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的女兒地下黨員傅冬菊在和談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她對傅作義在和談期間的動態、情緒變化，具體到徘徊觀望、怎麼睡不好覺，如何在屋內焦慮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裡咬等等細節，都及時作了彙報，這些都由電報傳遞了出去。憶在北平地下電臺工作
前不久，有媒體就北平解放前中共地下電臺的工作情況刊登有關報道，我曾是北平地下電臺的譯電員，感覺報道問題迭出，並對地下電臺一位同志妄加評價，與事實不符。該報道內容多處引自我曾寫過的一篇回憶文章，但尋章摘句，多有錯誤。現在一些青年人已不太瞭解那段歷史，我再寫文章予以介紹。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先後在北平建立了三處地下電臺，它們分別設在東城帽兒衚衕2號，報務員趙振民；東城洋溢衚衕36號，報務員艾山；宣武門外西草場12條，報務員王超向。趙振民臺從1947年5月與城工部電臺開始通報。城工部長劉仁同志從抗日戰爭後期就準備在北平建立地下電臺，經過幾年運籌，1947年正式建臺。地下電臺由地下學委秘書長崔月犁領導，李雪負責技術指導和日常管理。
譯電員“不看”進步書刊
1948年9月，劉仁同志指示地下電臺要做好一切準備配合我軍解放北平。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形勢日趨緊張，地下電臺的工作量日增。為了加強譯電力量，12月初，劉仁同志派譯電員何釗進城。接著，我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包圍，切斷了平津交通線。在此情況下，電報就成為主要的聯繫手段。我作為譯電員每天兩次在不同的衚衕內與交通員交換電報，而電報量增加，城內停電和戒嚴更加頻繁，為了減少電報中途往返，根據特殊形勢需要，組織決定打破報務員與譯電員不能見面的規定，命我搬到艾山臺去住。王超向臺已於10月撤銷，併入艾山臺。
12月中旬的一天，我告別了西城武定侯衚衕27號我的掩護人錢老伯一家，騎上自行車直奔洋溢衚衕。進入院中，艾山從屋裡迎出，一看是我，驚喜地說：“原來是你呀！李雪不告訴我是誰，我還向他打聽來的什麼人，脾氣秉性怎麼樣？”到洋溢衚衕來，我就到了家，與分別近5年的母親團聚了，組織上派她作為艾山的掩護人。我和艾山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一塊到根據地參加抗日；西單商場北牆外有個賣香菸糖果的小攤兒，這裡是電臺交換站，我曾到這裡取送過電報，攤主人吳老頭（吳寬德）到洋溢衚衕來給我們做飯；報務員王超向在電信局工作，每天早晨到艾山臺來上早班；交通員張彬天天來取送電報，原來彼此不知姓名的同志歡聚一堂，一個戰鬥的小集體組成了，大家甭提有多高興了。
何釗進城後，住在東城臘庫衚衕49號李雪父母的家。我住到洋溢衚衕後，每天到那裡與何釗一塊譯報，早去晚歸。每到臘庫49號門外，只要看到牆頭露出的竹竿上挑著燈籠，就知這是平安無事的標誌，如果紙燈籠不見了，就是報警信號，不過這種信號沒有出現過。那時每晚8點北平就全城戒嚴，大街小巷一片漆黑。一天我出門動身晚了，快到戒嚴時間還沒回到家，家裡人急得團團轉，以為我出事了。艾山把收發報機裝進提箱準備轉移，這時，我正好進門，大家心上的石頭才落了地。組織上決定，我以後不再外出上班，讓我在家裡工作，這樣收發報、譯報也可以就近連續作業。何釗也到離臘庫不遠的帽兒衚衕趙振民臺去上班。
1948年春，劉仁同志來電通知，敵人每天出動十輛載有儀器的吉普車在北平城內進行流動偵察，要我們特別提高警惕，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電臺保護好。
保證電臺的安全是地下電臺第一要務，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對付敵人。1、建立三處電臺，萬一一處電臺出現故障或被敵人破壞，還有其他電臺可以堅持工作。電臺在一個地方不能時間過久，容易被發現。工作量不大時，三處電臺輪流作業，開機時間互相錯開；2、電臺的波長、呼號經常更換；3、譯出的收發報一律密寫，用米湯或麵湯寫在紙上，用碘酒一擦，字跡就顯示出來了；4、所有電臺工作人員，尤其是報務員、譯電員不參加群眾活動，不去公共場所，不上影劇院，不看進步書刊，斷絕一切社會關係，三處電臺不發生橫向關係，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5、來往電報內容、除了譯電員外，其他人都不允許知道，李雪也不例外。
傅作義把火柴棍放進嘴裡
譯電員使用的密碼，是劉仁同志與何釗等人共同苦心研究制定的，譯電時有一系列操作程序，電碼本是公開的四角號碼字典。
我搬到洋溢衚衕後，電臺與解放區電臺的聯絡增加到每天三次：早8點、晚8點、夜裡兩點。我每天夜間都要工作，工作完畢。我就將四角號碼字典和亂碼錶，藏進沙發靠背下的縫隙裡。為了減輕收發報時的滴答聲，艾山把機器放在床上，下面墊上棉被，坐在小板凳上的床邊收發報。工作完，她再把收發報機藏起來。劉仁同志要求電臺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兩三個月是地下電臺工作最緊張的時期。
平津戰役打響後，電臺幾乎每天都發出敵人軍隊的調動，軍用列車的數量、去向等有關情報。由於我譯發此類電報特別多，所以敵人16軍、35軍、92軍、94軍等番號，張家口、新保安、南口、昌平、廊坊、豐臺等地名的電碼，我差不多都背下來了。
解放軍為了準備攻城。地下黨接受一項任務，對北平的各城門及城牆的位置、高度、厚度進行詳細調查，再把數據發往解放區。在解放大軍重重包圍之下，北平守敵企圖留一條逃路。1949年1月，在東單搶修了一處簡易的機場。我軍向裡炮擊，但命中率較低，於是地下黨派人直接觀察每一發炮彈的具體落點，然後通過地下電臺及時報告，我炮兵逐漸校正，終於用炮火封鎖了機場。
1948年12月初，我軍與傅作義的和談開始啟動。這一年的上半年，在劉仁同志的部署下，地下黨對傅作義周圍的關係開展了工作，聯繫了傅作義的一些親近人物，如傅的老師劉厚同、傅的老同事“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傅的聯絡處處長李騰九等，還有傅的女兒地下黨員傅冬菊，他們在和談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傅冬菊，對傅作義在和談期間的動態、情緒變化，具體到徘徊觀望、怎麼睡不好覺，如何在屋內焦慮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裡咬等等細節，都及時作了彙報，這些都由電報傳遞了出去。聶榮臻司令員每天都到城工部看電報。他說：“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瞭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它對我軍作出正確判斷，下定決心，進行正確部署是有重要作用的。
吳老頭的糖果被“哄搶”
北平城內聽到的隆隆炮聲逐漸稀疏，城工部的電報都發自距離北平城不遠的通縣。我們知道北平解放的日子不會太遠了。1949年1月29日晚9時，艾山與城工部通完電報後，對方報務員劉文昌用英文打出“請注意，明天老頭（城工部同志對劉仁同志的親切稱呼）到你家看望。”艾山不敢相信，又請對方重複了一遍，她高興得一下從小板凳上摔到了地上，這一令人驚喜的消息，使激動萬分的我們一起朗聲大笑起來。勝利來得真快啊！第二天，劉仁同志果然乘坐吉普車特地到洋溢衚衕來看望我們，一口老北京話的司機肖田笑問艾山：“小姑奶奶，你還活著呢？”
在北平解放的歡慶聲中，地下電臺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三處電臺沒有發生任何問題，這在敵人嚴密監測下的大城市是不多見的。現在有些影視劇中的地下電臺充滿了浪漫色彩，出現許多驚險鏡頭，違背了地下電臺的真實。如果出現驚險，被敵人發現，這是地下電臺的大忌。千方百計保護電臺安全正常工作，電訊聯絡暢通無阻，這才是我們的職責。地下電臺的工作確實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我們行動小心謹慎，恪盡職守。我們的工作是嚴肅的，平凡的，生活也是簡樸的。洋溢衚衕的住處是組織上連帶傢俱一起購置的，原為國民黨一空軍飛行員的新婚新居，新翻修的敞亮的房屋，一律西式傢俱，擺設得也很漂亮，儼然是個富裕家庭，起了掩人耳目的作用。但我們過的是緊日子，家常菜是黃豆鹹菜，穿的衣服有的是借來的，吳老頭放在自己屋子裡的香菸糖果不許我們動，說這是公家的。直到北平解放後，一些同志到洋溢衚衕來，在鬨鬧中，吳老頭的寶貝被瓜分了。
1949年3月地下電臺的同志陸續走上新的崗位。我把外衣、自行車送還給錢老伯的女兒。我從解放區到北平後，因為工作需要，李雪曾配給我一塊進口表，看著走動著紅色秒針的漂亮手錶，愛不釋手，但是按照規矩，把它和金戒指一起上交了。
現在洋溢衚衕的舊址聳立著高樓大廈，報務員王超向，交通員張彬也已告別人世。但62年前那一段特殊歲月一直定格在我的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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