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
正当契丹南下攻灭后进的时候，身为后晋朝廷北平王、河东节度使、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北面行营都统，拥步骑五万的刘知远，处于国防第一线，但是这位雄踞太原的枭雄却“未尝出兵”。在刘知远看来，与契丹硬拼就是虚耗实力，损失未来争霸的资本，他认为契丹只要抢掠够了，自然会退出中原：
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
耶律德光在攻灭后晋之后，原本有计划称帝中原，争夺中原正统。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耶律德光在东京皇宫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升镇州为中京。
耶律德光
面对耶律德光自帝中原的意图，刘知远也是无可奈何，只得遣牙将王峻奉表祝贺契丹。刘知远在契丹南侵之时，按兵不动，契丹得以攻灭后晋，刘知远的旁观虽非首要因素，但也“与有功焉”。耶律德光对刘知远的来贺非常高兴，“赐诏褒美”，并称刘知远为“儿”，还赐予一件木拐。按照契丹传统，“贵重大臣方得此赐，亦犹汉仪赐几杖之比也”。
然而，契丹在中原的治理并不成功，“打草谷”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加之契丹内部述律后等保守势力的掣肘，大同元年四月初一（947年4月24日），耶律德光被迫离开东京汴梁，引军北返。大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947年5月15日），在撤军途中，耶律德光病逝于河北栾城杀胡林（今河北栾城县的西北）。
契丹人放弃君临中原，使得刘知远有了机会。刘知远趁契丹在中原统治混乱之时，“乃议建号焉”，图谋称帝，正所谓“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按照历史上的套路，刘知远也是要安排“群情所属，上笺劝进”的把戏，他自己也要惺惺作态地“谦让不允”。不过，最终刘知远还是“于太原宫受册，即皇帝位”。
刘知远
毕竟是晋臣出身，为了笼络人心，刘知远并未改国号，依然沿用“大晋”，理由是“予未忍忘晋也”。不过，刘知远后晋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这无疑是褫夺了石重贵帝位的合法性，意思是直接绍承石敬瑭的法统。当得知契丹挟持石重贵北上之后，刘知远表现出“愤惋久之”，当然这也是为了争取后晋旧臣的支持。
虽然起初刘知远被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呼为“儿”，但是在称帝之后，他趁契丹势力撤退，也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譬如下诏禁止为契丹括钱帛；慰劳保卫地方和武装抗辽的民众；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等等。刘知远的姿态赢得了普遍好感，后晋旧臣纷纷归附。
五代军乱，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传统，将帅拥兵造反之后，就会将攻占地视为征服地，搜括百姓财产犒军，用以收揽军心。刘知远采纳皇后李氏的建议，一改恶劣军乱传统，而是拿出宫中所有财物赏赐将士，既收揽了军心，也稳定了民心。
耶律德光北撤之时，留下了契丹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守卫汴京，“以镇河南”，但兵力并不雄厚。刘知远看准时机，采纳了郭威“由汾水南下取河南、进而图天下”的正确建议，命史弘肇为先锋，举兵南下，进逼洛阳和汴京。
刘知远画像
萧瀚在撤离汴京之前，“虑京师无主，则众皆为乱”，竟然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儿子许王李从益抬出来当傀儡，“知南朝军国事”。但是，第二天，萧瀚自己却“辇其宝货鞍辔而北”，带着金银财宝逃奔契丹了。
“汉人以许王既立，不复为乱”，李从益傀儡地位的确立使得汴京暂时稳定下来，但是依然阻挡不住刘知远大军的进攻。年仅17岁的李从益竟然昧于大势，“召高行周、武行德”率军抵抗刘知远。高行周、武从德并未抵抗，反而率军投降了刘知远。
进入汴京之后，刘知远即将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处死，又宣布大赦天下，并蠲免税收。刘知远还改名为刘暠，改国号为大汉，是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改天福十三年（公元948年）为乾祐元年，很显然这是以汉朝后裔自居，当然出身代北杂胡的刘知远肯定不是刘汉后裔，在历史上刘知远被称为后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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