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書到用時方恨少”，卻不知“書到搬時才恨多”。據張愛玲的老朋友 宋淇先生在《私語張愛玲》一文中透露，張愛玲寧願到圖書館借書看，也不太樂意買書，因為書多了，容易讓人在一個地方生根。（引自北京十月出版社2011年6月版《張愛玲私語錄》）顯然，張愛玲是不願惹搬書的麻煩。京城有名的讀書人止庵愛書如命，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他搬了幾次家，淘汰掉了一部分藏書，現在家裡還藏有三萬多本書。他指著客廳裡的六排大書架對來訪者說：我可能再也不會搬家了，要與它們在此終老一生。（引自2011年8月9日《福建日報》讀書版載孫均橋文《止庵：我讀故我在》）看來，止庵先生是搬書搬怕了。
搬家本是好事，說明居住條件有改善。但像止庵先生這樣怕搬家的讀書人卻大有人在。辛豐年先生在《“書齋”垮了》一文中說：“怕搬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怕搬書。書搬起來最麻煩，也最重，每搬過一次都是寒齋的天下大亂，也叫人心亂如麻。”成都的龔明德先生對此深有體會。據他在《我的書房》一文中記載：他原來住一套兩居室的舊房間，書堆得無處下腳，後來他供職的單位分給他一套三室一廳的住房，在單位分房徵求所需樓層意見時，他毫不猶豫地選了最上一層——六樓，為的是不受樓上住戶打擾。可是，要把幾百捆書搬進新居六樓，決非易事。“那時，我窮得傷心，連十元錢也算一筆大款子，也就不敢花錢請人幫助運；須知，當時十元錢可以買一二十本書。”於是他借了拖斗車苦幹一個多月，每天下班後從城北哼哧哼哧地蹬車一個多小時到城南，然後提書上樓。事後回想起那些搬書的日子，他嘆道：“那些書啊，真是害苦了我。”正因為不願受搬書之苦，何滿子先生寧願窩在一間小書房裡。他在《我的書齋》一文中感嘆：“即使有條件再置新居，一想起搬遷的麻煩便氣餒，只能在這裡終老了。”
讀書人買書時絕不嫌書多，家裡放不下，有條件的就把辦公室當成了“第二書房”。所以，讀書人換個辦公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臺灣讀書人傅月庵先生就曾飽嘗過辦公室藏書之累。他在日記體的《書人行腳》一書中記載，有一次辦公室限時搬遷，他“審視成年累月堆積的書籍，才曉得事情大條了”：新辦公室空間有限，私地小小，眼前存書勢必汰擇歸位，該帶去的帶去，帶不去的就送走。問題在於，家中早已書滿為患，落地起書堆，觸目皆是。“細細盤算，扣除可以送出的，大約還有五百本，得裝二十餘箱，何去何從？真是傷腦筋呀！”有道是，“擁書百城，何假南面稱王”。傅月庵說：“話說得真好聽，可也得有‘城’才行呀。無城之書，恰如難民，跑來跑去沒個落腳處。稱王？我看討饒都來不及哩！”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裡，傅先生“終日寫稿打包、選書送人”，險些累趴下。
現在讀書人的經濟條件有了改善，多數都能請得起搬家公司了，但書的打包以及搬入新居後的整理歸位，他人卻無法代勞，還得自己動手。龔明德先生說，那次搬家後，分類排列幾百捆書，“成了我那幾個月的大事業”。我的書不如龔先生多，但前些年搬家，為了讓書各歸其位，也忙了幾個通宵。若問我搬書的感受，不妨套用某本暢銷書的書名來回答：痛並快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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