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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率7万人倒戈反奉，原因则有内外两方面：

外因是我党的军事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内因是他信奉三民主义，立志报效国家，反对张作霖内战卖国投降。

01 李大钊策动郭松龄反奉倒戈

郭松龄的倒戈，是我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大量工作的成果。

首先，在理论方面，李大钊最早提出必须依靠自己的军队，才能推翻军阀统治的思想。他说，要把军阀彻底推翻，就得靠革命的进步军队，同军阀势力对立、斗争。等待时机成熟，利用军阀混战，趁机消灭他们。

同时还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的封建军阀已经逐渐走向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必将分化出一批左倾的武装力量。

当时，各派系军阀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在其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已不乏思想亲民、有一定民主倾向的左派人物。

如：直系的冯玉祥、奉系中的郭松龄和西北的杨虎城等人，都是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将领。

李大钊对分化争取军阀集团，不但提出了高瞻远瞩的理论，而且还指出了工作的目标和对象。

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

1926年2月21日，我党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大会对分化军阀势力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从旧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左派”，即国民军，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予人民以相当的自由”。

因此，要求党内继续做好国民军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的有力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

会上，还做出了成立中央军委的决定，以加强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同年7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大会通过了《军事运动议决案》，要求在今后军事运动中：

同时应尽全力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并组织支部，务使反动军阀不能利用这些武器。”

还强调要教育士兵，使他们了解军阀官僚制度的腐败，了解工人农民的苦难生活，了解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这是瓦解敌军斗志，削弱其战斗力的基本策略。制定了《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这些指示、决议对在国民革命时期，分化争取军阀部队倒戈，在理论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在实践方面， 1925年8月，李大钊派中共党员任国桢和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等到奉天与奉军将领郭松龄联系，争取他加入到反奉、反帝战线中来。任国桢等人在奉天与郭松龄进行接触，并秘密策划倒奉计划。

02 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内战卖国

郭松龄于1905年秋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加入过同盟会。1913年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后来任东三省讲武堂战术教官，张学良是他的学生。

1921年张学良任第三旅旅长，郭松龄被擢升为第八旅旅长，这两个旅联合组建了司令部，合称三八旅。

张学良将一切军务交由郭松龄主持。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治军有方，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奉军将士们对郭松龄都心悦诚服，公认他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

然而，张作霖听信杨宇霆一班人的谗言不信任他，所以并未受到重用。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郭松龄多次劝说张作霖罢兵息戈，用心经营东北，救民于水火；然而，他的善意不但徒劳无功，反被群小诬陷，这令郭松龄十分痛苦。

1924年11月，张作霖命郭松龄率兵攻打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对此予以抵制，险些惹怒张作霖，幸亏张学良从中掩护，郭松龄才得以过关。

1925年夏秋之交，日本邀请奉军派代表去“观秋操”，张作霖便派郭松龄前往。郭松龄在日本期间意外得知：

这件事是促使郭松龄起兵反奉的最直接原因。

郭松龄证实此事后，曾愤慨地说：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利益出卖国家，他这种做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当时，被奉系军阀打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全国人民讨伐奉系军阀的高潮中，发起了反奉战争。

郭松龄在张作霖的催促下回到天津后，并没按张作霖的吩咐到奉天听候命令，而是称病住进了天津的一家法国医院。

张作霖拍电报命郭松龄将所部集结于滦州，立刻回奉天听令。郭松龄知道事已十分危急，于是连夜决定联冯反奉。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他连续发出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奉军，并宣布停止对国民军的战争。

接着，郭松龄将其统辖的7万人马改编为4个军，挥师东进。部队在他的指挥下，士气旺盛，所向披靡，冲破了张作霖以4万兵力精心布置的连山防线，郭军攻下锦州后，又占领新民，矛头直指奉天省城。

张作霖见状，惊恐万分，以80万元的奖金悬赏郭松龄的人头。张作霖一面勾结日本关东军出面干涉，阻挠郭进攻奉天；一面在准备逃往日本占领下的旅顺的同时，开会布置下野及议和之事。

张作霖无奈地调来29辆汽车，将家私和细软装车运到南满货栈，准备在关键时刻将它们运到旅顺。然后，他又运来了l0余车的汽油和木柴，布置在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其手下的文武官员也纷纷携眷逃跑，奉天城内一片混乱。

就在郭松龄反奉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关东军像幽灵一样出现了，他们到处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日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讨价还价，要双方各自承认“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与谁兵戈相见。

郭松龄面对日本人威胁利诱，严词拒绝：“岂有此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我不懂得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益”。

而张作霖却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日本人的“五项要求”，并在草约上签了字，张作霖还答应：“日本出兵4万助张，日兵待遇及薪金，一如中国营长”。

12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扶张抑郭”的命令，关东军和守备队立即移兵奉天和满铁要地皇姑屯、塔湾一带。

日本又将驻朝鲜的两个师团调入奉天省和吉林省，加入奉军防线。同时，日本还警告郭松龄：满铁沿线20里以内不准中国军队进入。

这使郭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于日军的直接介入，郭军放慢了进攻省城的速度，为奉军赢得了集结兵力、组织反击的时间。

在日本人和奉军的联合夹击下，反奉倒戈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遂被张作霖杀害。

萧凤拙

郭松龄反奉的两大元凶实际是两大人物，第一个人物是孙中山，第二个人物是张作霖。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对郭松龄的影响，就是郭松龄最后造反的根源。

先来说孙中山。郭松龄早年追随过孙中山，接触过“世界大局、社会潮流”之类的新知识，他仰慕孙中山，甚至在骨子里他向往共和。所以，即使郭松龄后期一直在旧军阀中，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新式人物。换句话说，郭松龄这厮，是开过天眼的。也正因此，最终，郭松龄造反时，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是造反，而是基于民族大义之举！这个我们今天暂且不讨论。

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就相当于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种在郭松龄的心里，郭松龄的反奉，有一半力量来自这颗种子。

如果说这颗种子是白色的，那么接下来这颗种子就无疑是黑色了。没错，这颗种子，正是张作霖。

郭松龄跟了张作霖以后，一直不被看中，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与他早年跟随孙中山有关。因为张作霖不看重郭松龄，所以郭松龄的的军旅并不顺利。这种抑郁不得志的状态有了戏剧性逆转是在他收了一个特殊学生以后开始的。

人有的时候就是如此，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在东北讲武堂任职时，郭松龄一不小心收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少帅张学良。正是在遇见他以后，郭松龄才开始借船出海，扶摇直上。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郭松龄的军事才干就是他的准备。张学良在发现他的军事才干以后，如获至宝，尤其两人还如此地“臭味相投”，这叫什么，缘分啊，估计张学良和郭松龄如果有男女之分，两人绝对是一对璧人。不过，同性也没关系，也有很多种可能嘛。于是，两人亦师亦友亦哥们地混着，后来，两人都觉得这不够，于是干脆结拜了兄弟。

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随即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卫队旅参谋长并兼任第二团团长。随着张学良在父亲的提拔下一路高升，从团长旅长到军团长，军中细务完全交与郭松龄打理，并给予完全信任，口头禅是：茂宸即我，我即茂宸。

郭松龄坐了火箭筒一直直升以后， 其势头可谓如日中天啊。他与张学良的关系，自然也就越发好了。但两人关系好了以后，郭松龄对张作霖的态度并未发生转变。心理学上有个“首因效应”，大意是第一印象很难被改变，郭松龄这种天生有情结的人就更加如此了。

郭松龄始终觉得，自己能逆袭，张作霖的五虎上将之一，全靠张学良的赏识，与张作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但按理说，张作霖再怎样也是张学良的老子，而且张作霖与张学良属于一个派系，他没有什么理由去背叛张作霖。

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往往需要从性格入手。郭松龄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想主义，这个不难理解，就是心理学层面上讲的追求完美，表现就是强迫症。

郭松龄这个理想主义者，用他的理想忽悠别人跟着他干大事，他就要做好被理想欺骗的准备。他的理想主义，就是让奉系军阀变成孙中山宣扬的那种“共和”。正因为此，所以，当郭松龄看到奉系内部的各种独裁、争权夺势、贪污、龌龊时，他萌生了改变这一切的想法。他的改变方式是：把张作霖干掉，让他儿子张学良坐第一把交椅。

这个逻辑其实本身就有问题，要知道当时奉系的腐败等问题，已根本不是换个帅能解决的了。所以，郭松龄即使反成功了，也注定是痛苦的。换句话说，他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更不晓得在乱世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毫无规则。

动心起念，萌生了想法之后，接下来就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行动了。这是古往今来所有造反者都知道的，很快，1925年，郭松龄携夫人去日本深造，在一个意外的时间点上，他得知张作霖要大举南下。机会来了！

此时郭松龄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太子太傅了，将来若是张学良继位，他就是首席智囊团。此时南下意味着他又要跟着幼主去打仗了，他不怕打仗，但是他的理想告诉他：不能再打劳财伤民的仗了。于是，这一刻，他萌生了背叛的意图。

回到国内之后，他开始秘密联络各方军阀，意欲组成联军攻打张作霖。要知道，他现在还是吃着张作霖家大米呢！古人云，食人粟而尽其谋，郭松龄这吃里扒外的家伙，有点儿不厚道啊。

一番联络之后，郭松龄拉拢了冯玉祥和李景林，这两人口头承诺要帮着郭松龄去攻打张作霖。他许诺功成之后，将西北划分给冯玉祥、热河直隶划分给李景林，当然了，东北是他的。就这样，满是情怀的郭松龄公然反奉，带着七万大军和他的理想，踏上了征服星辰大海的征程。

眼瞅着亦师亦友的郭松龄背叛，张学良不着急那是假的，最让他郁闷的是，他连郭松龄为什么背叛都不清楚！于是，张学良顶着压力给郭松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你赶紧熄火吧，有啥事是不能商量的呢？只要你收手，我用我的小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话说道这个份儿上，张学良已是仁至义尽了。

郭松龄斩了信使，至此，双方撕破脸皮，毫无恩义可言。

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打着东北国民军的名号，率大军亲征张作霖。两天后，张作霖也出兵迎战，派张学良阻击郭松龄。东北战火，就这么燃烧起来。

令郭松龄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前面打的正欢，后院突然起火：李景林和冯玉祥先后背弃盟约，并扭打一团。一时之间，郭松龄竟然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原本拉拢郭松龄的日本人，反而被张作霖待为座上宾，双方签下大量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派兵出面调停，被郭松龄拒绝。被打脸的日本人，也加入了混战，很快郭松龄就兵败被捕，12月25日圣诞节，郭松龄被枪杀。

他以为有了盟约，李景林和冯玉祥就会死心塌地的帮自己打张作霖，可是他给了冯李什么好处？他自己又是什么好处？蛋糕分配的如此不均，凭什么让人家给他卖命？靠利益收买的人，终究会被利益出卖，果不其然，仗还没打几天，李景林就被张作霖收买了。

至于他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他手下的士兵和日本人的参战了。你想啊，郭松龄本是张作霖旧部，手下士兵自然也是张作霖的军队，这就很容易让张作霖抓住把柄了！毕竟，这些人的家属都在张作霖那里，只要钱到位，策反他们分分钟的事情。

日本人的参战，自不必多说了，在海陆空全方位打击下，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

郭松龄爱国吗？他能解决彼时中国的现状吗？恐怕是不能的，当年有个卖手机的也想一统手机天下，可惜一次次被友商按在地上摩擦。谈什么爱国啊，说什么理想啊，情怀都拿出来卖了，只求友商不要打脸就行。

我常常在想，倘若郭松龄没有死在1925，他今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面对军阀混战，他只不过是一条会叫的狗，一没本钱二没本事，靠着主人施舍的钱粮度日。如果在当时的军阀里找，他和冯玉祥倒是有几分相似。冯玉祥嘛，他最初的理想还在吗？

记者李满

郭松龄遗体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我看很多朋友都总结的很到位了，我就来谈谈郭松龄为什么反奉失败吧。

郭松龄反奉前，日本很不满张作霖的。

虽然张作霖是靠日本扶持才能“统一”东三省的，但是随着张作霖实力越来越大，张作霖野心也越来越大，张作霖开始不满足于做“东北王”，他还想“一扫六合，匡扶天下”。这就和日本的战略目标有了分别。

日本最开始之所以要扶持张作霖，是因为1921年日本在华盛顿签署了《九国公约》，《公约》规定了列强不得用武力改变民国版图，所以日本不得不从直接侵吞改为扶持代理人。但是《九国公约》同时也规定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就是说各国要把自己在华势力范围拿出来分享，日本当然是不愿意的，所以日本希望的东三省局面是：东三省和民国长期形成军事态势的分裂，这样方便日本独占东北，同时，东北又要保持长时间稳定，不然东北对外扩张会被列强视作日本支持，容易照成日本外交上的被动。

因此，日本政府在1921年5月17日制定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文件强调：“张作霖期望在满洲维持和确保实际权力，进而向中央政界伸张其权势，这几乎不容置疑。最近，张对我文武官员表示，需要武器及其它物质援助，对此人今后之活动，帝国之态度需要最为慎重考虑。大体而言，对张作霖在满洲整顿充实内政及军备，在当地确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但其为了在中央政界实现野心而要求帝国帮助时，以不采取进一步帮助的态度为适宜之对策。”

当然，张作霖也不是傻子，他和日本也是互相利用，所以当张作霖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后，他慢慢感觉到日本对他束缚，大过了支持，所以从1924年开始，张作霖在东北开始抵制“中日合办事业”，1924年开始，东北就没有新的中日合办企业，并且开始自主修造铁路，控制对日本人卖地等措施。

小矶国昭

张作霖的这些态度，日本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1925年郭松龄到日本暗示自己对张作霖不满时，从日军总参谋部第一课长小矶国昭（抗战时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到陆相宇垣一成都对郭松龄暗示日本会“恪守中立”。

而郭松龄反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派殷汝耕（日后大汉奸）去与关东军沟通，殷汝耕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个人相信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希望。”也因此，在郭松龄反奉初期，日本政府和军部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对张作霖政权的崩溃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

然而，郭松龄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和冯玉祥联合，因为这直接改变了日本对郭松龄反奉事件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件事，就要从当时国际形势说起。

当时真正有能力，也愿意花金钱干涉民国内政的主要是日本和苏联，它们的目的都很类似，确保民国不会站在日本（苏联）一边，日本还多了一个东北经济利益。

因此，日本对苏联在华势力扩张是很警惕的。

苏联当时在华北其实是没有根基和人脉的，苏联急需寻找这么一个进步势力，让这个进步势力牵制日本，以确保自己东部领土的安全。

一来二去，苏联找上了基督将军冯玉祥，而冯玉祥当时正苦恼奉军势大，也想找一个外援，两边一拍即合。

而在郭松龄反奉过程中，冯玉祥和苏联做了什么呢？

冯玉祥在攻打天津，而且对于郭松龄来说，更为致命的是苏联为支持冯玉祥，不但苏联在华军事人员全部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苏联方面还专门派了航空志愿兵参战。

当时主张全力支持冯玉祥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不但如此，苏联还多次催促冯玉祥应该全力支援郭松龄，国民军应该向关外进军。

这样一来，在日本看来，郭松龄反奉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奉军内部狗咬狗了，而是具有国际政治色彩，是苏联专门设下削弱日本，打击日本的局了。

尤其是盛行阴谋论的日本关东军，更是笃定“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从满铁等日本在华情报机构发来的情报显示郭松龄周围都是国民党（当时大革命还没失败，外国通常认为国民党是“赤色势力”）更笃坚定了日本军方关于“郭松龄反奉是苏联阴谋”的看法。

再加上张作霖为了获得日本支持，不断答应之前不愿意答应的苛刻条件，最终日本，尤其是日本军部还是决定支持张作霖，而日本一旦决定支持张作霖，郭松龄的失败就是必然了。

虽然在最后关头，郭松龄派齐世英去日本，声称自己也愿意答应张作霖答应给日本的一切条件，但是终究还是晚了。

最后多说一句，郭松龄反奉，两边加起来军队数量超过十万了，但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奉战役，两边总伤亡人数才1000多人。

兰台

郭松龄反奉的最直接原因是长期遭到杨宇霆的压制，继而对张作霖产生不满，双方矛盾激化。

郭松龄和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

郭松龄字茂宸，1905年入奉天陆军小学堂读书，后来转入奉天陆军速成将弁学堂，1913年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郭松龄早年参加过革命党，先后在北京讲武堂、韶关讲武堂担任教官。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以后，郭松龄回到奉天，到奉天讲武堂当战术教官。

在任职期间，郭松龄结识了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两个人很快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1920年张学良出任卫队旅旅长时，把郭松龄调去当了参谋长兼第2团团长。1921年，张学良担任第3混成旅旅长，郭松龄出任第8混成旅旅长，两个旅合署办公，由郭松龄全权负责。

第一次直奉大战时，奉系大败。但是郭松龄率部表现出色，特别是最后为奉军大败时亲自断后，为奉军争取时间重整旗鼓，避免了全线崩溃。

战后张作霖整顿奉军，大力提拔军校出身的军官，郭松龄因为和张学良关系密切，加上战功卓著，也受到了提拔。

但是在这次提拔的军官里分两派，一派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叫“士官派”或者是“洋派”，以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为代表，和张作霖等老人关系比较好。一派是国内军校毕业，被称为“土派”以郭松龄和李景林为代表，和张学良关系密切。

洋派和土派之间颇有些矛盾，特别是杨宇霆和郭松龄两人关系很僵。

第二次直奉大战时郭松龄和杨宇霆之间矛盾激化。

第二次直奉大战时，奉军编成6个军，其中第1、2、3军是主力部队。张作霖命第2军迂回热河，而第1、3两军攻击山海关。1、3联军名义上归张学良统一指挥，但是实际上是第3军副军长郭松龄代为指挥。

山海关一线是直奉两军的主战场，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作战。奉军依靠兵力优势和直系内部内讧，先后夺取了九门口，石门寨，龙王庙等要点。正是由于山海关一线奉军进展顺利，原本就和奉系有联系的冯玉祥下定决心起兵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从而引发了直系的全面溃败。应该说郭松龄在此战中功劳还是不小的。

奉系获胜以后，一举夺取了热河、直隶、山东、江苏、安徽5省地盘。郭松龄原本认为自己功劳大，有意出任江苏军务督办。但是杨宇霆却捷足先登，向张作霖自荐去整顿江苏军务。

郭松龄退而求其次，想去安徽，结果杨宇霆再次出面作梗，举荐姜登选出任安徽军务督办，并夸下海口不需要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安徽搞定，最终郭松龄虽然被任命为京榆驻军副司令，掌握7万多奉军精锐，但是在地盘上一无所获。

郭松龄对此极为不满，而且奉军南下以后横征暴敛，制造多起惨案，引起全国反奉风潮。孙传芳乘机起兵驱逐奉军，苏军和皖军也纷纷响应。杨宇霆和姜登选狼狈逃回，奉军损失2万多人。

郭松龄认为此次失败是张作霖识人不明所至，对张作霖更加不满。而张作霖此时又下令他去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担心和冯玉祥开战会损害自己在直隶的利益，因此劝说郭松龄不要为他人做嫁衣。

郭松龄也觉得自己在前线拼命，最后却便宜了杨宇霆等人，东北财政又因为长期战争而紧张，而且此时奉军和国民军名义上还是友军，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并不适合，所以和李景林一起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设东北。

郭松龄的态度引起了张作霖的猜忌，打算将其调回处置，迫使郭松龄铤而走险。

由于郭松龄和李景林的反对，张作霖一时无法和冯玉祥决裂，随即奉冯双方在11月16日达成和平协议。然而两天后，张作霖就改变主意，在11月18日致电郭松龄和李景林，命他们即刻出兵，攻打冯玉祥部队。

郭松龄意识到张作霖可能对自己起了疑心，于是秘密联络冯玉祥，和冯玉祥、李景林在11月20日达成反奉密约。

11月22日，在杨宇霆的鼓动下，张作霖电令郭松龄立刻返回奉天，想将他送军事法庭处置。然而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却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刻化妆离开奉天，赶到天津告知郭松龄。

11月23日，郭松龄接到妻子传来的情报以后，心知只有出走和起兵两条路可走，最后决定起兵反奉，于是赶回滦州率部起兵。

应该说郭松龄最后决定反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杨宇霆的私人恩怨太深，最后导致他和张作霖之间裂痕扩大，最后不得不起兵自保。

不沉的经远

郭松龄反奉是民国军阀混战中的一件大事，此事不光影响了奉系军阀兴衰，也直接导致东北的走向。那么，郭松龄作为奉系军阀的医院，为什么却要反奉呢？

（郭松龄剧照）

我认为郭松龄反奉有六方面原因：

一、郭松龄看不上张作霖。

郭松龄生于乱世。日俄战争时，家乡成为交战区，房屋尽毁，百姓伤亡惨重。郭松龄目睹惨状，毅然投笔从戎，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和中国陆军大学。经过专业的军事学习，成为正经的军事高材生。

张作霖是土匪出身，虽说壮大成一方军阀，但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在许多事情上，他都会先算计如何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和日本人打得火热，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郭松龄，压根看不上张作霖这样的草莽英雄。

二、郭松龄对作张作霖有意见。

郭松龄在遇到张作霖之前一直混得不好。他先是投靠四川巡警道朱庆澜出任连长职务，后来受保路运动影响，四川将领发动兵变，纷纷独立。朱庆澜被迫离职，郭松龄也不得不离开四川，回到了奉天。

当时，郭松龄已是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他信奉三民主义，支持共和，支持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奉天积极响应，与革命者们密谋武装起义，结果受到张作霖的镇压，被逮捕入狱。后来幸得韩淑芬“美人救英雄”才得以拣回一条命，也就是此时他认识了张作霖。

随后，郭松龄又满怀革命热情，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运动。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只得重返奉天。

正好，张作霖重开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通过陆大同学的推荐，成为其中一名战术教官。

张作霖有一次看到郭松龄，当着众人的面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不是那个同盟会成员吗？怎么到我这里来了？

郭松龄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认为张作霖有嘲讽之意，从此对张作霖心存偏见。

（张作霖剧照）

三、有功无赏，待遇不平。

郭松龄在做教官时，张学良也在讲武堂学习。

郭松龄和张学良亦师亦友，他在张学良的举荐下，成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此后，郭松龄接连在战场上立下战功，成为张学良的副手。而张学良出于对他的信任，又将精锐之师三、八旅所有事务都交给他负责。

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凭着过人的指挥才能，都取得了极大的功劳。然而，功劳最高的他，却独独不在封赏名单内。看着那些没有做出大成绩的人又是提拔又是赏赐，骄傲的郭松龄，再次心生不满。

四、政见不合，受人排挤。

直奉战争胜利后，膨胀的张作霖决定趁胜追击，继续攻打南方国民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

然而，耿直的郭松龄却坚决反对，并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张作霖正自信满满，对他而言，郭松龄无异于泼冷水，这让他很不高兴。那些本就妒忌郭松龄的将士们趁机大进谗言，对他处处排挤。

（张学良剧照）

五、妻子推波助澜。

张学良心里很明白郭松龄受到不公待遇，于是让他偕夫人韩淑芬前往日本考察军事。

郭松龄在日本考察期间，却发现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人军火上的支持，竟和日本人谈妥卖国的“二十一条”。

郭松龄愤怒了，他觉得国难当头，张作霖竟还为一己之私，出卖国家，还准备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直接成了他反奉的导火索。

韩淑芬早就不满郭松龄在奉军中所受到的不公待遇了，另外她也是个进步青年，一直痛恨军阀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因此她极力赞成郭松龄反奉。

六、与冯玉祥结为联盟。

郭松龄虽说掌握着奉军7万精兵，但想要攻打势力强大的张作霖，却并无胜算。为了加大筹码，他又与直隶督办李景林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达成共同反奉的联盟，并确定由李景林控制直隶、热河，而郭松龄则做反奉先锋，冯玉祥负责接应。

为了巩固盟友关系，郭松龄、李景林和冯玉祥还做了详细的地盘分化：反奉胜利后，郭松龄雄踞东北、李景林占据热河和直隶、冯玉祥则雄霸西北。

然而，就在三人密谋反奉计划时，张作霖却发电报要郭松龄速回奉天议事。郭松龄担心老奸巨滑的张作霖已经察觉了他的行动，仓促之间，他举起了“反奉讨张”的大旗，这天是1925年11月22日。

（参考史料：《郭松龄反奉见闻》）

张生全精彩历史

郭松龄反奉的原因有很多，按照张学良晚年的叙述，郭松龄反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张作霖宠信杨宇霆。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郭松龄曾经多次向张学良抱怨张作霖不公，并且表示自己“宁折不弯”。郭松龄的抱怨并不是没有道理，张作霖在处理郭松龄和杨宇霆矛盾的问题上，一直偏向于杨宇霆。

郭松龄是奉军中的第一悍将，如果没有郭松龄的帮助，张作霖可能早就被吴佩孚赶下台了。张作霖只依靠郭松龄打仗，不给郭松龄应得的封赏，郭松龄叛变也是迟早的事情。

张学良能够在奉军中出名，一半是因为张作霖的提拔，一半是因为郭松林的帮助。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郭松龄就在张学良的手下担任副将。张学良名义上是主将，实际上却事事听从郭松龄安排，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说：“你除了不能把老婆给郭松龄，其余的都能给他了！”

郭松龄每一次打了胜仗，张学良总能加官进爵，而郭松龄也能跟着张学良一起升迁。然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杨宇霆和郭松龄的矛盾加剧，张作霖宠信杨宇霆疏远郭松龄，造成郭松龄对张作霖越来越不满。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郭松龄不满杨宇霆手下的排挤，竟然带领亲信部队从前线撤走。

张学良知道离开郭松龄奉军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赶紧带着少数护卫追上了郭松龄，将郭松龄劝了回来。

郭松龄回到军队后，带领手下精锐一路打到秦皇岛，为奉军取得直奉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结果在战争打完之后，姜登选和杨宇霆都获得了督军的职位，郭松龄只获得了京屿诸军副司令的职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姜登选和杨宇霆被孙传芳击败，江苏和安徽先后丢失。

郭松龄内心非常的不满，他认为张作霖这是故意打击自己，宁可把安徽和江苏丢掉，都不愿意让自己去做督军。

1925年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前去日本考察，一次偶然的几乎，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想要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军事援助的消息。

过了没多久，张作霖给郭松龄发电报，要求郭松龄带兵讨伐冯玉祥。这一消息让郭松龄十分气愤，在回到东北后不久，郭松龄就开始偷偷联合冯玉祥和李景林，准备发起反奉战争。

1925年11月，郭松龄公开反叛张作霖，郭松龄叛乱的时候给张作霖提出了三条要求：

• 第一条要求是停止内战，主张和平。

• 第二条要求是张作霖立刻下台，处置杨宇霆等人。

• 第三条要求是张作霖将奉军的领导权交给张学良。

从这三条要求来看，郭松龄之所以反叛张作霖，一方面是因为张作霖出卖国家利益，在国内挑起内战，另一方面是因为张作霖宠信杨宇霆，没有给郭松龄应得的奖励。

郭松龄叛乱初期，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张作霖甚至想要下野，将“东北王”的位置交给郭松龄。

然而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郭松龄的同盟李景林和冯玉祥起了内讧，张作霖拉拢日本关东军助战，战争的局势很快出现了大逆转。郭松龄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带着夫人化妆逃走，在逃亡途中被张作霖的军队抓获，最终在押送回沈阳的路上被张作霖下令就地枪决。

历史总探长

郭松龄，字茂宸，原籍山西汾阳，1883年出生于沈阳（旧称奉天）东郊渔樵寨村。据说他少年时念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种过地，扛过活。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军旅，成了奉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1906年，他考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远走四川，当过川军营长，在川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

之后，郭松龄辗转回到东北，在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讲武堂任军事教官。郭松龄军事才能出众，不幸的是，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似乎也不太愿意重用他。在讲武堂的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用半开玩笑半讽刺的口吻对郭说：“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吗？为什么又回来了？还是回来的好，在外头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张学良回忆道，郭松龄听了他父亲这句话，深感屈辱，但只能默默忍耐，不发一言，其内心却暗自发誓要“潜蓄势力，谋取兵权，以图东三省之基本改造”。

张学良入讲武堂炮科学习，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这对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以及东北军的正规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相互欣赏，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奉系军阀阵营中分为新旧两派。旧派是和张作霖一起拉杆子、打天下的老臣子 ，比如张景惠、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孙烈臣等人；新派则是后来招收进来的正规军校毕业生，比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臧式毅、何柱国、王树常、于珍等等，以杨宇霆为首；还有就是“陆大派”，指北京陆军大学以及保定军校出身的少壮派将领，主要成员有郭松龄、魏益三、刘伟、范浦江、齐云、刘振东等，首领是郭松龄。张学良也属于这一派。

在当年，奉军除了张作霖和他那帮绿林老弟兄率领一部分军队外，其精锐主力分别被郭、杨二人掌握。张学良虽然被划为郭松龄的“陆大派”，但身份特殊的他只能居中调和、斡旋。杨宇霆和郭松龄一样优秀，都是才干出众之人，两人可谓旗鼓相当，单论骄横跋扈的性格，两人也很相似，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两雄不能并立。

张学良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一时期，郭松龄对自己是相当服从的，自己对郭也是非常钦佩且完全信任的。

奉军将士把和张作霖亲近的旧派、留日士官派称作“老帅派”；因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讲武堂派”追随并倚重张学良，所以都称其为“少帅派”。

后张学良接替张作相担任卫队旅长，他看不惯旧军阀部队里的种种恶习，想改造军队，但经验不足，便开始依靠郭松龄。他认为，郭军事知识丰富，为人正直，善于带兵，能征善战，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于是他大力向父亲举荐，请求将郭调到自己身边，辅佐自己管理、训练军队。张作霖并不喜欢郭松龄，但他也非常希望儿子能尽快接过兵权，便答应了学良的请求，任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兼2团团长。

郭松龄果然了得，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的整顿军纪，裁汰冗员，严格训练军队，不到一年，卫队旅上下面貌焕然一新，军纪严明，令行禁止，比武训练成绩，在奉军各旅中全部第一。张学良锐意改革，力排众议，坚决支持郭松龄，面对部分旧军官对郭的攻讦，他明确表示“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

之后，张、郭密切配合，在直皖战争、剿匪、两次直奉战争中屡立战功。郭松龄智勇双全，善于统兵，非常能干，但他的缺点也同样突出，比如胸襟狭窄，不能容人，且脾气暴躁，求胜、求好心切，这都是他后来反叛的原因之一。郭松龄长得有点像德国人，所以人送绰号“郭鬼子”，据说他得这么个外号，还与其性格特点有关，比如刚愎自用，急躁桀骜，不够圆融，不通世故......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势力范围大增 。张作霖论功行赏，杨宇霆被升为江苏督军，李景林、张宗昌也升了官，并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立下大功的郭松龄没有任何赏赐。功高不赏，郭松龄气愤已极。他对张学良口出怨言道：“算我倒霉，谁叫你是他儿子，可我是你部下，在你底下，你把我压死了”。此时此刻，郭松龄已经起了反心。

据张学良回忆，就在郭松龄倒戈前几天，他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向林景林、郭松龄转达老帅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密令。郭松龄明确反对动武，主张和平。会上反对老帅的气氛已很浓烈。郭对杨宇霆无功而被攫升为江苏督军深表不满，对他被别人用武力驱逐出江苏省感到不齿，于是在会上静坐不语。

张氏父子对郭松龄欲起兵反奉一事已隐隐有所察觉。天津会议结束后，郭松龄因病住院，张学良去探视，劝他到沈阳找老帅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免误会愈来愈深。

郭松龄气愤地对张说：“东北的事情都是被杨宇霆那帮人搞坏的。这次江苏惨败，东北军损失了3个师，声誉扫地。他惨败后还日日围着老将（张作霖），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抢地盘。我们拼死拼活打下地盘，还得被那帮留学生抢去，这个炮头我是不愿意再当了”。

郭接着说：“老帅脑筋陈旧，又在一大群屑小的包围下，恐怕已不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你张学良担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我愿率部竭诚予以拥护”。
张学良为传达老帅的进攻命令而来，突然听到郭松龄说出这些带有激烈情绪和明显忤逆的话来，不禁有些惊骇，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对郭断然拒绝执行进攻命令的态度，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怏怏告退。

1925年11月24日，张学良赴沈阳大帅府汇报情况后返回天津。他的专列驶到离山海关还有一站路的地方时，突然停住了，有人向他报告山海关铁路遭到破坏，不能再向前走了，张学良闻报大惊失色。

张已经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从山海关来人说郭松龄倒戈了，张恍然大悟，他命火车倒退至连山，又转往葫芦岛，并连夜乘军舰开往秦皇岛。

25日，天刚蒙蒙亮，张学良站在镇海号军舰甲板上，拿望远镜观察，只见岸边马路上运兵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过，显得拥挤不堪，原来郭松龄正在调兵遣将呢。

这时，郭松龄发表的反奉通电，也通过军舰上的通讯设备传来。郭松龄率部造反，反戈一击，主要的理由与目的是：请老帅张作龄下野，请少帅张学良主持军政。郭认为这是目前救东北、救奉系的唯一一条出路。他认为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奉天后不仅未受惩罚，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我率领大家出山海关，逼老帅下野，请少帅出山，大家团结一心，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最后，郭还特别历数了杨宇霆助纣为虐的几大罪状。

随后，郭松龄率领部队乘十余列运兵火车，浩浩荡荡地冲向山海关，26日，郭军攻占秦皇岛，27日，夺取山海关，28日，一举攻克绥中。奉军猝不及防，抵御不住，纷纷向锦州方向退却......彼时震惊全国的郭松龄举兵反奉 、同室操戈的战事正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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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冰河wu

郭松龄外号郭鬼子，此鬼非日本鬼，乃白俄鬼。

因为他身材像白俄兵一样高大，又常穿普通士兵们穿的布军服，远远看起来像白俄兵，人们对各国侵略者都没好感，以“鬼子”称之，所以他得了这么个外号。

和大家所想的不同，郭松龄之所以反奉，既不是为了民族大义，也不是为了个人私欲，纯属理念不同，派系之争。

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组成相当复杂，有当初跟着他当土匪的结拜兄弟们，也有系统学习过现代军事的新式人才。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矛盾，一派以元老自居，一派觉得自己才是奉系的未来，彼此看不惯。

那么张作霖支持哪一派呢？哪派都支持，等于哪派都不支持！事实上他对此喜闻乐见。

这是中国古代帝王术的一种体现，让“大臣们”相互制衡，“龙椅”才坐得稳，要是部下全都一条心，他张作霖就该犯嘀咕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老派”和“新派”明确形成。

而“新派”还细分为留洋派和本土派。留洋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本土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

这两人理念不同，杨宇霆主张带着奉系向中原地区发展，图谋统一中国；郭松龄则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意思是东北自保，关内那堆事就别管了。

对于有雄心壮志的张作霖来说，杨宇霆的理念显然更符合他的心思，郭松龄的则过于保守了。于是对杨宇霆信任看重，视他为得力助手。

那奉系二把手张作良是个什么意思呢？他没有明确的看法，可能觉得都有理吧。但因为杨宇霆仗着张作霖的信任嚣张跋扈，都快不把他放眼里了，所以他对杨很不满，站到了郭松龄那一边。

张家父子虽然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同，依然父子情深，郭松龄和杨宇霆却已势同水火。

虽然有着少帅的支持，毕竟老帅才是掌控一切的那个人，因而郭杨之争中郭松龄受到了杨宇霆的打压排挤。

杨宇霆性格不好，郭松龄情商也不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凡事特别爱较真，数次落于下风，让他不但厌恶杨宇霆，也恨上了张作霖。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爆发严重的地盘之争，立下大功的郭松龄什么都没争到，简直要气死，撺掇张学良篡了张作霖的位自己上台！

张学良吓了一跳，他可从没这么想过，当然不同意，于是郭松龄对他也有了不满，产生了反奉的念头。

而导致他真正反奉的则是这么件事：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系的代表去日本观操，忽有个日本的重要参谋问他此次来日本是否代表张作霖签订前约？

郭松龄一头雾水，询问之下才知道张作霖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要求日方供给奉系军火，入关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此事彻底激怒了郭松龄，他本就不愿出关作战，只愿偏安东北，再一想到哪怕打赢了自己也没啥好处，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找上了冯玉祥，双方结成同盟。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了反奉的通电，有三个主张：一是停止内战；二是张作霖下台，严惩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张学良上台，改革东四省。

张作霖都懵了，虽然他看重杨宇霆，对郭松龄其实也是很信任的，压根想不到他会造反！还以为是张学良想逼宫篡位，差点没把他给杀了。

张学良也懵，自请去和郭松龄商谈退兵，但郭松龄铁了心要反奉，当然不听他的。

除了冯玉祥，郭松龄还有另一个同盟：奉系实权人物李景林。

（郭松龄夫妇被曝尸）

三方加在一起看起来声势浩大，张作霖都让家人收拾细软准备逃跑了。

但军阀同盟因利而来，也因利而散。李景林不断撬郭松龄和冯玉祥的墙角，冯玉祥趁郭松龄和奉军打得火热，出兵占领了热河。

日本人也在其中插了一脚，先拉拢郭松龄，表示可以帮他一把，只要战后给出国家利益，郭松龄拒绝了；又去找张作霖，张作霖同意了——也不是真心同意，只是想糊弄小日本，后来反悔了，这也是日本人非要弄死他的原因之一。

郭松龄孤立无援，战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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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生的原因，在奉军眼中，郭松龄就是个异类，奉系里的主要将领不是旧时军阀就是土匪胡子，规模大了后引进了一些军官派，唯独有郭松龄和姜登选两人是同盟会出身，巧的是姜登选被郭松龄枪杀的，而郭松龄一直接受着同盟会的思想，最早的1906年在奉天陆军学堂，1909年调往四川保路运动时，郭松龄还是新军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

朱庆澜，北洋陆军上将，曾任广东省长，他是郭松龄革命的领路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郭松龄拥护的朱庆澜率先在四川独立，兵败回奉天后，郭松龄依然组织着革命党人秘密活动，准备起事，时任奉天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到处在抓革命党人，郭松龄被捕入狱，民国建立后，张作霖摇身一变为袁世凯效命，郭松龄获释后明白个道理，想革命必须得有武力，于是再入陆学大学深造。

图为郭松龄照片。

1916年郭松龄从陆军大学毕业，国家又变天了，因为袁世凯死了，北洋分裂，军阀暴乱，孙中山在广州护法，郭松龄只身南下投奔护法军，曾拜谒孙中山，献革命之策，1918年护法失败后，郭松龄又返回奉天，此时的张作霜已是东三省巡阅使，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于是郭松龄决定投奔张作霖，一步步掌握兵权，培植势力，以图根本再造，以郭松龄的履历，很容易就成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战术教官。

张作霖巅峰时期，任陆海军大元帅，掌握北京政权。

正在讲武堂上学的张学良就成了郭松龄的学生，两国经常在一起讨论爱国思想和练兵御敌之策，张学良毕业入伍后就带着郭松龄，专门帮他训练军队，1920年两人轻松击溃皖系2个旅的进犯，获得张作霖赞赏，当时张作霖正组建新军，郭松龄全面负责，思想教育课程最重要，别人都说，所谓东北新军，就是郭松龄的部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军阀在直隶。

郭松龄在奉系里一贯坚持“巩固国防，开发东北，反对内战，”但事儿不是他说的算，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郭松龄无力阻止张作霖别争地盘打内战，只能带着部队去走过场，但心里已经埋下打倒张作霖、杨宇霆等人的决心。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郭松龄留守，其它部队进关，郭松龄直言“军阀不倒，内战不止”，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大肆扩张，准备再战江南，郭松龄为了反对内战跑日本去了。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夫妇被枪决，先葬于清福陵附近，2013年其后人重修墓址。

此时华中华南地区逐渐组织了反奉联盟，各地有抗议奉军的请愿示威，郭松龄被张作霖召回来组织军备，郭松龄回国后，直接义愤填膺的向张建议“退兵出关，保境安民”，不然自己坚持不就，但张作霖只相信武统，拒不采纳意见，这种情况下，郭松龄决心反奉进行部署，一边联络韩复渠、冯玉祥等人，1925年，郭松龄在滦州发表反奉宣言，正式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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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说，郭松龄反奉，确实是有为国为民的目标，这一点，在他当年的旧部的回忆，以及张学良晚年的回忆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理想与当时部下的价值观差距太大，才无从获得真正的支持。

至于说死了那么多东北人和内耗，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战况。

在巨流河畔，张学良亲自出马正面抵御郭松龄部后，黑、吉两省援军云集，2万多郭军面对5万奉军迅速瓦解，所谓的激战仅仅造成了1000多人的伤亡，郭松龄等人弃军逃亡。

事实上，哪怕在之前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虎将”郭松龄在战争中，坐拥7万奉军精锐，却害怕部队倒戈，只敢把军饷、经费和夫人、幕僚放在铁路上的一趟列车上，临战时，往往只用炮兵猛轰驱赶敌军而不敢出动步兵进攻。

当然，之前奉命抵抗郭军的奉军15师（张作相部）连这种炮火都经受不住，往往打过几轮不太激烈的炮火之后就放弃阵地溃散。

而郭军步兵的斗志低下也令人咋舌，根据参战者回忆，郭军的各旅旅长，绝大部分没有战斗欲望，下级军官在张学良的喊话下，整营、整连地倒戈。

在黑龙江骑兵突袭郭军后勤基地得手后，郭军已基本处于瓦解状态，郭军在战时的主要伤亡，主要是由于缺乏棉衣而冻伤导致的……

这种情况，今天的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怎么会伤亡这么少？

事实上，当时军阀混战的烈度非常之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山海关九门口大战，双方数十万大军猬集，总共阵亡2000人左右，已经被当时的外国观战武官称为中国内战前所未有的惨烈战斗了。

这场战争的最直接后果，并不是死伤了多少东北军精锐，而是事后的内部清洗。

由于郭松龄的基干指挥官是陆大系的中高级军官，这些人在战后都受到了清洗，尤其是中级军官日后饱受排挤，不再成为主力部队的战斗力骨干，而代之以忠诚度上更加过硬的“讲武堂系”、“军士教导队系”的军官。

而“讲武堂系”的军官实际上坐了直升飞机，最典型的例子王以哲，1920年的秋季毕业于河北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任直军的排长。1922年9月，被张学良任命为军士教导队第一期中尉连副。1923年12月，王以哲被提为上尉连长。1925年教导队第四期成立，王以哲升任第三营少校营长。当年，郭松龄反奉，王以哲由第三营少校营长直升为第三团上校团长，抵抗郭松龄军进军。1927年6月，军团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升任少将旅长。1928年春，卫队旅在满城、望都扩编为师，番号为陆军第十九师，王以哲为中将师长。

1922年—1928年间短短6年，由中尉到中将。

少壮派军官的火箭升迁，必然伴随着东北军嫡系实际战斗力的下降，当然，同时上升的是对张学良个人的忠诚度。

以上是对一部分问题的解释，另一个问题是郭松龄能不能解决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郭松龄的一贯政见主张是巩固国防、建设东北，并没有武力统一中国这个选项。

而他的这种观念和奉系内部的一些稳健派是一致的，比如王永江。

1926年，也就是郭松龄反奉战争之后，奉系的钱袋子大管家王永江在对张作霖屡劝不改的情况下，也撂了挑子，回到了金州老家隐居，被张作霖称为：

而日后奉系在北伐军面前的不堪一击，其实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无论是郭松龄，还是王永江，甚至后来主持河南主战场指挥的张学良，都深知奉系的外强中干，就连炸死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军官河本大作都很清楚这一点：

蒋介石的早经军官学校培养的新式精锐军队和奉天旧军阀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军纪等等也完全不同……蒋介石等的北伐一开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

奉系的完蛋，是早已注定的，并不能归结于郭松龄的反奉，恰恰相反，连张学良都知道，郭松龄的反奉可能正是奉系得以继续生存的一种解决方案。

關鍵字: 反奉 统战工作 郭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