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一代武侠文学大师金庸在香港离世，各社交媒体、社会各阶层的民众纷纷喟然长叹，缅怀这位武侠大师带给我们曾经的感动，无限的遐思。这是一个成人童话世界的终结，更是一个气度精神的逝去。怀念金庸，思念那些一边读鲁迅，一边读金庸的年轻岁月。

作为与传统文学相对对立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在古代往往只是中下层民众休闲愉悦的一种消遣方式。可是經过金庸等现代一些武侠小说大师们现代意识的改造后，其在美学范畴上，特别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品位及叙事模式上已完全不同于旧式小说。尤其在新文学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新的武侠小说家作家已自觉地将创作艺术视线定格于人生命运的本真思考上，特别侧重于刻画身处历史剧烈变革中普通民众的人性，并对整个人类的生存进行着深刻思考，其间闪耀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芒。

在众多新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运用独特的现代小说叙事技巧，对传统封建“忠孝悌义”观念进行了全面反驳和扬弃，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同时他还把艺术创作视角聚焦于人生命运无常的思考上，尤其侧重刻画复杂多变的人性灵魂，闪耀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所独有的光芒。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思索及民众传统思想改造的探索，使金庸武侠小说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继承了鲁迅小说思想的风骨并且两者在本质上有着许多契合之处。

鲁迅与金庸小说创作思想上的契合与沟通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最终目的永远都应该是表现具体人性，塑造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从而关注于人永恒的命运。“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这是文学创作本应关注的永恒命题，基于共同的创作理念，金庸新武侠小说在不自觉间达到了与鲁迅小说思想意义的吻合。

“五四”时期鲁迅是从什么角度审视人生和表现社会的呢？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是要首推文艺工作者，于是要提倡文艺运动了。

由此可见，在鲁迅从事文艺运动伊始，他便将自己创作的动机及艺术的追求自觉融化于中国新旧思想革命变革的追求之中。而作为武侠小说大师的金庸也同样认为：“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情感，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金庸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宗旨便是要表现具体可感的复杂人性，表现人物多元的情感追求和命运探索，这也促使他对于民众精神改造的关注基于共同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由此金庸也必将走上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学创作道路。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了一代又一代善良无知的民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愚昧的国民魂灵深处套上了一副无形的精神枷锁。虽然经过文学革命的极力鼓吹，可两千年的封建传统在民众的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单靠一代作家的呐喊还远远不能根除掉这无形中的颟顸。作为武侠大师，金庸不自觉间将其作品着力点定格于国民素质及思想意识的改造。

金庸往往将其小说背景定格于朝代更迭之时，在如此混乱的社会变革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复杂的人生选择及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最能反映出人真正的价值及时代和人性的弊病。由此，金庸也不自觉间将创作的笔触深入到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时代命题。

虽然是两个世界，两种手法的运用，可是在思想本质上，金庸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历史命题，在另一个世界中完成了对鲁迅独异创作风格的补充和扩展。

鲁迅先生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学贡献，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无法超越的丰碑，由此“鲁学”的诞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金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悄然兴起，成继“鲁学”后又一专门性研究领域，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