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是盡人皆知做工作最多、也是最忙的人。他為黨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國人稱為“全天候周恩來”。他白天忙於開會，接待外賓，有時連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只好帶些簡單的飲食，在驅車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處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問題的時候。其時，他的深夜電話經常接連不斷，繁忙不已。他在日理萬機中送走了一個個不眠之夜，又迎來了一個個繁忙的早晨。難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對周恩來個人提出的惟一請求是：“請為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
半夜三更打電話
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況
1965年的一天，在外貿部負責部長辦公室工作的高首善剛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齊旭東就興沖沖地跑進來報告說：“昨天夜裡，我值班時周總理來電話了!”
高首善愣住了：周總理是親自抓外貿工作的，可是在半夜三更還親自打來電話，卻沒有想到。這不尋常的情況不能不使他有點緊張，連忙追問道：“什麼時候？你聽清楚了嗎？”
“沒有錯，是半夜一點多鐘。”齊旭東說，“我正坐著打瞌睡，電話鈴突然響了。我問：‘誰？’對方說：‘周恩來。’我當時沒有聽清楚，也不敢相信，又問‘是誰’時，對方回答說‘周恩來、周總理嘛!’這次可聽清楚了，是他的聲音。我有點慌，不知怎麼辦才好，脫口而出：‘周總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嗎？沒有睡，很好，叫什麼名字？’我回答：‘齊旭東，旭是九日那個旭。總理，您還沒睡嗎？’‘嗯，我在釣魚臺，你鄧大姐有病，我有點工作，同時也正好照護一下她呀!’”
聽到這裡，高首善相信是周總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說，電話上交代辦什麼事？”
齊旭東說：“周總理說：‘值班很重要，應該忠於職守嘛!’接著指示說：‘哦，關於XXXX那個文件，告訴林海雲同志先不要發，明天研究一下再說。’我沒有聽清楚，又問了兩次，真不好意思。說完還叫我記下來，不要忘記。”
齊旭東講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靜。他立即向林海雲副部長報告了這件事。
不多一會兒，國務院通知林海雲同志去開會。十點鐘他回來了。告訴高首善立刻召集幾位部領導人和辦公廳的同志來開會。
會上，林海雲傳達說：“九點鐘周總理把幾個部門的負責人找了去，只講了一件事。總理說：‘我早說要求各部建立值班制度，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我檢查了三個單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貿部的那位同志很好，電話立刻就接通了，我交代一件事，他聽不清楚，一再問，這很好嘛，凡事要認真，聽不清楚就問個明白，他敢一再地問，好。弄不清楚、含糊其辭是要誤事的。XXXX單位的那個值班同志大概是睡著了吧，鈴聲響了很久才接。至於XXX的那位就不好了。我叫了很久，還算好，他接了，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大概是沒有聽清楚，他就在電話裡不耐煩地說：有什麼要緊事，明天再說吧!就把機子撂了。太不像話!這樣的值班室能起什麼作用!’說完之後，告訴我們幾個部：‘請你們回去再檢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會後，把那個文件向我交代了一下。”
林部長傳達完後，高首善明白了一切、感慨不已，趁此機會他又把昨晚發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場的同志們重述了一遍，大家聽後無不深受感動，實實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動的嚴格規章制度、恪盡職守的課。
深更半夜接到
請教外交急事的電話
1966年8月，毛澤東主席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在北京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的外賓們。事後，新華社記者徐熊把新聞寫好後，送給正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的陳伯達審閱。陳伯達故作謙虛，用鋼筆把原稿上排在他後面的康生的名字，勾到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卻又要記者拿去讓康生審定。誰知康生只瞄了一眼稿子，就說陳伯達已經看過了，他同意。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次排列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新聞”。儘管事實上沒有人事安排的變化，但是稿件如果就那樣輕率地發出去，定會引起人們的猜測。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記者馬上趕回京西賓館，求救於曾當過周總理外事秘書的馬列同志。馬列也認為稿件不能如此草率地發出去，就幫記者打電話到陳伯達和康生家裡，但此時已近凌晨3點，接電話的人不敢深夜把他們叫醒，無法問他們。記者心急如焚，眼看這篇短短的稿件，僅因一個橫生的小杈子而卡住，使《人民日報》不能按時截稿，從而全國的報紙都得等著。
後來，記者和馬列冷靜下來想了想，覺得即使和陳伯達、康生通了電話，仍會有棘手問題不好處理。
想來想去，馬列決定直接打電話請示周總理。記者覺得這麼晚了去驚動周總理不太好。可是，刻不容緩，此事非請教享譽中外的外交家周總理不可了。
而且，馬列肯定：一直都為了黨和國家大事夜以繼日、廢寢忘食慣了的周恩來此時還沒有休息，即使他已經睡覺了，也不會責怪別人的打擾。果然，馬列把電話一撥，就同周恩來接通了。待馬列說明情況後，周恩來明確指出：稿中名次必須按中央正式公佈的次序改過來，這是中央確定的，不是哪個人可以隨便變動的。
周恩來不僅沒有責怪他們，相反卻表揚了他們對此稿所持的慎重態度。
事情經周恩來指點解決後，他倆不禁感嘆：這麼一個看來不大的問題，此時此刻卻唯有請示總理才能解決，我們的總理一天要為全國人民操多少心啊!
深夜打電話
要谷牧抓緊處理工人紛爭
1966年，北京國棉一廠兩派組織產生了嚴重分歧和激烈爭論，隨時都有釀成“武鬥”的危險。
9月15日深夜，周恩來在一份《快訊》上看到了這個消息，十分不安，馬上打電話找谷牧。
谷牧當時剛剛入睡。電話鈴聲把谷牧吵醒後，他即披衣去接，一聽是周總理的聲音，忙說：“總理，這麼晚了，您還沒有休息啊!”
“一大堆事情纏著，睡不下啊!剛才看到一個消息，是北京國棉一廠的……”周恩來談了大致情況後，要谷牧抓緊處理好這件事。
谷牧考慮到已經是深夜，再找部長們不太方便，便回答說：“總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緊處理好此事，請您放心!”
“好!”谷牧聽到電話中的迴音後，就又睡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頭上見到了周恩來的批示：
谷牧同志,方才看了這份快訊,我已來不及等你明天處理了。我已直接打電話給錢之光，請他於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負責處理此事，而且必須解除對少數派的圍攻。並告錢，今早向您彙報。
周恩來
九·十六，二時
看罷批示，谷牧深深為周總理對人民的極端愛護和負責的精神所感動。紡織廠的工人，不管這派那派，畢竟都是工人群眾啊!周總理深怕延誤一夜，釀出更大的事端。
20年後，回憶起這件事，谷牧還依舊十分愧疚地說：“這件事本應由我連夜處理，無須麻煩日理萬機的總理再加過問，但結果還是麻煩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裡仍然深感不安。”
半夜第三次打電話
將被關押的華國鋒“撈”到北京
到了1967年1月，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副省長的華國鋒眼看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鬥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是把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嘎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裡，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鬥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
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
1967年6月14日半夜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力促鄧小平復出
並深夜電告南昌通知其回京
1969年10月20日，鄧小平被林彪以戰略疏散的名義發配到江西。周恩來很不放心鄧小平等人的安全。他只有用自己的影響，向下面打招呼。他兩次親自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接電話的是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周恩來嚴肅而婉轉地要江西關照好鄧小平。
為了把這些被打入“另冊”的老幹部安排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周恩來花了不少腦筋。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周密的調查之後，才選擇江西這個地方。周恩來把這些雖然靠邊站，但並沒有被徹底打倒的中央領導，關照程惠遠如何照顧之後，又把一個更大的難題亮出來了。這就是如何安排鄧小平。
“汪東興同志大概告訴你們了吧!”周恩來用含蓄的口氣，把問題提了出來。 “不知道，總理!”程惠遠不知道總理暗示什麼。“鄧小平夫婦也到你們那裡去。”周恩來鄭重地說道：“毛主席在九大說過，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別人不同。鄧小平同志是去農村鍛鍊，當然，不能把這些老同志當全勞力。他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身體也不太好。收房費也要適當地照顧一下。在選擇住處上，要儘可能的好一些。一下從北京到南方，氣候上和生活上，他也許不習慣，你們要儘可能地給予方便。”周恩來頓了頓，還是有些不放心，他又叮嚀道：“這些同志下去，你們要派人多幫助，要指派專人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對這些老同志的安排問題，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馬上彙報，研究一個具體方案，再告訴我。”
然而，不久程惠遠接到林彪下達的“一號命令”。其基本精神同周恩來電話指示完全相反：對從北京疏散下來的中央機關的走資派，要監督勞動改造，不日即可到江西。程世清清楚總理的威望、地位和權力。他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是舉足輕重的，說話有分量。而且，他在電話裡的指示十分具體，明確指示照顧陳雲、王震和鄧小平等人，這是不能怠慢的問題。他也聽說過總理的工作作風，佈置任務具體、細緻、周到，事後他還要檢查。對這樣的領導人，採取敷衍的態度是不行的。沉思了一會兒，他說：“我們初步想法，他們什麼時候來都行，我們江西對他們的大門是敞開的。他們來後，暫時可以先讓他們在濱江招待所住下，打算把江西的情況，向他們介紹一下。”對鄧小平的安排，程世清指示程惠遠道：“讓他去贛州吧!至於陳雲和王震他們倆人，安排在什麼地方，徵求他們本人意見之後再定，不管他們住在哪兒，都給他們裝上暖氣。”
程惠遠把這個意見給周恩來作了彙報。周總理果斷地作出了指示：“原則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對鄧小平同志的安排，還要考慮，讓他去贛州不合適，那裡離南昌市太遠，是山區，交通又不方便，條件很差。他已經是60多歲的老年人了，生個病怎麼辦？我的意見，應該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於照顧。”他對鄧小平應該住什麼樣的房子，也作了具體指示：“最好讓他們夫婦住一棟兩層小樓，樓上他們夫婦，樓下是工作人員，最好是獨房獨院。這樣能在院裡作些活動，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見，告訴程世清政委。”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江西省革委會作了如下安排：鄧小平夫婦安排在南昌市郊區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住在離工廠不遠的望城崗福州軍區南昌步兵學校原校長許光友的房子，又稱“將軍樓”。
周恩來早就主張解放鄧小平，並一直力所能及地保護著他。
就在前不久，周恩來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時，更加迫切希望儘快起用鄧小平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國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並接他的班。周恩來接過毛澤東的批件，猶如接過一柄“尚方寶劍”，立即著手實施解放鄧小平的工作。然而由於毛澤東對周恩來反極左的批評，國內氣候又趨陰冷，因此雖然有了“最高指示”，卻遲遲不見下文。
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書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瞭解這些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況。鄧小平同志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12月17日毛澤東“面示”周恩來時，並沒有談及鄧小平一事，可是周恩來在信中卻貌似順便實則有心地把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不僅再次提出，並且進一步落實下來。
周恩來用心良苦，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終於打開了鄧小平復出的大門。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鄧小平回京。一天深夜，周恩來要通了南昌的電話。2月20日，度過三年零四個月的放逐生活的鄧小平乘火車由贛回京。
與此同時，北京的周恩來告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安排鄧小平回京後的住所，並要汪東興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出問題的決定。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託，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了鄧小平復出的問題。經過激烈鬥爭，政治局最終還是在3月10日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這一《決定》使鄧小平這位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終於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臺。
接到毛澤東午夜電話商談
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人事安排
1974年12月23日，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周恩來一行人下榻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園2號樓。
在蓉園毛澤東住地1號樓，周恩來和王洪文同毛澤東會面。從23日到27日，他們先後向毛澤東作了4次彙報。毛澤東在聽取彙報的過程中，談了如下幾個方面的意見：
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但又說對江青要“一分為二”，責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評。
高度評價了鄧小平。毛澤東強調：“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重申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建議。提出周、王留長沙期間，由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指出“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在瞭解了周恩來的病情後，對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
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及其人事安排問題。毛澤東提議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還就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各部部長的具體人選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12月26日這一天，是毛澤東81歲生日。早在晚飯前，細心的周恩來就預先粗略安排湖南省領導：“晚上在2號樓慶祝主席生日，晚飯吃麵條，菜要搞得簡單些。”到了晚餐時分，地方黨、政、軍領導人等陪同周恩來坐主桌；專家和其他隨員們另開一桌。那天，未見王洪文來赴宴。
宴席上，周恩來的興致很高，他幾次站起來舉杯為毛澤東主席健康乾杯!只因他重病在身(剛做過膀胱癌電灼術後不久、身體還虛弱得很、正在康復當中，更何況他有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齊等)，不勝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著，他先是以水代酒，後來叫他的隨員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周恩來患病以來，未曾有過這樣好的情緒。看來，周恩來這次長沙之行，同毛澤東談得比較順利，在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毛澤東支持了周恩來。周恩來在蓉園2號樓，為毛澤東生日設壽筵慶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義的舉動。
這天午夜時分，毛澤東處打來電話，請周恩來過去談工作。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相處近50年的老戰友，促膝長談，直到次日凌晨，長達4個小時。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生前最後一次談話。這次，周恩來抱病親赴長沙面見毛澤東，商談並最終敲定了向四屆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門組班子的名單等重要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作出的“長沙決策”，打碎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企圖“組閣”的美夢，對中國未來形勢的穩定發展以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其意義是深遠的。
1974年12月以前，周恩來身邊的保健醫師已經發現周恩來患有結腸癌。可是，他受黨中央多位高級領導人葉劍英等的重託，必須親赴長沙面見毛澤東，完成歷史賦予他的重要使命。因為早在周恩來赴湖南前，葉劍英等已議論過多次，覺得周恩來最尊崇和了解毛澤東，毛澤東很信任和器重周恩來，由他親自出馬“飛”一趟長沙，向毛主席當面陳明情況，可能更有利於解決“組閣”的問題。於是，醫療組遵照葉帥的指示，不得不將腸癌的治療推遲了下來。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於順利召開，周恩來總理在大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響亮地提出：“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摘自《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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