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却不知“书到搬时才恨多”。据张爱玲的老朋友 宋淇先生在《私语张爱玲》一文中透露，张爱玲宁愿到图书馆借书看，也不太乐意买书，因为书多了，容易让人在一个地方生根。（引自北京十月出版社2011年6月版《张爱玲私语录》）显然，张爱玲是不愿惹搬书的麻烦。京城有名的读书人止庵爱书如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搬了几次家，淘汰掉了一部分藏书，现在家里还藏有三万多本书。他指着客厅里的六排大书架对来访者说：我可能再也不会搬家了，要与它们在此终老一生。（引自2011年8月9日《福建日报》读书版载孙均桥文《止庵：我读故我在》）看来，止庵先生是搬书搬怕了。
搬家本是好事，说明居住条件有改善。但像止庵先生这样怕搬家的读书人却大有人在。辛丰年先生在《“书斋”垮了》一文中说：“怕搬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怕搬书。书搬起来最麻烦，也最重，每搬过一次都是寒斋的天下大乱，也叫人心乱如麻。”成都的龚明德先生对此深有体会。据他在《我的书房》一文中记载：他原来住一套两居室的旧房间，书堆得无处下脚，后来他供职的单位分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在单位分房征求所需楼层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了最上一层——六楼，为的是不受楼上住户打扰。可是，要把几百捆书搬进新居六楼，决非易事。“那时，我穷得伤心，连十元钱也算一笔大款子，也就不敢花钱请人帮助运；须知，当时十元钱可以买一二十本书。”于是他借了拖斗车苦干一个多月，每天下班后从城北哼哧哼哧地蹬车一个多小时到城南，然后提书上楼。事后回想起那些搬书的日子，他叹道：“那些书啊，真是害苦了我。”正因为不愿受搬书之苦，何满子先生宁愿窝在一间小书房里。他在《我的书斋》一文中感叹：“即使有条件再置新居，一想起搬迁的麻烦便气馁，只能在这里终老了。”
读书人买书时绝不嫌书多，家里放不下，有条件的就把办公室当成了“第二书房”。所以，读书人换个办公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台湾读书人傅月庵先生就曾饱尝过办公室藏书之累。他在日记体的《书人行脚》一书中记载，有一次办公室限时搬迁，他“审视成年累月堆积的书籍，才晓得事情大条了”：新办公室空间有限，私地小小，眼前存书势必汰择归位，该带去的带去，带不去的就送走。问题在于，家中早已书满为患，落地起书堆，触目皆是。“细细盘算，扣除可以送出的，大约还有五百本，得装二十馀箱，何去何从？真是伤脑筋呀！”有道是，“拥书百城，何假南面称王”。傅月庵说：“话说得真好听，可也得有‘城’才行呀。无城之书，恰如难民，跑来跑去没个落脚处。称王？我看讨饶都来不及哩！”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傅先生“终日写稿打包、选书送人”，险些累趴下。
现在读书人的经济条件有了改善，多数都能请得起搬家公司了，但书的打包以及搬入新居后的整理归位，他人却无法代劳，还得自己动手。龚明德先生说，那次搬家后，分类排列几百捆书，“成了我那几个月的大事业”。我的书不如龚先生多，但前些年搬家，为了让书各归其位，也忙了几个通宵。若问我搬书的感受，不妨套用某本畅销书的书名来回答：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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