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只是做了些分內工作，但在舊版與新版的“跋”中，校長一再提及感謝學生出版此書之語
周百義湖北省編輯學會會長，原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長江出版集團總編輯。
接到劉道玉校長自傳手稿，已是我離開武大校園18年後的光景。當時，我已擔任了長江出版集團的總編輯，但還在兼任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
在此之前，我能當面聆聽劉校長教誨的時間並不多：一次是剛入學時學校大操場上召開的開學典禮，校長臚列珞珈過往；一次是在行政樓會議室召開的插班生會議上，校長倡言插班生制度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次是我們畢業前夕，校長來與我們中文系插班生合影。雖然作為一個普通學生，我對校長只有高山仰止的分兒，但對劉校長的諸多改革舉措，不僅如雷貫耳，而且是直接的受益者。吾此生能進武大讀插班生，改變人生的軌跡，就是拜他厲行的諸多教育改革措施所賜。
讀插班生，顧名思義，我們進校就讀三年級，與一幫小妹妹小弟弟到教學樓搶位子。我們中文系進校時考三門課：現代漢語、寫作、文學概論，但有一個條件，每人要提供創作成果。創作成果經老師評估後算一半的分，考試算一半的分。
第一屆插班生經審核有600人參加考試，後來全校各系共錄了90人。據說，我在這個班裡入學考試總分是第一，但班裡創作的牛人很多，與他們相比，我只能算是小兒科，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冠軍”後，依然夾著尾巴，沒敢顯擺。雖然我們是讀中文系，但可以選擇上其他系的課，這就是劉校長開全國高校風氣之先實行的“學分制”。我選了哲學系的幾門課，如“西方哲學思潮”“中國哲學史”，還有藝術系的“音樂欣賞”等。
這種跨繫上課的制度，與“主輔修制”有關。主修課是這個專業必須學習的基礎課程，如中文系，中外文學史、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英語，是一定要讀的，但其他課程，可以上本系的，也可以讀外系的，一門課幾個學分，學分選夠為準。
“導師制”也是劉校長改革的另一個方面，各班不再設“輔導員”。我們班的導師，是知名的文學評論家陳美蘭先生。與此相關的，是學生可以自主選擇老師的課程，每學期開學時，教務處公佈當期每位老師開設的課程，如果某一位老師的課沒有人選，或者選了後學生認為講得不好，中途可以棄學。
另外，學生入校後還可以轉系，參加考試後經學校批准，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專業讀。
當然，這一切都得益於劉校長的改革試驗。自豪的是，我們的插班生活，自然而然，成了劉校長自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次為校長出書，記得是校長先給我打了電話，說是要來拜訪我。這時候，距他從校長位置下來，已有十六七年了。但我聽說校長要駕到，心裡還是激動如初。
72歲的老校長依然是那樣的矯健，他握著我的手，白色鏡框後，是溫暖慈祥的目光。他用襄陽口音叫著我的名字：“百義！”然後，從皮包裡掏出一摞打印得整整齊齊的書稿。
我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但也暗中生出幾分自豪——能為老校長盡“犬馬之勞”是我作為學生的榮幸。
我雖未淨手沐香，但心懷崇敬之情，先拜讀了校長的文稿。從“冒名頂替初考”到“假文憑混進高中”，求學心切而又敢於冒險的棗陽少年躍然紙上。往下是珞珈求學，情定東湖；蘇聯留學，反修回國；“文革”亂起，神州陸沉。直到撥亂反正，48歲的劉道玉執武漢大學牛耳，改革大幕徐徐拉開——
我將稿子交給了武大畢業來社的編輯姚梅和高毫林，吩咐他們共同擔任校長自傳的責任編輯。書稿是我終審的。責任編輯做了不少工作，文字中那種秉筆直書風格尚在，但指名道姓之處大多已被“和諧”。封面是校長的肖像，眉頭緊鎖，光與影的勾勒，恰到好處地表現了正在思索中國教育向何方去的一位老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心緒。
2005年9月，《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面世。國內媒體，爭相報道。很多媒體的負責人，都是武漢大學的畢業生，他們對宣傳老校長的圖書表示了極大的熱情。
此書正版加上盜版，銷售稱不下數十萬冊。眼下網上仍有售。2010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又以《拓荒與吶喊——一個大學校長的教改歷程》為題，出版了此書的增訂本。增訂本中，校長又增加了十萬字。雖然，學生只是做了些分內工作，但在舊版與新版的“跋”中，校長一再提及感謝學生出版此書之語。
學生一飯之恩先生仍時時不忘，先生於學生再生之恩，又何當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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