源：婚姻与家庭杂志（ID：hunyinyujiating99）
几世同堂的合影、送行站台上缓缓驶过站台的绿皮火车、风中飘扬的红领巾、那些年孩子们吃过的马迭尔……最烟火的故事里，藏着几代人的珍贵记忆和感动。一个家庭的经历和影像，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让我们通过细数小家里的那些事，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祖国的成就。
——小婚家
01
筹办婚事的过往
1979年1月27日（大年三十）是我们夫妇喜结良缘的新婚之日。
△ 我们夫妇的结婚证
那时国家提倡青年晚婚，并规定男27岁，女25岁，方可领证结婚。
经由厂里开出证明后，我们一起去所在街道办理了婚姻登记。
登记那天，在领取结婚证的同时，我们还欣喜地领到了两张家具票，即双人床票和小衣柜票。
△ 60、70年代苏州家具票（图源：网络）
可别小看这两张票，那可是政府对新婚家庭的特殊关照。
当时居民购买任何紧俏商品都需要凭票凭证。
不要说“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需凭票购买，甚至连婴幼儿喝的牛奶也要凭奶证供应。
但是，组建一个新家仅有两件家具怎么行。
△55年历史的西四家具店2009年拆除，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曾红极一时，北京90%以上的结婚用家具都出自该店。（图源：新京报）
当年北京街面上的西四、骡马市等各大家具店，统归北京市家具公司独家经营，各类产品都供不应求。
以致每当家具店夜间有进货时，都会被昼夜望风的顾客盯个正着儿，经常是货还没卸完，店门前便排起了长队。
随后人们还会自发地编号排序，每隔两小时叫一次号，人离场号即作废。
这样排上大半宿，直到早上9点家具店开门后蜂拥抢购，但终归货源太少，大多数人仍会徒劳而返。
接下来，
服装的置办则较为简单，媳妇是一件呢子外套，一套迪卡料衣裤，长毛绒领棉大衣和皮棉靴。
我的服装和媳妇一样，只是将呢子外套换成了仿呢中山装。
床上用品为4床线缇被子，外加床单、褥子、枕头、枕巾各两套。
△当时最流行的婚纱照
当时被禁多年的婚纱照刚刚恢复，
我和妻子在前门大北照相馆拍了坐姿、站姿两幅照片，算是赶了个时髦。
与如今结婚讲究包租豪华车队相比，
当年北京只有一家国营出租汽车公司，即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
我们电话预订的是一辆华沙牌（胜利20型）小卧车，费用15元。
△那个年代，推着自行车，就去迎亲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迎娶新娘的接亲方式，不少都是乘坐公交车，或是骑自行车。
距离较近的，接亲队伍都是步行。
那时婚礼婚宴一般都在自己家里办。
排场些的，会在院里搭个大棚，并请餐馆的厨师来掌灶。
而我们办的比较简单，婚宴仅有6桌，参加者都是两家的至亲及部分同事好友和街坊。
凭本凭票供应的卷烟、白酒、猪肉、鸡蛋、花生、瓜子及糖果等，从家门口的副食店即已购齐。
而宴席所需的一些反季节细菜，
如蒜苗、黄瓜、菜花，以及上好的黄花鱼、大虾等都要跑到京城四大菜市场之一的西单菜市场才能买到。
为此，我们夫妇专门起大早去排了好几次队。
在鞭炮声声、喜气洋洋的婚礼过后，
我们大概总揽了一下，连置办家具带举办婚宴等，共计花费约760元，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可算是中档消费了。
好在婚房是原来自己居住的一间12平方米的租赁公房（月租金1.20元），婚礼前只是用大白粉刷一新就OK了。
△ 一对绿花瓶，结婚时好友送的礼物，留存至今
那时候，
单位的同事会每人3毛5毛随份子，再将钱凑在一起送给新人，
关系好的还给我们带来礼物，多是日常生活用品：
铝锅、暖瓶、脸盆、枕巾、床单等。
△ 送给新人的礼物，通常是生活用品
而再往前推几年，婚礼的场面就很不一样。
比如在1969年，
同院邻居—在北京市医药公司工作的张大哥将在宣武家具厂工作的新娘娶进家门时，其婚礼就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所独具的“革命化”色彩。
婚礼当天，
新郎、新娘各自照常上班，晚上下班后才在院里的葡萄架下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结婚仪式。
全院的邻居以及双方单位领导、同事纷纷到场祝贺，
我们院里的几个小兄弟按照张大哥的吩咐，
帮忙拉线挂上两盏大度数的灯泡，摆放好桌椅，并负责为客人沏茶倒水；
张大哥夫妇则剥糖点烟，招待并迎送宾客。
因不备酒席，人们热闹了一个多小时后，便逐渐散去。
这时，
再看那新房里，
桌上、床上已经摆满了人们送来的领袖像章、“红宝书”等极具时代特色的礼品。
△我们夫妇结婚旅行在青岛鲁迅公园
七八十年代新人举办婚礼后，一般还要投亲访友去外地蜜月旅行。
△我们夫妇结婚旅行在青岛海滨
我们也随此风俗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济南、青岛的新婚之旅。
在往返的列车上，一路上可谓欢歌笑语。
祝酒歌
李光羲 -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而至今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列车广播中循环播放的李光羲的《祝酒歌》，
还有金炳昶、杨振华合说的相声《下棋》。
02
“三转一响”的家庭标配
六七十年代，新人结婚组成家庭，除置办家具外，或多或少都要添置一两个大件。
当时的国产名牌：自行车有永久、凤凰、飞鸽；
手表有上海牌石英表和全钢机械表；
缝纫机有飞人、蝴蝶、蜜蜂；收音机有红灯、熊猫等。
而自行车和手表作为出行、计时的必备工具始终是供不应求。
因此，计划经济时期施行票证供应的政策也就应运而生。
（图源：新浪网）
“三转一响”等商品的供应票都要由主管商业部门按比例分配到机关、厂矿、街道或乡镇。
再由单位组织职工采取抓阄的形式，落实到有资格购买的个人身上。
回想起来，这种购买形式竟持续了约30年。
仅以我的小家为例，我和妻子都是70年代初参加工作，由于“一票难求”，及至从成家到置齐“三转一响”竟然用了近10年。
其中既有排队抓阄不易的因素，也有工资收入低囊中羞涩等现实原因。
△当年妻子通过抓阄买到的上海全钢机械手表，保存至今
妻子通过抓阄，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上海”牌全钢机械手表。
我则只好买了不要票的上海“宝石花”牌半钢手表。
后来我们又相继抓到了“永久”牌自行车和“飞人”牌缝纫机票，
并于80年代初在天坛公园“首届音响电器展销会”上买到了带有高低音功能的“红灯”牌收音机。
还记得，
再见吧妈妈
我们夫妇买回收音机后，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接通了电源，当收音机中传来李双江演唱的歌曲《再见吧，妈妈！》时，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时光走过90年代，又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部分家庭步入小康，寻常百姓的需求已向多元化发展。
液晶彩电、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名牌汽车、现代住宅的新型消费迅猛增长，
以致当今社会已不再有几转几响或“几大件”的流行词及明晰概念。
改革开放，
不仅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使人们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感受到，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我们以前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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