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在公共輿論空間中長期是一個“高冷”話題。據說有人統計過，只要在報道標題中出現“氣候”二字，點擊率就會有規律地探低。長期以來，這被視為一個精英話題。但是，氣候變化愈演愈烈的影響和不再寬裕的應對時間窗口，使它無法再繼續保持精英。放眼全球，它不再只是關於科學知識或談判桌上的博弈，而在改變對人類前途的想象、設置基礎性政治議程、重塑社會運動，並給這個正快速拋棄多邊主義的時代，提出最嚴肅的問題。“氣候稜鏡”系列試圖打破氣候報道與分析的“專業化”視角，將它置入複雜的語境，解析出它複雜的光譜。
關於氣候變化的討論中，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貝里正在成為一個符號。在9月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她控訴各國政要未能正視氣候危機、背叛年輕一代的演講挑動了眾人的神經。緊接著，讚譽、詆譭紛至沓來。如果排除那些不堪入耳的咒罵與陰謀論，格雷塔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其實在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在面對氣候變化這個人類未曾經驗的挑戰時，我們應做何選擇？
對於這個問題，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給出了自己的答案。2018年10月8日，耶魯大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環境經濟學家，他的主要貢獻是在1990年代提出了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析的模型。這個模型為回答面對氣候變化威脅作何選擇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
然而，迄今為止的策略成功了嗎？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再次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熱的夏天；熱浪、洪水、颱風、火災給多地造成人員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等機構不斷更新預警，提醒世人氣候變化的腳步正在加快；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紛紛站出來要求各國政要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以避免災難性的未來。在這樣一個時間點，回顧和反思諾德豪斯的模型和他倡導的策略似乎成為應然。最近，諾德豪斯於2013年出版的《氣候賭場：全球變暖的風險、不確定性與經濟學》（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一書經我國經濟學家梁小民先生譯介，由東方出版中心於9月出版，為國內讀者提供了一手的參考資料。
《氣候賭場：全球變暖的風險、不確定性與經濟學》書封。
飽受爭議的獲獎者
在這本書中，諾德豪斯通過一位經濟學人的視角向普通讀者揭示了人類面臨的氣候困局，即人類工業化以來，以燃燒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大氣中不斷累積，導致全球平均氣溫不斷升高，給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帶來巨大威脅。他認為溫室氣體排放以及由此引發的氣候變化是經濟的巨大負“外部效應”，而且這一外部效應具有長期性和全球性，無法通過市場自身解決，需要全世界政府聯手應對。根據聯合國2019 年9月22日最新發布的報告，迄今為止，全球平均氣溫已經在工業化前期（1850-1900）的水平上升高了1.1攝氏度，而氣候變化引發的一系列自然生態危機正在加速顯現。
諾德豪斯將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分為可控和不可控兩種。可控風險指人類社會有能力應對的威脅，如氣候變化對健康和農業的影響；而與此相對的則是規模大到人類社會難以預見和應對的風險，如海冰融化、颶風加劇、大規模物種滅絕等等。在講述海平面上升帶來的不可控威脅時，作者指出，海拔在10米以內的沿海地區都將面臨巨大的安全風險，他特別以擁有500萬人口、但海拔僅為四米的浦東地區為例，稱如海平面持續上升，在本世紀內，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的浦東地區將不得不面臨大規模建造防波堤或是整體搬遷的選擇。
如何評估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進而尋找減緩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的“平衡點”，是貫穿諾德豪斯多年研究的主題。通過創建著名的動態綜合氣候-經濟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他將經濟和氣候兩個系統結合起來，並對不同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進行了成本效益分析。這個模型和它的變體RICE（Regional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模型為多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參考。
在《氣候賭場》一書中，諾德豪斯介紹了人類應對氣候困局的幾種選擇：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和損失；運用地理工程技術給地球降溫；或是改變人類能源消費模式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將全球溫升限制在可控範圍內。諾德豪斯介紹了氣候經濟學家們如何將這些風險和選擇代入評估模型，從而計算出將全球溫度升高控制在不同水平時相應的經濟代價，為決策者提供依據。同時，諾德豪斯在書中也著重強調了他本人傾向的政策選擇：給碳排放定價 ——即對二氧化碳排放徵稅——從而通過市場的價格調節機制促使人們減少化石能源使用，進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然而，儘管有諾獎加持，在過去幾年中，諾德豪斯和他影響力巨大的氣候經濟模型在西方社會卻為他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批評聲。根據模型的計算，諾德豪斯從經濟成本的角度出發，主張人類可以承受3.5度左右的全球溫升。他認為這是經濟學理性假設的“最優” （optimal）選擇，在這種情境下，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成本與收益相當。如果將溫升控制在比前工業化時期高2攝氏度以內，成本將是效益的三倍；而如果將溫升控制在1.5度，成本則將是效益的十倍。由此，諾德豪斯主張，採取太過激進的溫室氣體控制措施將阻礙經濟增長。批評者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諾德豪斯的模型，以及他堅持的溫和減排路徑，導致世界各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間未能採取更為激進的措施應對氣候變化，以至於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將人類置於未知的氣候困境。
一個巧合是，在去年諾德豪斯獲得諾貝尓獎的當天，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發佈了《全球升溫1.5度特別報告》，向世人發出警告：留給人類阻止危險溫升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這意味著，在事關人類未來的選擇中，科學家和經濟學家似乎站到了兩個不同陣營中。
今年出版的《無法居住的地球：未來的故事》（Uninhabitable Earth：Life After Warming）一書描述了氣候危機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末日景象。記者出身的作者大衛·華萊士-威爾斯（David Wallace-Wells）寫道，氣候學家曾經預言的最壞情況——如海冰融化等 ——正在被一一驗證成為現實，極端天氣事件正在以此前無人預料到的速率加速出現。作者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為280ppm（濃度單位），目前這一數字是410ppm。地球上一次經歷這一水平的二氧化碳濃度是在三百萬年前，那時的海平面比現在高24米，人類還未出現。如果按照目前各國溫室氣體排放的情況，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將會達到500ppm。而地球上一次經歷如此之高的二氧化碳濃度時，海平面比現在高將近40米。
在2009年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人類應努力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度首次成為各國的共識。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進一步提出，將溫升控制在遠低於2度（1.5度）是更為安全的目標。根據世界氣象組織今年（2019年）9月份的更新，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發展情況，不採取更為激進的措施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在未來幾十年內，我們幾乎一定會接連突破這些溫度目標，全球平均溫度將在本世紀末達到2.9至3.4度。
當地時間2019年9月22日，瑞士梅爾，氣候活動人士爬上阿爾卑斯山，為正在消失的皮索冰川舉辦“葬禮”，為他們所說的由於全球變暖導致的冰川消亡而哀悼。皮索冰川海拔8500英尺（約合2590.8米），位於奧地利邊境附近。目前剩下的只有幾塊白色的碎片。 視覺中國 圖
被“折現”的未來世代
在氣候變化領域，2度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數字。作為一個氣候政策的目標——將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比工業化時代前高2度以內，2度的目標簡潔明確、易於理解。鮮有人知的是，第一個將溫升2度作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並不是科學家，而恰恰是作為環境經濟學家的諾德豪斯。
諾德豪斯在1970年代發表了兩篇文章，其中提及當全球溫升超過2度之後，人類將面臨一系列未知的氣候現象。他作出如此推斷的原因是，在過去幾十萬年間，全球氣溫的變化範圍大約在5度之內，而在當時，1970年代的溫度已經比地球多年的均值偏高，更靠近5度的上限。“在目前的水平上，如果全球增溫超過2度，全球的氣候變化幅度將會超出此前數十萬年的區間，”諾德豪斯在1977年發表的文章《控制二氧化碳的策略》（Strategies for the Control of Carbon Dioxide）中寫道。據一些研究人員考據，這是2度第一次出現在氣候政策的相關研究中。
1988年，美國航天局（NASA）的吉姆·漢森（Jim Hansen）教授在美國國會的聽證中，證實了人類活動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變暖的聯繫。他也是最早公開表示溫室氣體排放持續增加會帶來危險後果的科學家之一。然而，在此次聽證會中，漢森教授並未能明確什麼程度的氣候變化應被視為“危險”。1990年，來自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團隊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發佈的報告中建議，為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人類應盡力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度之內。他們同時警告，溫升越大，氣候風險也越大，在溫升超過1度以後，風險將難以預測、迅速增加。因此，2度絕不是一個“安全”的上限。兩年之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上誕生。雖然將2度作為溫升的上限寫入公約的呼聲很高，卻並未成功。1996年，歐盟委員會宣佈“必須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高（與前工業化時期相比）控制在2度以內”，成為第一個支持該限值的政治實體。雖然在隨後的十幾年間，科學家對氣候變化的研究不斷深入，然而直到2010年，在墨西哥的度假勝地坎昆，這一目標才作為全世界的共識正式寫入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文件。但小島嶼國家和低地勢沿海國家並不滿意，因為即使將溫升控制在2度，他們也將面臨災難性的後果。因此2015年的聯合國巴黎氣候大會上，各國同意將更為激進的“遠低於2度”作為溫升目標寫入了《巴黎協定》。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諾德豪斯在後來的工作中拋棄了自己早年提出的2度目標呢？這也正是他的模型中最為人詬病的一個環節：對未來的“折現”（discount）。
在《氣候賭場》一書中，諾德豪斯寫到，在氣候經濟學中，最為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在今日的減排成本與未來的社會收益之間進行權衡。比如，在今天用風力發電取代燃煤電廠在短期內需要較大的投入，但此舉可以在遠期避免氣候災害，從而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然而，這些成效可能要在幾十年之後才會顯現，如何比較眼下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未來可能獲得的收益呢？諾德豪斯採用了經濟學中“折現率”的概念。
折現的概念來自於經濟學中“貨幣的時間價值”這一概念，簡單說，就是今天的一塊錢比明天的一塊錢具有更大的購買力：這是因為我們可以在今天用這一塊錢投資，獲得利息，這就使得在未來的某一時間點我們擁有的財富會大於一塊錢。因此，經濟學中可以通過對未來的收益進行“折現”，換算出“現值”（Present Value），並與今日的成本進行比較。
折現率與氣候政策的對應關係是：較低的折現率意味著人們應在短期內採取行動；而較高的折現率則意味著人類可以拖延。這裡的內在邏輯是，拖延一段時間，未來的世代會比現在的人更富有，也更有能力去解決問題。諾德豪斯在《氣候賭場》一書中強調，採取較低的折現率——即在短期內開始採取行動——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他認為，折現率應由資金的機會成本來決定，即減排溫室氣體之外其他的投資選擇可能帶來的回報率。在關於美國的計算中，他常常將折現率確定在4%的水平，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折現率則通常會設得更高。
其實，對環境問題進行經濟分析時，對未來收益的價值進行折現是一個普遍的做法。然而，環境倫理學者認為，對未來折現，破壞了代際間的公平，也拖延了人類社會減排的進程，因此這種做法存在著巨大的倫理缺陷：從經濟學家的角度出發，我們為了將有限的資源價值最大化，會盡量在今天消耗這些資源獲得經濟增長，對這些資源的未來價值進行折現。而無論在計算時採取的折現率有多小，對未來的折現意味著總有一天這些資源對未來世代的價值會降為零，換句話說，未來世代的人於我們這一代是無足輕重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生命和健康的價值，或許根本就不應該被折現。我們的孫輩所擁有的一塊錢從購買力來講一定比不上我擁有的一塊錢，但如果說孫輩的生命不如我輩的生命值錢，卻是說不通的。
這樣的觀點也被其他一些環境經濟學家採納。比如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氣候變化經濟學《斯特恩報告》的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將未來世代的福利折現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因此，斯特恩在他的計算中，將折現率設定在1.4%這樣一個較低的水平。相應地，斯特恩也主張各國政府應該儘早地採取激進措施，控制溫室氣體排——這恰恰與諾德豪斯的結論相反。
持續經濟增長的迷思
而將經濟增長視為應然、儘可能減少對市場干預的理念，也隨著西方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反思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正統經濟學家認為追求GDP的增長可以提高人類的福利水平，然而過去幾十年間，對於經濟增長的無節制追求造成了更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環境破壞和資源枯竭。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經濟、社會學家意識到，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國家，GDP已經不再是衡量社會福利水平的良好指標。另外一方面，隨著全球變暖引起的氣候災難逐漸顯現，人類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可能會因小概率事件而受到嚴重打擊的可能性正在增加，這是傳統的成本效益分析中未能涵蓋的內容。
這也是今夏不幸離世的哈佛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一直提倡人類應該更激進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避免災難性事件出現的原因。魏茨曼並不贊同諾德豪斯計算溫室氣體排放社會成本的思路，他認為理性的政策本應避免“最壞情況”的出現，然而目前的成本效益分析沒有、也無法對災難性氣候事件作出評估。值得一提的是，魏茨曼亦曾被認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爭奪者，有些人曾猜測他會與諾德豪斯分享這個獎項，因為他們分別代表了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同策略選擇。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最終選擇了諾德豪斯之後，批評者稱，這個獎“頒給了氣候災難”；而魏茨曼則在數月之後黯然離世。
諾德豪斯也在《氣候賭場》一書中承認，他的DICE模型並未能對氣候“拐點”到來後的損失進行估算。“拐點”是指全球溫度升高達到某一個闕值之後，會引爆難以預料的、大規模的各種系統性變化，不可逆轉。
在諾德豪斯的模型中，溫度變化及其帶來的影響是線性的、漸變的，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諾德豪斯認為人類社會可以在一個世紀的過程中逐漸適應高達3.5度的全球溫升。然而在現實中，氣候變化的影響則是不均衡的、激烈的，並隨之帶來預料之外的自然和社會問題。
比如，科學家們已經證實，地球高緯度地區的升溫與其他地區相比更為顯著，而極地地區永凍層的融化會釋放出常年蘊藏其中的大量溫室氣體，從而進一步加速全球溫度升高。又如，海冰消失、海水溫度升高，影響全球水力循環，進而給地球上不同地方帶來更暴力的極端降雨、強度更大更頻繁的颶風、或是極端乾旱出現的頻率。
這些極端事件會給不同地區的農業及生計帶來嚴重的影響，乃至引發大規模遷徙等未曾預料到的社會、政治動盪。近年，中美洲地區出現大批因環境衰退無法維持生計而試圖越過美國國境的難民，與氣候變化聯繫密切，而這是諾德豪斯的氣候經濟模型難以模擬出的內容。
但是，諾德豪斯卻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不由得讓人發問，將有關氣候變化的決策交給經濟學高度簡單化的模型，這真的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人類社會與地球和自然界的複雜關係，是現有經濟學理論中的假設、限定難以企及的；人類社會發展數千年積累和沉澱的文化、價值體系、自然界豐富的物種多樣性更是完全無法用貨幣來衡量其價值幾何。在有限的自然條件約束之下，對經濟增長的無限追求，人類社會最終獲得的可能並非是財富的積累，而是歷史上未曾經驗的困局。
不得不承認，曾被諾德豪斯等堅持溫和減排路線的經濟學家們視為小概率的氣候災難，正在逐漸露出猙獰的面容，此前認為數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才會到來的災難正在迫近，這意味著現在的年輕人幾乎一定會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成為全球變暖的受害者。
這也許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站在了全球氣候變化運動的最前線。
“你們用空洞的口號偷走了我的夢想，我的童年，” 瑞典16歲的少女格蕾塔·通貝里9月23日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對各國政要進行控訴，“我們的生態系統正在崩潰，我們正站在下一次物種大滅絕的開端，但你們只知道談論錢、談論永恆經濟增長的童話，你們怎麼敢這樣？”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抗爭是否能催化社會的變革，但明確的是，這一代的年輕人以及下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的未來不應該被折現。
（李婧，自由撰稿人，關注環境、氣候議題。曾為《南華早報》、《中國日報》資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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