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地图中的姚正街
姚正街位于长沙城的东北部，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这里。
在离姚正街方圆2公里左右，东有省体委、烈士公园、省委、省统战部、长沙市一中；西有长沙火车货运北站、湖南日报社、省妇幼保健院；南有东风广场、省展览馆；西北有湘雅医院；东北有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现在的国防科大）。
1986年长沙地图中的姚正街 图/城小忆
城市的死角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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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正街里面又分为姚前街、姚正街、姚后街，是四十年代难民自发性的栖居区。入住人家先来后到立桩扎棚，拐弯抹角挤密挨密，没有像样子的街道规模，仅偶见一两家夫妻档（店铺）。它的雏形生就了一个巷子群，所以我们也就常常喊它是“姚家巷子”。何以姚姓？记忆里没有人提及过。猜想是何年，一不见经传的姚家，捷足先登了这片野泥巴地吧？
这片野泥巴地是躲在长沙城北旮旯弯里的、最不为人知的一弯城市贫民窟的死角巷子。但是在我刚记事的那几年还是个敞开式的，有多条小径可以直通出来上班买菜上学。后来就一步步被封圈了。
图中即为姚正街的拐角处，左侧、前方均为姚正街 图/城小忆
“死角巷”名副其实。如果航拍俯视姚正街，它处B字母的南半圈，而往里的北半圈称为“苗园里”，住的人同样是赤贫。在省体委和毛泽东50年代视察过的汽车电器厂的紧紧裹挟之中，这个B形两圈可谓严丝合缝。
铁路围墙上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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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长沙火车货运北站紧邻姚正街的西边。一大片铁轨以一堵红砖高墙隔开了姚正街。B形边的那一竖路，就与这堵高墙成了平行，当省体委的高墙矗立，便挟迫出了一条无居家的弯曲黑径，成了窝在里面百千户人家的唯一通道。姚正街（包括苗园里）的东西北三个向，硬是再没有一个出口了！
幸运的是，姚正街的居民们尽心维护着自己的那份煤火烟日几十载，竟然冇发生过一次火灾！
从姚正街出去买菜，只有一条关道，而且要绕一个弯子。不晓得什么时候，那堵铁路围墙被活生生地挖出来一个洞来，恰好可以钻过去一个人，从此便有了捷径。
墙上挖出的洞口（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摄影/建光
洞口有三米高，洞外有个陡坡七八十度，滑下去就是平地，离铁轨一米左右。当那个洞越来越大、斜坡被截下来的红砖垫砌成几个踏脚时，我也麻起胆子弯腰滑下去了。
其实这里很危险，时刻都有火车过，特别是那些换车道的火车头。它们呼哧呼哧从我们身边滑过时，司机常常会靠在车头窗口居高临下，讥笑地看着我们这些还没有车轮高的细伢子。我们吓得要死地缩成一团，留神莫太靠近火车，还要留神脚下的“路”。
有些“坏”司机叔叔还会在车头溜过我们身边时，故意突然一拉汽笛，紧接着就是呲的一声，热腾腾的白蒸汽一股脑地向我们喷来，还夹杂着烫人的细水珠子，猛的一下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哒！等到蒸汽散开，那火车头早就跑得好远，不见了踪影。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真的是猛子虫一样！也许就因在姚正街有这样的经历，中年的我闯荡美国西海岸时，才更有胆魄！
栽在泥巴上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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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北站里的铁轨直的斜的，似乎望不到边，怕有八九上十道！出了站往姚正街的南向，铁轨渐变成三两道，一直穿过长沙城南，将长沙城分隔成东西两边。姚正街刚巧就被隔在离城中闹市区远一步、近郊区野泥近一步的城东边。与姚正街同边的省体委旁边就是烈士公园，再往东就是郊区的菜农地了。
城街铺麻石，郊巷亲野泥。姚正街虽在城区，却没有一寸麻石路。它就是个直接“栽”在泥巴上的野巷子！下雨时，就烂泥跨水滴。泥巴亲竹篱和茅草，姚正街里的好多居家就是茅草屋顶、竹编糊泥墙。出现黄泥巴大土砖墙，那已经是六十年代的事了。当年一块嫩白的砖墙都找不到，家家的房子都被煤烟子熏得乌漆麻黑。
今日姚正街北侧小区后的一幢旧房，仍然保留这竹编墙 图/城小忆
不过我父母亲过日子有点讲究，每年春节前都要买一些未曾写过字的白纸，来糊墙壁，硬是把个黄泥巴篾片墙，一点点糊白了！这样几十年下来，就成了硬壳子纸墙，手一按，纸壳面竟是脱离着墙底“空荡”着的。也怪，它们就是不跌下来。
“里子”墙面是干净好看，门“面子”却如何也难以高大周正得起来。想要在上面贴春联，都冇得两块对等的地方可以糊。
有在四合院生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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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姚正街对外只有一个出口，但里面的居民和睦相处，随便往来，有几分北方“四合院”生活的味道。
夏天的晚上，每家都会抽出来竹铺子摆在空坪里。竹铺先是被当做“饭桌”，然后就成为各家聊天的“板凳”。聊得来不得神了，最后大家才摆“咸鱼条子”，各自在竹铺上睡觉。被那些饭菜汤水、身上的油汗子“滋养”多年，家家的竹铺子都包浆红亮了。
旧时普通百姓家没有空调，夏日傍晚都是在街头摆放竹铺，乘凉、吃饭、睡觉（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院”里有的人家房小人多，一到夏季就会将棉被寄放到房大人少的人家里。哪家来客人了，跑到邻家借宿也是常事。
逢春节，我妈妈会蒸几笼包子，要我们姐妹分别托着盘子去送给周围邻家。
我家隔壁的隔壁住的是刘大娘母女俩，他们是天津人，是姚正街上唯一讲普通话的人家。刘大娘的女儿叫小姑娘，和我玩得好。她下农村后，我便为她妈挑水。刘大娘去广州看望儿子时，我就睡在她家，并帮她照看家里的两只生蛋母鸡。当整整一铁桶的鸡蛋堆满时，她才回家。
我高中毕业后冇得书读了，有时我就躲在姚后街的闺蜜满江家看小说。不晓得她从哪里得来的许多世界名著，如屠格列夫、海涅、约翰克里斯多夫、福楼拜、司汤达的著作等等，前后一两年看了十几本。有的书因为要周转需尽快还，我便通晚不睡觉地翻看，还抢着记了几小本受感动的语录。
何汉文（1904-1982）
那期间在父亲的提议下，我学习了国画，仅为修身养性。父亲曾带我去文史馆的何汉文伯伯家讨教，何伯伯将他已故妻子邵一萍，还有赵少昂的一些原作给我欣赏，并常常慷慨借给我回家临摹。另外，我还有幸向国画家刘寄踪、徐照海、莫立塘、杨应修讨教过。于此，后来我竟以国画考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这是我及父亲都没有预想到的。
做参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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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正街的泥野，给予了父亲的恬淡与舒展。我家门前那一方窄小的坪地上，硬是被父亲搭建出了一个葡萄架。架下还不闲着，搭起了两排阶梯花架。说是不求葡萄坠，只寻一番阴凉。那满架下透明的绿，也真领了意，隔了炎尘。不过我暗猜了父亲的另一种隐意，由于横门不雅，葡萄架可掩之。
我父亲在湖南省参事室做参事。参事室在离姚正街家不远的松桂园，和省文史馆在一起。有段时期，参事室的老朽们被轮流安排去省统战部劳动，不过没有安排人监管他们，所以父亲有时候也带着我去。
今天位于迎宾路上的省委统战部 图/城小忆
在统战部大院专门留出的几小片土地里，居然种了水稻！感觉与那环境有点不搭调。父亲当时选择了种红薯，好久后竟也从地里挖出了红薯。我还挖了一小株带回家，养在了葡萄架下的花盆里。
父亲在参事室的工资，当时养五口一家应该是不拮据的。但他为照顾亲情，将工资分了个七零八落，寄给长辈、同辈、晚辈的邮资单，几十年后黄叠叠地冒了出来！
六零年过苦日子时，参事室还偶有富强粉、红萝卜、假肉（用灰面做成的五花肉）、真红烧肉罐头配供。还好，我家的水肿病都只是轻微！饭吃不饱那是正常的。
我妈妈是浙江金华人，19岁就离开了故土来到长沙。在姚正街居住，为了过家乡话的隐，妈妈常常出神地哼越剧调，许是那十几岁的青春全部都在那哼调里了。她老虽然冇读过什么书，拿起书来却看得进，看《红楼梦》也能看得入神。
记得有一年，离姚正街最近的烈士公园电影院放映越剧《红楼梦》，我妈总共去看了十三遍！看一遍我就数一遍，父亲在旁就笑一遍。她避开煮饭睡觉的时间，抢着去看！
父亲也喜欢看戏、看电影，常常安排我们全家一起去看。记得在湖南剧院看了《十五贯》，里面有个小丑，鼻子是白的，我不喜欢看，就睡着了。我只喜欢看穿红戴绿的小姐丫鬟戏，当上演时，我若看不见就吵着要父亲抱高点。有一年梅兰芳来湖南剧院演出，票价不低，就只有爸妈他们两个去看了。
1956年《十五贯》
父亲的雅兴与姚正街的闹野，倒也相映成趣。他这种随遇而安，在逆境中的生活态度，对处于人生关键转折期的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时，我家在姚正街至少是五、六家邻居的“私家银行”。隔壁徐伯家当然总是“先得月”。
每次借钱，徐家或其他邻家从不踏入我家门内，他们只是站在离我家门外两步之遥的地方，随着一声轻唤“周伯伯”，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待父亲来到门口时，徐伯总是极不好意思地满眼眯笑着，嘴里边嗯呐嗯呐不成句，然后突然很快地含糊吐出：跟嗯啷家借嘀钱再……
一般都是借十元、五元，很偶然十五、二十元。但每次借的时候都会说清楚几号还，一般不会误时。如果有几家同时借的话，我家的钱也会断链，父亲遇到那样的情况，总是像碰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笑呵呵地说：“借得自己都没有了！”
1960年的5元人民币
住在姚正街的几十年里，几乎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被外面一阵唰唰的扫地声催醒。那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操练：拿着扫帚从自家门口扫将开来，直至转弯看不见自家门！
如果看见有人正往地上吐痰，等那人走开后，他会立刻起身用一小铲煤灰盖住，再用铲子用力将土、痰、灰铲起来，然后捂住嘴巴倒入茅屎屋里去（即厕所）。
讲到这里，我记起那时的“茅屎”真的是恐怖。木板搭在坑上，踏上去时还会有点摇动，不敢望下看，看了作呕。男女间隔板上的木结在“需要”的位置都被抠跌了，留下空洞的“眼睛”吓死人！
今天姚正街东侧干净宽敞的公共厕所 图/城小忆
长大后的多年，如果身体有恙，梦中则往往会出现那样的茅坑，惊醒后半天不是味道。
扯水与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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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期，姚正街上有几百户人家，却只有两口井。离我家的那口井，在距离两百米来远的地方。一块不规整的圆形平地中央，嵌着一个长方形未起沿的黑洞。感觉那黑洞井口有近两米来长，米把宽。四条长方形麻石平铺井口。井非常深，至少有两丈多！井壁黑幽幽的，父亲是不准我去探看的。它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恐怖的洞渊。
那时候去井里“扯水”，要用一个专门的小吊桶从井里将水吊上来，还要挑一担大水桶装吊上来的水，这就叫“扯水”。
用于扯水的小吊桶上要栓一根长麻绳，绳尾要打一个大结坨，另外还要系紧一坨铁或一块石头在桶上。手握麻绳的吊桶被悬入井口时，系在桶上的几圈麻绳随着吊桶的降落在手心里飞快地滑落，当麻绳结坨正好被卡握在手心中时，吊桶也就自动盛满了井水。
后来姚正街终于有了一个自来水站，为照顾一对孤寡穷困老人，水站交由他们管理。一分钱可以买三担水。老人午休后到三点才放水，差不多两点就开始了长龙排队。排队的老少将扁担横架在两个桶上，坐在扁担上就聊开了天。有的则派小孩去占位置排队，于是那等水的长龙里，“狗伢子、满崽、米豆腐、细妹子”就在姚正街的中心吆喝喧天一片了。
苦栗子树下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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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的坪地，弯绕连着几家。刚搬入姚正街时，父亲植一苦栗子小树在坪中间，虽邻家相互间有了隔，亦不相分。苦栗子树在空中画出了一轮射线，将它下面的几个邻家，团出了另一片小天地。树成荫时，它跌落了好多苦栗子。冬天没有了绿叶花色，各家的晒衣竹篙搭在树叉上，便满坪生风跳色了。
当树粗直径约尺把的时候，一件伤痛欲绝的事找上了它。有一天，对面邻家约十来岁的满崽，从外面将他爸爸的空板车倒推回家来，即车身是在他前面的。走平路，他这样推较省力，如果是下坡，则仅能靠手臂的拉力去拖住板车。
满崽家门口的那一小段路至苦栗子树刚好带有一点坡斜，十来岁的他把不住车，车拽着他顺势往苦栗子树直冲过去。不巧，邻家一岁多的伢崽子正靠在树干上玩，瞬间就被车前杠顶了个正肚，当时并没有一滴血，也冇得一声哭叫，就倒过去了。
那是我们那几家从未有过的一段昏天黑地他们双方每天都在嚎哭中，我们也没有大声说过话。细伢崽父母去满崽家哭诉时，仅是哭诉，没有叫骂；满崽的妈妈就对着他们双膝跪地，嚎哭着头往地上猛砸。满崽好长一段时间冇看见人。
细伢崽的妈妈也神经了多年。两家从此当然就没有了往来，痛彻天方的大悲，也就仅此而已了了。估计那婴童的哥姐都淡忘了此事。几十年后，唯我写到此还含热泪，双手捧头唏嘘不已。姚正街就是如此吞着大悲捧着小吉，小脚磨蹭无声地走着。
在那期间，我揉磨着这份世俗日子的轻喜和靖重。
“六号门”和我家的“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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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正街旁边的火车货运北站，有文革中长沙市响当当的板车工人组织“六号门”！当时的党委邓书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他生得高大正形，脱了蛮气，能识字写字看报纸，还会讲一口带湘乡音的长沙话。他一家子是湘乡过来的，婆婆可以不出去做事了。他常常和徐家等老乡玩笑喧天，然对我父亲则格外音轻而远敬。
不料文革中，这样一位贫民干部也被抽打得遍体鳞伤，竟早早地回湘乡的泥巴底下安享去了。当年邓妈妈在家门口扬起他老倌那件红白血衣嚎哭的情景，我一世都记得！
那期间“六号门”和哪一派总是在武斗，偶尔还有满身血迹的人翻过北站砖墙，跑到前街的人家里求救。也常听见无辜者被冷枪子打死。
文革武斗画面宣传画 程丛林绘
记得一个下午，姚正街的上空唆唆地枪弹叫，间或还听得见像电影里炮弹爆炸一样的巨响。父亲赶紧把我和侄女从屋里摁到门前米把远的、他自己挖的“防空洞”里。洞里面也就只够两个小孩团屈着进去。父亲叫我们埋首弯腰抱腿，不喊我们出来就躲在里面不准动。
我之前没有想到，父亲竟还捡起战争时期的办法来应对现今。他对时局、人性的揣测和对应，还是有他人生积淀的。那么从容不声张地一点点抠挖出来一个防空洞，估计在整个姚正街，怕只有我家！那个防空洞有点像乌篷船带篷的那个局部。为挡雨，平时用牛毛毡将其整个盖了起来，边角还压了几盆正小艳着的花。
简易的地下洞口（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妈妈生了我们姊妹三个女孩，我们被誉为姚正街里会唱会跳的“三枝花”。我二姐真的像电影演员那样的漂亮，清纯有教！父亲自是将我们捧在手里，痛惜护盖着。
现在想起来，若不是在这野泥之地的姚正街而在麻石街里，又何以能挖得出这么一个“防空猫洞”？在我花甲之年，还记起了洞旁边那几盆正开着的小花。
像父亲这样的伪军官虽然有参事身份的保护，但在文革期间谁又保护得了谁呢？我家幸免没有被抄家，我认为完全是仰仗了姚正街的庇护。是因为有它的良善、因为有它的赤贫保护色，也许还有它的地域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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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省参事室在河西桐梓坡建了两栋五层楼的宿舍。父亲没有将姚正街的房子卖给外面稍高价需求的人，而是没多加思考就答应低价卖给了紧隔壁的、老实的徐伯家。此后，我们离开了姚正街。
今日姚正街北段 图/城小忆
今日姚正街南段，西侧为停车场，东侧为现代化小区 图/城小忆
我一直敬重着在姚正街上这份日子的世俗，烟火默化中也奠定了我的人生价值观，使我悲悯于天地，厌人事之机巧。于此，便铸就了我孤淡的一生。
END
-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闲云，定居于美国。编辑 | 城小忆（微信号：chengshijiyiwh），文中标题及图片为编者所加，未注明出处图片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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