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日本老齡化人口達到3417萬人，而為保障日益龐大的老齡人口，日本在2000年就預見性的頒佈七部養老法案，使日本人無有後顧之憂。然而再有預見性的養老政策，在遭遇經濟發展速度跟不上老齡化速度的時候，日本老人的生活便註定不可能會樂觀。
根據統計，為了彌補家庭支用不足，日本有480萬的高齡老年人選擇出租車司機作為退休後的“人生再就業”——然而這種人生再奮鬥，雖然略有心酸，但畢竟充滿了盎然的精神，足以令人稱道。
可問題在於再精神抖擻的老人，終究是老人。
僅在2015年，日本就先後出了多起致人死亡的八十歲以上老年人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其中甚至有因為一時恍惚而導致車輛衝入小學生人群，造成1死6傷的慘劇。
人生末路不得休憩，再就業又惹爭議，但無論如何，在日本老齡化越發嚴重的當下，日本政府至少不會將這些老年司機的飯碗砸掉。
因為在日本，有更多的老人因為失去了工作或者社交能力，而只能於貧困交加之中，默默在家裡走向死亡——而根據NHK統計，僅在其有限調查的範圍內，徹底消失在日本社會活動中的百歲以上的“失蹤老人”就高達350人之多。
但日本為了供養隨著老齡化趨勢嚴重而支出越加龐大的養老金，已經想方設法，並形成了“公共年金”和“企業年金”的可持續性二元養老金體系。
企業年金相對公共年金的涵蓋範圍較為狹窄，更多的是面向中上階層有財務餘力的家庭。企業年金雖然並非義務繳納，但正是因為企業年金的存在，才大大緩解了日本養老金體系的收支不平衡。
企業年金做為日本養老金的上層建築一共分為兩類，一類為厚生年金基金制度，由大型企業或者多個企業聯合建立厚生年金基金會，其費用由企業和職員共同繳納，交由厚生年金基金會進行運作生利，所得的利潤則反饋到“公共年金”範疇下的厚生年金之中。還有一類則為固定收益的企業年金，亦由企業和職工共同承擔。
公共年金則分為兩層，其第二層是公司職員義務參與的“厚生年金”以及公務員義務參與的“共濟年金”，皆由職員和相關部門或者企業，共同繳納保費。
不過由於日本此前特有的終身僱傭制和家庭文化，雖然厚生和共濟年金針對的是日本工作人口，但哪怕其死亡之後，其遺屬也能拿到遺孀養老金，更別提繳納厚生年金的職員還可以將配偶的名字添加到保險受益人之中。
第一層則是全民義務參與的“國民年金”，根據日本法律規定，日本國民在20歲之後，都有義務參加“國民年金”，並在法定退休年齡之前，每年須繳納1.504萬日元的保費。
然而日本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了27%，這也就意味著每100個日本人裡就有27個65歲以上需要領取養老金的老人——也就是說平均不到三個的日本工作人口就需要供養1個日本老人，但在2015年每一位能領取國民年金的日本老人，卻能拿到5.5萬日元，是日本國民年金保費的近3.6倍。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國民年金的參保人雖然高達6800萬，但很明顯僅憑當代日本青年繳納的保費，遠遠不足以支付日本在“國民年金”上的支出。
厚生年金的繳納主體雖然都具備著“創造價值”的能力，可隨著日本在經歷了“失落時代”之後，企業“年功序列制”和“終生僱傭制”已經相繼瓦解，大量日本企業主都更傾向於聘用“臨時工”，而非社會成本巨大的“正職員”，這也就使的厚生年金的涵蓋群體在未來很難與其原先的“公共”定位完全符合，更大的可能是會逐漸淪為中產階層及以上階層的社會保障。
（日本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幾乎沒有變動）
但哪怕被兩類公共年金所覆蓋，一位日本老人若僅僅依靠這些收入生活的話，也遠遠談不上幸福。
在NHK製作的《老後破產：所謂“長壽”的噩夢》紀錄片中，不止一位男性日本老齡人表達出了因為養老金的微薄而僅僅只能維持生存。
其中一位叫做田代的先生雖然有著十萬日元的退休金，但在去除房租和其他公共支出之後，能夠用來生存的費用就僅僅只有兩萬日元，這筆費用摺合成人民幣不過約1200元，在中國一線城市尚且只能勉強敷用，而在一碗拉麵都要四五十元的日本，則連拮据生活都不太夠格。
事實上，田代先生面對NHK錄製組的採訪，不無心酸的說道：“每個月只有領取到養老金的那一天，才能去附近的大學協會里買一份四百日元（摺合人民幣約24元）的午飯套餐作為自己的犒勞。”
而這已經是他每月最奢侈的個人消費。
田代先生畢竟曾經是正職員，每個月能拿到十萬養老金，這在日本其實已經不算很差。
在同為NHK特別節目錄組製作的《老後破產：長壽的噩夢》一書中，曾提到一位居住在東京都營建住宅區的八十歲孤身女性。
這位名叫菊池的高齡女性曾是以家庭主婦身份幫助丈夫進行工作的人士，然而在丈夫病逝，獨子又因為超長的加班導致猝死之後，便只能依靠每月5.5萬日元的國民養老金和2.5萬日元的遺屬養老金過活。
相對田代先生的遭遇而言，菊池女士唯一的幸運之處就是不用支付每月六萬元的房租——她所居住的都營住宅是東京都推出的廉租房屋，專供特殊人群居住，所以她只需要支付每月一萬日元的費用便可。
但由於腿部患有風溼病，從床鋪到廚房的五米距離，對於菊池女士而言都是每天的艱鉅挑戰，因而她卻必須每月支付三萬日元換來每週一次的護理服務，再加之腿腳不便，餐飲費用支出也高達七萬日元——哪怕如此，她每日中午的一餐往往也是以米飯、廉價蔬菜和水果所構成。而早餐和晚餐則有家政人員料理，要好上不少。
但對於菊池女士而言，每月三萬日元的赤字雖然在消耗著她為數不多的積蓄，可她並不想停掉護理和家政上的支出，甚至還想要每週增加一次社護理，但由於她的病情程度遠遠沒有達到標準，如果她想額外增加支出，則必須要自己全額負擔高昂的護理費用，而不再是經過保險報銷之後的一成。
三十萬日元增加一次每週的護理服務和每天一次的家政服務看起來費用高昂，但如果以德國開出的2500-4000歐元不等的護工薪水作為對標的話，則似乎又顯得理所當然。
對於日本以及老齡化嚴重的歐洲國家而言，支付養老金終有辦法，但社會老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比如醫院護工不足，甚至養老體系缺乏有效管理，則顯得更加棘手。雖然這些國家，不乏採取了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以換取必要時的免費專業護工時間等緩解策略，但仍然無助於真正解決這些問題。
畢竟，如果不產生“勞力荒”，也就不會讓老齡化成為一個結構性社會問題了。
日本孤身生活的六百萬老人之中，有一半的收入月收入低於13萬日元這個日本最低生活保護標準，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一旦沒有機會進入公立養老院或者拿到其他社會福利的話，則就只能過上田代先生那樣的生活——日本私立養老院的收費標準基本都不低於15萬日元。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走投無路，日本如今有越來越多的“銀髮犯罪”，因為監獄裡的集中生活以及輔警的服務態度不僅遠遠生活孤身老人的獨居生活，甚至比一些養老院的服務都會更好——日本已經不止一次被爆出養老院虐待事件，而如今日本社會，旨在保護孤身老人的“後見人”服務的快速成熟也與此有關。
可想要維持這樣程度上的養老金體系其實都並不容易，根據日本政府推算，以2000年出臺的七部養老法案為構架的話，想要永續養老金體系——除了支付年金以外，還包括高齡醫療、介護等相關社會保險，社區養老上的公共負擔。
為此，日本必須保持4%的經濟增長，4%的工資增長，年出生率要達到2%以上，養老金投資收益率也要達到5%。
但如今的日本在這“4425”四項要求之中，唯有出生率勉強過半。
不過，日本畢竟有著過去經濟奇蹟時代所遺留下的豐厚資產可以支撐27%的日本老齡化社會，雖然日漸難以為繼，但在可見的預期內，曾經在六七十年為社會奮鬥過的日本人，或許其中絕大部分都有幸不會見到日本養老金體系破產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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