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資料參考來自瀘州地方文史，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歷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很多年以後，我們翻開塵封的卷宗，追尋當年的軌跡，你會驚訝的發現，有很多事情原來真的是互為因果關係。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1840以後國力開始日漸衰弱，其末代時期的不堪，簡直是讓人義憤填膺。但是導致清政府被拖垮的這個導火索，卻是因為一位瀘州人，這就很多人不知道了。

我們把時間倒回1910年8月17日，正元錢莊的大股東陳逸卿與其他股東一同被捕。此時，距正元錢莊在股災中倒閉還不到一個月。上海畢竟是大清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與時俱進相當地有成效，地方當局面對股災這類新形勢下的新問題，而且是具有國際影響的突發事件，其快速反應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預料。施市長早已不是市長了，雖然還保留著“公務員”的身份和“廳局級幹部”的級別，官場、商場應酬時人們還稱呼他為“府臺”。

施典章何許人也？

施典章，字子謙，瀘州人，光緒二年(1876)二甲第134名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轉授戶部主事，因勤慎加三級，庚未升戶部員外郎，後任瓊州、廣州知府。經喬樹丹推薦回川路公司任總理，上海炒股崩盤，損失350萬兩路款，而引發四川保路運動。在經濟上給晚清統治帶來嚴重損失，極大地動搖了清政府。

施典章海南任知府幾年後，到了廣州知府，一躍進入大清國搞“洋務”行列。廣州此時雖被上海壓了一頭，但好歹也還是繁華所在，這令籍貫四川瀘州的施典章成為川籍官員中少數懂些洋務、懂些經濟的人物之一。

施典章任知府，意識到有限的才幹和更為有限的人脈，要繼續走“紅道”的話，前景實在暗淡。正好時有機遇，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官員負責投資事務。施典章既是四川人，有抓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級別也夠。在川路公司總經理(總理)喬樹丹的引薦下，他得到四川總督錫良的賞識，終於下海經商。

喬樹丹也是四川人，學部左丞，曾做過刑部郎中。中央政府決心開設川路公司時，他就成為該公司的首任“總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辦”的旗幟。川路改為商辦後，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處設立辦事機構，老喬便被任命為駐京“總理”，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這令老喬在隨後的川路風波中成為知名人物，並在辛亥革命歷史中佔據一席之地。

案發被查觸目驚心

施典章卻掌握著一個在上海灘乃至全中國暢行無阻的法寶一一資金，足足有350萬兩的白銀！這是川路公司已經籌集的資本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這個金融中心進行“資本經營”，期望著用錢生錢。

川漢鐵路是大清國的重點工程，可謂重中之重。這條擬議中的鐵路也成為對抗英、法在大清國西南地區邊疆不斷擴張蠶食的戰略佈局。大清國財政虧空。只有發動民間的集資，實質上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徵收“租股”。

幾年來川路公司終於籌集了近千萬兩的資金，這都是“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肌吸髓而來”(《民立報》)，但離川路建設所需的5000萬兩資金還差得遠。在投資重慶銅元局失敗後，川路公司承受了200萬兩的巨大損失，痛定思痛，餘下的資金便被集中調集到了上海與漢口，進行相對保守的投資。川路公司投放了餘下資金的一半350萬兩，並由施典章親自坐鎮。

按照川路公司內部風險防範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錢莊存放，每一錢莊的存款上限不得超過15萬兩。而施典章幾乎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陳逸卿的身上，在陳逸卿實際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謙餘三家錢莊，川路公司的總存款高達11.5萬兩。

炒股崩盤、陳逸卿被捕，沒來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所派的專案組抓獲並查處。攝政王載灃親自批示，中央政府多個部委跟進。清理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是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汙大案。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

被震驚了的江蘇專案組，立即將此案情逐級上報給了清政府。而後發現：在案發前兩年，施典章還曾經向陳逸卿名下的其他兩家錢莊分號存入款項，而且居然都是在這兩家分號宣佈倒閉之後。

根據大清《商律》，專案組建議責令施典章退賠其虧挪各款，收繳其所有非法所得，並在全案定結後“發交地方官監禁三年，罰金即定為一萬兩，繳清後方得釋放”。當時這種軟處理，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只能說清朝晚期實在自顧不暇，不衰敗是不可能的了。

拒絕合作互不妥協，矛盾越演越烈

施典章在上海釀成鉅虧，郵傳部不聞不問，不僅拒絕代向皇帝轉交川路股東們的請願書，反而將舉報信等轉給四川總督處理，而四川總督又轉回給喬樹丹處理。顯然，喬樹丹的幕後撐腰者已經成為控告的矛頭所指。

1907年8月，郵傳部就派了工作組前往成都，調査川路公司的賬目。至1908年鐵路還一寸未修，其籌集的800多萬兩資金卻已經有150多萬兩花在了工資及辦公經費上，另200萬兩又在重慶銅元局上投資失利，損失殆盡。

查賬的艱難，除了內部管理混亂所致外，還因為川路股本多來自從農民手中強徵的“租股”，當時川中7000萬百姓，號稱人人皆是股東。

川路開辦之初，中央政府批准的籌款方式為四種：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為了建設鐵路，租股的負擔又是每年200萬兩，要從農民口裡一粒米一粒米地奪食，租股之害，莫大於擾民；租股之弊，莫甚於中飽。

內閣侍讀大學士甘大璋算了一筆賬：川路總預算在9000萬兩，如果依靠租股，則湊夠此數當用百年，現在已開工的200裡計劃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成無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之用。款盡路絕，民窮財困。川路公司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了。

1909年宣統年間的時候，中央政府此前就順應民意，允許鐵路大量民營。但事實證明，鐵路的民營是國家財富巨大的浪費，出現了很多“死路”、“僻路”，更關鍵是效率低下、貪汙盛行。

學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喊的口號是：不讓路權流失給老外。實際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爭執的是：民營的四川鐵路公司有300多萬被施典章拿到上海炒股票虧了，他們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鐵路時，拿財政來補貼這個損失。盛宣懷堅決不同意，反駁的文書中就說，中央政府拿的錢是全民的錢，我們沒有能力、沒有權力來彌補你的窟窿。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達不成協議，董事會就不得安寧，他們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罵清政府賣國，把路收回去是賣給老外。其實當時他們設想的是借外來資金來推進鐵路國有，但這就成了賣國。

革命黨利用這機會，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攪得更渾。朝廷只好從武昌把端方的新軍調到四川去鎮壓，造成武昌空虛，暴動暴發。研究辛亥革命史學的一些專家認為，政治上推翻清政府的是孫中山，軍事上推翻清政府的是武昌起義，引發四川保路運動、席捲全國的同志軍起義的導火線，則是施典章用修路款350萬兩到上海炒股虧空，無法償還所致，也是由經濟上引發的一場政權大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