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導演拍攝藏族題材，“身份”是很難繞過的議題，這也是電影本體之外，萬瑪才旦的作品在國內備受關注的原因。但繞過身份和題材，作為導演，萬瑪才旦和他的藏族夥伴們最終需要面對的依然是創作本身，這也正是萬瑪才旦在《撞死了一隻羊》中探索的問題。
記者/宋詩婷
《撞死了一隻羊》裡的兩個金巴
“徹底的救贖”
“東風卡車在一片廣袤無際的沙地上揚起滾滾黃塵由東向西飛駛。車上裝滿了貨物，貨物用草綠色的篷布罩得嚴嚴實實。駕駛室裡就我一個人。此時，睏倦不斷襲來，讓我連連打了幾個哈欠。”
“這會兒，我開著我的大卡車已經在荒野上了。荒野上看不到半個人影兒，讓人心煩。後面揚起的塵土，幾乎把大卡車給淹沒了。已經是午後了，太陽很毒辣。我有點困，打了幾個哈欠。”
這是兩篇小說的開場，前者出自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短篇《殺手》，後者出自另一位藏族作家、導演萬瑪才旦的短篇《撞死了一隻羊》。
2000年，萬瑪才旦第一次在《小說選刊》上看到小說《殺手》，就立刻想到了自己的那篇《撞死了一隻羊》。“都是發生在路上的故事，主人公都是一個司機，涉及相似的救贖、解脫主題，很容易糅在一起。”他打算用這兩部氣質相投的小說改編一部電影。
故事醞釀了好幾年，終於在2017年開機了。9月底，萬瑪才旦帶著一個50人的劇組住進了位於青海玉樹的不凍泉青年旅社。秋天還沒走，但高原已經很冷了，零下十幾度，缺氧，大夥兒覺得有點難捱。他們在等，等一場雪，好讓演員金巴開著他那輛舊卡車孤獨上路。
把雪等來那天，劇組從青年旅社出發，開了兩小時車，到達海拔5500米的可可西里。那裡有一條路，從一個出口到一座橋邊，十幾分鐘的車程，路況稍好，極少有牛羊經過，是萬瑪才旦堪景時精心選定的地方。
雪還在下，電影的第一個鏡頭也就有了著落。穿著皮夾克、戴著墨鏡、發如野草的金巴鑽進了那輛藍色舊卡車，他踩下油門，開始在這條並不長的公路上來來回回。
這段拍攝湊成了《撞死了一隻羊》前十幾分鐘的劇情。雪天，在一條看不到盡頭的公路上，一位貨車司機正在趕路。雪過，天晴，貨車司機仍在趕路。路上沒有人，沒有車，連一個活物都沒出現過。
這十幾分鍾裡，電影沒有一句臺詞，只有車中劣質音響放出的藏語版《我的太陽》和金巴不著調的哼唱。在這漫長的沉默裡，萬瑪才旦讓兩部小說中的人物合體了。
被糅在一起的《殺手》和《撞死了一隻羊》講了兩個看起來矛盾的故事。在《殺手》裡，搭車的康巴人要去一個叫薩嘎的地方，找一個叫瑪扎的男人報仇，對方殺死了他的父親。週而復始地復仇，這是康巴人的傳統，聽起來古典，但直到今天，這一傳統還沒有完全消亡。而在《撞死了一隻羊》裡，司機的卡車撞到了羊，無意間的殺生令司機心懷愧疚，他請寺院僧人為死羊唸經，送它去天葬，一路上想盡辦法消減內心的愧疚。
將兩部小說合成電影時，萬瑪才旦用影像將兩個看似矛盾但內在統一的故事視覺化了。撞死羊的金巴路上遇到了要復仇的金巴，相同的名字，畫面中各佔半邊的構圖將兩個人的命運緊緊相連。
電影裡，司機金巴被好奇心和命運驅使，回程路上轉去薩嘎，尋找殺手金巴。在小飯店和仇人家裡，司機瞭解了整件事，殺手在仇人孩子面前心生憐憫，放過了一直在等待索命的瑪扎。復仇沒有完成，真正的救贖沒能實現，心懷仁慈的司機金巴念念不忘。回家路上，他做了一個夢，夢中，他在一個雪天裡化身成殺手金巴，替他殺死了瑪扎，兩家世代的仇怨被了結了。司機金巴、殺手金巴，還有瑪扎都在這場夢中得到了救贖。
“這是一個關於救贖和徹底救贖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繞，萬瑪才旦說，《撞死了一隻羊》不同於他之前那些現實主義的作品，這是一個和夢境、傳奇有關的故事，“是一個相對虛幻的故事”，對於傳統與現代性的反思是在夢中完成的。“為羊唸經、天葬是司機金巴的自我救贖，他在夢中殺死瑪扎是救贖了殺手金巴和瑪扎。只有傳統被終結，才能進入新的時代，這是一種更徹底的、有象徵意義的救贖。”當救贖完場，電影畫面中的禿鷹變成了飛機，傳統與現代完成了交替。
身份與反思
藏族導演拍攝藏族題材，“身份”是很難繞過的議題，這也是電影本體之外，萬瑪才旦的作品在國內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
很多符號性的東西會被放大解讀。在《撞死了一隻羊》裡，兩位金巴都曾在同一個飯店的同一個座位吃飯喝酒，與同一位老闆娘打交道。司機金巴在拉薩啤酒和百威啤酒間選擇了後者，而殺手金巴選擇了傳統的拉薩啤酒。“沒什麼特別的意思，主要是想增加電影的幽默感。”萬瑪才旦如此解釋。
但不可否認，在人物設置上，導演強化了兩位金巴觀念和性格的對比，這種對比是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司機金巴張揚，一身現代裝束，太陽眼鏡永遠架在鼻子上，他是老闆娘眼中“不太一樣”的外來者，是能和對方調情的人。而殺手金巴沉默，一路走著去復仇，只喝拉薩啤酒，為了守住傳統，十幾年如一日地尋找、等待仇人的出現。
將兩個外形和性格完全不同的“金巴”放置在一起，可以理解為兩個人，也可以把他們視為一個人的相互撕扯的兩種價值觀和兩種處境。在萬瑪才旦看來，這也是當下很多藏族人最真實的生活和思想狀態。
幾乎是從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開始，萬瑪才旦就在電影中展開了關於民族傳統和現代性的思考。
這兩種文化的衝擊最先體現在他本人身上。在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系統學習電影之前，他曾在西北民族大學學習藏語言文學，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也基本在藏語和藏文化體系內。到了北京，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這也給了他一個機會，能夠站在外部重新審視自己的民族和傳統。
帶著這樣審視的態度，萬瑪才旦開始了自己的電影創作。作為一位藏族導演，他很早就有意識地避免在電影裡將藏族和藏區奇觀化。在這方面，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給了他靈感。“文化上沒什麼共同性，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但他電影中展現的人與人的關係，地域特色是讓人親切，能夠共情的，和以往我們從電影中對那個區域和宗教信仰的理解不太一樣。”萬瑪才旦從中得到的啟示是，無論從電影本身還是預算角度考慮，都要先放棄那些宏大題材，要真正進入藏族人生活的內部，講述關於人的故事。
和阿巴斯的很多電影類似，《靜靜的嘛呢石》的主角也是個孩子——一位小喇嘛。他避開了大眾想象中寺院莊嚴、肅穆的環境，避開了探討宗教信仰，選擇從一個小喇嘛的視角展現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間的關聯與隔閡。
《撞死了一隻羊》裡的飯館老闆娘扮演者索朗旺姆
很多世俗元素進入了小喇嘛的日常生活。過年回家時，小喇嘛第一次用家裡的VCD機看到了藏語版的《西遊記》，他被這故事深深吸引。為了讓寺院裡的師傅和師兄弟也能一起娛樂，他想把電視機帶去寺院。心願達成後，父親準備馱著電視機回家，小喇嘛在寺院的法號聲中望著父親和《西遊記》遠去，依依不捨地回到了自己的宗教生活中。
如果說，《靜靜的嘛呢石》呈現的還是民族傳統與現代世俗生活之間溫柔的互動，那《尋找智美更登》和《老狗》等作品就顯得更為殘酷，也更具批判性。
可以說，萬瑪才旦更大範圍地受到關注是從《尋找智美更登》開始的。2009年，他憑這部電影拿到第1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大獎。
《智美更登》是一部傳統藏戲，曾是每個藏族人都瞭解的劇目。但隨著外來文化的湧入，傳統藏戲式微，年輕人不再願意看這些傳統劇目，演員們也自然不再願意排演。《尋找智美更登》的故事建立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上。導演和攝影師想拍《智美更登》的故事，他們深入藏區尋找男女主角，女主角找到了，但答應出演的條件是王子要由她的前男友出演。於是，一行人踏上了尋找“王子”之路。電影有點戲中戲的意思，《智美更登》的傳說和愛情故事夾雜在幾段正在進行時的現代人情感故事中，藏戲傳統、藏區生活和現代青年的情感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和《靜靜的嘛呢石》相比，《尋找智美更登》文本的層次更復雜了。
《老狗》的批判性和話題性更強。在一段時間裡，萬瑪才旦發現，作為藏區獨有的品種，藏獒被追捧得厲害。有了市場，就有了交易，在藏區內部也就出現了利益與原則之間的對抗。《老狗》裡的父與子的矛盾是這些對抗的縮影。老人把藏獒視為放牧人的朋友，他牢牢守著牧人的傳統，守著藏獒，即便它在變老，變得不中用。兒子則站在了利益的一邊，在賣狗人的慫恿下，想把老去的藏獒賣給城裡人做寵物，臨了再賺上一筆。此時，藏獒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動物，它變成一種象徵，是守堅守傳統還是向現代生活、向市場和利益妥協？這問題橫亙在父子之間，也存在於整個藏族人的現代生活中。
到了拿到臺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的《塔洛》，萬瑪才旦對於身份和民族傳統的探討已經能夠更好地融入到電影的敘事中。《撞死了一隻羊》中人物對照的方式在《塔洛》中已經運用得很清晰。塔洛一身藏人穿戴，留著不合時宜的小辮子，只抽旱菸，沒進過KTV，能流利地用漢語背誦《為人民服務》。而他在理髮店裡遇到的女孩楊措則是徹底被城市生活改造過的藏人，她短髮，穿戴時髦，抽薄荷味女士香菸，夜生活豐富，甚至性觀念都是前衛的。在這種飽含著慾望和情感的現代生活衝擊下，塔洛擁有了名字和身份證，卻徹底迷失了。
導演萬瑪才旦在拍攝現場
“藏地新浪潮”
算起來，萬瑪才旦是第一位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出身的藏族導演，在他之前，藏族幾乎沒有出過導演，也幾乎沒有本族人拍攝的展現藏區生活和文化的電影。也正因如此，萬瑪才旦在中國電影史上有著重要的承前啟下的作用，被視作“藏地新浪潮”的引領者。
“‘藏地新浪潮’這個名字我第一次見到大概是2009年左右，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做了一個我的作品展映，最先用了這個說法。後來，松太加、拉華加等藏族導演的電影陸續出來，國內也開始有這種說法，在我看來，這是對這幾年藏地電影區別於以往藏族題材電影的整體性說法，是關於創作方法的。”萬瑪才旦解釋。
除了自己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作品產出節奏，萬瑪才旦褪去偏見，跳出景觀式呈現的電影理念和美學傾向切實地影響了很多藏族電影從業者。幾乎是從《靜靜的嘛呢石》開始，他也有意識地在演員、美術、錄音、音樂等環節啟用藏族工作人員，如今，很多人已經真正進入了電影行業，甚至開始了獨立創作。
去年，另一位藏族導演松太加憑自編自導的電影《阿拉姜色》拿到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這是萬瑪才旦之後，藏族導演第二次拿到這個獎項。松太加正是出自萬瑪才旦的團隊。2005年起，他曾擔任萬瑪才旦兩部電影《靜靜的嘛呢石》和《尋找智美更登》的美術設計，後來，又在《老狗》中做了攝影師。
如今，從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開始就與萬瑪才旦合作的藏族錄音師德格才讓也開始創作自己的導演作品了。正在剪輯的《他與羅耶戴爾》是一部音樂公路片，結合了他最熟悉的音樂和電影兩個元素。
那些早年與萬瑪才旦共同探索電影可能性的夥伴已經有了獨立創作能力，更多受到萬瑪才旦作品激勵的年輕人也將目光投向了電影領域。和前輩們不同，新一代藏族電影人大多科班出身，在起步階段就與國內多數電影從業者擁有相同的教育條件和創作平臺。同樣是去年，1989年出生的藏族導演拉華加的作品《旺扎的雨靴》在當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上拿到最佳導演獎，電影的製片人也是萬瑪才旦。
對於以萬瑪才旦為首的這些藏族電影人來說，身份給了他們更醒目的標籤，但如果沉溺於其中，這或許也是侷限。
身份和文化背景所帶來的優勢和劣勢，萬瑪才旦在當年小說創作時期就思考過。當時，他同時創作藏文小說和漢語小說。在兩種語言下，他的創作思路並不相同。“藏語的小說批判性更強一點，更諷刺現實一點，因為我覺得這個對藏族讀者來說有現實意義。但在藏族文化之外，這些批判性的東西就沒那麼有意義了。所以，用漢語寫作時，我會拋開這些層面，讓文學更貼近自己的內心，用一種更有普遍性的情感來創作，技巧上也更先鋒一些。”
從文學轉換成電影也一樣。和以往的作品相比，萬瑪才旦在《撞死了一隻羊》裡做了更多影像實驗。4∶3的畫幅增強了故事的虛幻感，夢和回憶的部分都在影像上做了區分。雖然是一部現代電影，但因為是個關於傳統和復仇的故事，電影整體氣質上呈現出一種武俠感，尤其是那些小飯館裡金巴和老闆娘的對手戲，甚至讓人聯想到監製王家衛的那部《東邪西毒》。
很多人把萬瑪才旦此次的影像實驗視作他的轉型嘗試，但他自己卻覺得，這更像是一種迴歸。“《撞死了一隻羊》在氣質上更接近我早期的小說，比較當代，比較先鋒，和那些現實主義作品比，這可能是我更熟悉的語境。”萬瑪才旦說。
“很多時候我都說，我們雖然面對的是藏族或者相關題材，但本質上要面對的還是創作，年輕的藏族電影創作者要解決的現實電影的問題，然後才是這基礎上的自我表達。”儘管藏族導演的集中出現在國內引起了一輪關注，但萬瑪才旦覺得，電影就像寫作一樣，最終吸引人的一定不是地域特質，而是更普遍的人類情感。藏族電影人和所有電影人一樣，最終要面對的依然是創作本身，畢竟“國外觀眾並不會區分民族和文化，他們只是在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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