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居海外，以定居东南亚为最多，约占海外华人总数的90％以上。移居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移民史远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但大规模移民东南亚还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由于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被当作“契约华工”拐骗贩卖到东南亚。因而东南亚华人的经济起点大都只是劳工和小商贩，初来乍到时生活都十分艰辛。经过艰苦创业，一些人慢慢积累起少量资本。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一些经营商业、工场手工业、小型工厂和种植园的小业主，其中以经商占大多数。20世纪初，东南亚各国开始出现华人商会和华人银行。由于东南亚国家当时普遍还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华人资本与当地的民族资本一样只能在殖民统治和外国资本压迫的缝隙中生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取得了独立，并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民族资本有了迅速成长的环境，华人资本也和所在国的民族资本一样得以成长。以商业为主的东南亚华人资本在二战后逐步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到了70年代，一批东南亚华裔公司已初具规模。此后二十多年，华裔公司在东南亚各国同化华人政策导向下迅速壮大，他们趁东南亚各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大好时期，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收购、兼并等方式扩大资本，迅速增强了经济实力。

本文将通过对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五国华人资本的剖析，探究东南亚华裔大公司的主要特征。

融入所在国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走上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除华裔居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外，其他国家政府纷纷制定法律对华人资本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印度尼西亚60年代中期之前严格限制华人从事贸易、木材、碾米等多种行业，曾强制收购了当时最大的华裔黄仲涵的建源企业集团。菲律宾70年代中期前执行了一系列“菲化法”，排斥华人经济。马来西亚推行了长达20年的“新经济政策”，优先扶持马来人经济，限制华人在大企业中持有股份的比例。因而东南亚华裔企业在战后二三十年并未得到顺利的发展。

60年代至70年代，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东南亚国家相继修改了对境内华裔的政策。华人纷纷获准加入所在国国籍。政府也放宽了对华裔的限制。印度尼西亚1967年颁布了《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制定华裔资本与国内资本一视同仁的法令，为华裔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70年代中期菲律宾政府将“菲化”政策转为“加快同化、放宽入籍、利用为主”的政策，促进了华裔企业的成长。马来西亚也于80年代放宽私人企业包括华裔企业的投资政策。

总的说来，东南亚华人企业的迅速成长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定居东南亚的华人都对所在国政府的同化政策予以支持和合作，绝大多数人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同时，华裔大公司注意与所在国政府及军政要员保持密切的联系，注意与原住民族的资本合作。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的林绍良早期就结识当时还是团长的前总统苏哈托，三林集团成立时苏哈托的兄弟 Sudvikatmono和当地企业家 Ibrahim Riyad拥有一定的股份，后来林绍良又与苏哈托的儿子Bambang Tribatmodjo合作，可以说三林集团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政府的支持。

马来西亚林梧桐的云顶集团则是和议长、前总理拉扎克的岳父诺亚·奥马尔合作，并由他担任集团的执行董事。泰国的盘谷银行主动争取政府注入资金，政府持股最高时曾达60％，使盘谷银行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华裔企业集团还注意与各种军政机构、基金会合作，与军政官员及他们的子女合作，或聘请他们到企业任要职。华裔大公司与所在国国家资本、与原住民族企业集团的合资、合作也是常有的事，许多华裔大公司里有原住民的股份。这些做法有利于华裔企业融入当地社会求得生存与发展。

多元化经营

尽管华裔企业从不同的行业起家，但在拥有较雄厚的资本后，大都转向多行业经营。以三林集团为例，林绍良原是以商业起家，1952年迁入雅加达后，就转向加工工业和各类产业。先后兴办了面粉加工、水泥制造、汽车摩托车组装与制造、航运、银行、保险、租赁、种植业、食用油加工、榨糖、奶粉、花卉、零售商业、快餐店等80年代后又步入石油开采、炼油、石油化工、通信设备等新兴产业。林氏还在香港组建第一太平集团，负责向香港、东南亚各国、美国、荷兰、中国大陆等地投资。三林集团共有分公司、子公司400多家，职工6万多人，是一个大型混合联合企业集团。东南亚华裔大公司大多数与三林集团模式相近，只是拥有的行业类别和行业数多寡有所差异。

也有些华裔大公司至今还有比较显著的主业。如马来西亚的云顶集团以娱乐业、赌业、酒店业为主业，该集团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也基本上围绕着上述行业。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是一个银行集团，长期致力于金融、保险、证券等业务，银行点遍布世界各地。但这两个公司近年也有多元化倾向。

在多元化经营中，几乎所有的华裔大公司都注重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每个企业都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要么建银行，要么参股银行，至少也建立财务公司。以银行起家的集团则转向建立自己的产业。这种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反映了当代世界各国资本发展的共同趋势。

跨出国界

东南亚华裔企业壮大之后，纷纷跨出国界，建立海外企业。投资方式有直接投资设厂、收购当地企业、入股参与合资项目等，不少投资项目是所在国企业的海外分支，形成了跨国经营网络。

菲律宾70年代新兴的陈永栽企业集团，在菲律宾控股了菲律宾航空公司，创办了福川烟厂、亚洲酿酒厂、联盟银行、福牧农业有限公司、喜来登旅馆等产业，在80年代就开始逐步走向跨国经营。首先在香港创办福川贸易公司、新联财务公司；又在美国开设海洋银行；继而在关岛买了大片土地办旅游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买了大片土地办种植畜牧业和钢铁厂；在加拿大办钢铁厂、地毯厂；在台湾办烟草机械厂；后来又在香港成立裕景房地产公司，从事大规模房地产开发。90年代后他们进入中国大陆投资，收购了上海啤酒厂等10多家啤酒厂，创办了厦门商业银行。陈永栽的海外投资不亚于在菲律宾国内的产业，尽管他已是菲律宾的第一纳税人，1994年上缴政府的税收达80亿比索，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5％。

泰国的正大卜蜂集团也以海外投资而著称，该集团经营的饲料业和养殖业在泰国居主导地位，还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和石化工业，其海外企业包括：设在香港的海外投资总部——正大国际投资公司，经营房地产的幸福

公司以及东方通讯技术公司；中国大陆的多家饲料公司、养鸡场、养猪场易初摩托车公司、房地产等；台湾的卜峰饲料公司和养鸡、宰鸡场；在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正大卜蜂集团都设有饲料公司、种鸡公司和冻鸡肉贸易公司。目前该集团公司的收益98％来自海外。

香港是东南亚华裔大公司的海外企业和海外中心机构较为集中的地方，由于香港是自由港，又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资金、货物进出自由，企业受政府制约少，素来被认为是东南亚各国的资金安全港。80年代以前东南亚华裔资金进入香港主要是存银行套息，80年代以后转而投资各种实业，包括房地产、贸易和以香港为基地的海外投资。

东南亚华裔资金还在香港股市上产生重大影响。东南亚华裔大公司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外，著名的分支机构还有：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设在香港的总部以及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嘉里产业；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的海外丰隆公司控股有限公司、国浩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大华银行的大华银行金融（香港）公司，新加坡华侨银行、华联银行的香港分行，新加坡丰隆集团的城市酒店国际公司；印度尼西亚力宝集团的香港力宝集团公司；泰国盘谷银行的香港分行等。

由于中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广阔市场，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各国资本包括东南亚华裔资本更加把香港作为迈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总部。东南亚华裔大公司还大量在东南亚各国之间相互建立海外企业，东盟国家推行经济一体化政策为这种犬牙交错的投资创造了条件。

家族色彩

东南亚华裔大公司是21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形成的，公司的成长有赖于创始人的艰苦创业，现在企业集团基本上掌握在集团创始人（第一代）或他们的儿辈（第二代）手中，虽然东南亚华裔大公司大多数都已采取了公司制的企业形式，但仍由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控股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东南亚华裔大公司中还没有得到显著的表现。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华裔企业——三林集团和林氏集团，其核心就是以来自福建福清市的林绍良和他儿子林逢生以及林文镜和他的儿子林宏超，此外林绍良的兄弟林绍喜、林绍根也有一定的股份。林氏的许多子女、亲属在三林集团及其所属的公司里担任种种要职。

马来西亚最大的华裔公司——郭氏兄弟集团，则是由福建福州市移居马来西亚的郭钦鉴通过粮食贸易奠定了公司的基础，1948年郭钦鉴去世后，由其夫人郑格如和儿子郭鹤年、郭鹤举兄弟以及郭鹤青等多位堂兄弟共同组建郭氏兄弟集团，推举郭鹤年任董事长。

菲律宾资产最雄厚的华裔公司是亚洲世界集团，由祖籍福建石狮的郑周敏创建。集团的菲律宾业务由郑周敏的四女郑丽丽主持，台湾业务则由二女郑绵绵主持，掌管香港业务的是三女儿郑琼琼，而到中国大陆从事开发的是次子郑松林，郑周敏本人则运筹帷幄，总揽全局。总之，子承父业、家族姻亲相拥，东南亚华裔大公司几乎都呈现出明显的家族性。

东南亚华裔大公司的第一代创始人多数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都把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把子女送进高等学校甚至送到美、欧等发达国家攻读学位。回来后逐渐参与公司业务，借助实践锻炼，然后逐渐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子女中的佼佼者。

近二三十年，东南亚华裔大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趋势有所发展，对家族外的专业人才较为重用。如泰国的盘谷银行集团，原由广东潮州籍的陈弼臣控制。注意起用专家的他在1977年把总裁职务交给了海南籍银行专业人士黄闻波，后又把执行董事长的职务交给律师兼会计师许敦茂，并在盘谷银行内实行“三人决策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家族实际继承人陈弼臣的次子陈有汉一度只作为“三人核心”之一。1994年，总裁的职务又落到陈有汉的年仅35岁的长子陈智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