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字子偲，自號郘亭，影山草堂堂主，晚清獨山州兔場人。生於嘉慶十六年，卒於同治十年九月，春秋六十有一。生前好遊覽山水、尋訪古本秘籍，與其好友鄭珍並稱“西南巨儒”。
其父莫與儔先生，嘉慶三年進士，任獨山紫泉書院主講，卒於遵義府學教授，一生以教書為業。莫友芝既生於詩書之家，又聰穎好學，十六歲就於獨山州考中秀才，二十一歲於貴陽考中舉人，可謂“英雄出少年”。然而，其後兩年至咸豐十年，整整二十七年間先後六次進京會試，皆不中。“此亦命也”他不由嘆道。
最後一次進京是咸豐八年十二月一日。辭別貴陽劉知府家塾講師之職，他帶著次子莫繩孫從遵義出發，一路舟車勞頓，於次年二月半抵達。三月春闈，同考官王少鶴得其卷後極為欣賞，備加推崇，卻引起總裁趙蓉舫懷疑，遂抑不取。友芝忿鬱之餘，心中尚存一線希望。清制，作為舉人，參加會試三次不中後，可參加知縣候補。但前提是：在吏部投了簡歷後，要在京隨時候命銓選，不得擅自離開。友芝西南寒士一名，為家庭生計，不得不在米珠薪桂的京城做了北漂。
清代末年，正當戰事頻仍、經濟頹敗之際，朝廷捐例大開，賣官鬻爵成風。所以，候補之人以先後次序被分為三班：捐班第一、軍功次之、正班為末。友芝為舉人出身，編入正班，前面只有四人等候。起初自恃有望年內候補，得一知縣。未料，苦撐到歲末，還是杳無消息。該年雖有四五十缺，但捐班得了百分之七八十，軍功再去二三十，舉人出身的正班竟是一個缺不得！黴運繼續，繩孫六月時害了瘧疾，到九月初九才愈。醫藥費、伙食費、住宿費重壓下來，友芝苦不堪言。
每月雖可藉筆墨賣文為生，但收入不過一二兩銀子，杯水車薪。熬到十二月，友芝囊中空空，只得在吏部告了假，南下趙州找友人陳鍾祥籌錢應付來年恩科考試。臨行前，卻發現連車馬旅費都短缺，幸虧曾國藩雪中送碳，送來二十金，解了燃眉之急。對於如此困窘的留京歲月，給弟弟莫祥芝的信中，友芝已萌生了去意：“兄勉強留京，看此一官，真是無味。……明年完場以後，無論中與不中，我必出京，取楚北道東訪滌老，致謝表墓文字，即與爾油幕聊床，一暢別緒也。”滌老即為曾國藩，他們於道光二十七年時在北京琉璃廠書肆認識，相互交談，一見傾心。此時莫祥芝在其麾下做幕僚。
十二月二十日，友芝父子出都往趙州過年，次年即咸豐十年二月半又趕往北京銷假。路上遇雪，車馬困頓，七天行程足足走了半個月。吏部銷假後，又是恩科科考，依然落榜。又寄希望於四月候補，依然落選。
友芝心灰意冷，終於認命。該年七月初，友芝攜繩孫毅然離京南下，開始了江表十年之久的訪書治學生涯。他的才華也因此得到了施展，成為一代名家。
南下後，胡林翼、曾國藩、丁日昌、龐際雲等晚清重臣慕其才名，先後招為幕僚、官辦書局總校。友芝由此得以往返于于太湖、江淮、吳越，盡識碩彥名儒，與李鴻章、李鴻裔、歐陽兆熊、李榕、趙烈文、劉熙載等談文論藝、唱和對答，視野見識非屈居西南一隅可比。曾國藩在日記裡稱讚他：“學問淹博，操作不苟，畏友也。”而友芝也表示：“幕府人才鱗萃，自愧迂疏，不克效萬一之用。苟得依公為閒客，免飢寒，於願足矣。”可謂賓主相得。
同治元年初夏，弟莫祥芝來曾國藩安慶幕府看望友芝，並告知黟縣縣令張廉臣手上有唐人寫的《說文解字木部》殘卷，這可是唐憲宗元和年間的遺物，友芝遂令其借抄。未料，張卻慨然贈送。曾國藩看了該殘卷後，連連讚歎，忍不住題詞道“插架森森多於筍，世人何曾見唐本！”友芝更是愛其若拱璧，數十日不出門戶，通過不同版本對照、考鑑，寫成《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此為我國《說文》研究與文字學研究的一部名著。該年十二月，由曾國藩資助刊成。據說該殘卷後來流入日本，為內藤虎氏所得。1935年，日本國政府定其為國寶。
同治二年十二月，由於李鴻章等大臣密薦保奏，友芝與好友鄭珍等十幾人被朝廷徵召為江蘇知縣。面對這塊遲來的“雞肋”，友芝拒絕了。他在給鄭珍的信中坦言自己“久無意於用世”，如果此時要他再入世為官，無異於“以不嫁之老女，忽而強之適人，須是心場面目，舉止行色，妝點改換一番。安有不鑿枘者？”如果說之前南下是迫於生計，那麼這次則是發自內心的絕意仕途了。在古籍學術中，他已清楚了自我人生定位。孔子說“四十不惑”，這時友芝已五十三歲了。
同治三年，曾國藩於江寧府學創辦金陵書局，致書委託友芝往揚州、鎮江一帶搜求文匯、文宗兩閣《四庫全書》殘本。文匯、文宗皆清代大藏書樓，創建於乾隆年間，為當地圖書館，所藏書籍允許士人借閱、傳抄。咸豐三年，此二閣皆為太平軍所焚燬。友芝受命查訪，從當地學者口中得知：文匯閣《四庫》圖書盡毀，而文宗閣在太平軍攻佔前，有些外借傳抄未還的書籍，目前還在泰州書肆間流傳；同時，文宗閣燒書灰燼中還有幾擔殘篇斷簡留存。於是，其後幾年友芝往來江南諸郡，遍訪遺書、補綴殘本。現今國家圖書館所藏《文宗閣四庫全書裝函清冊》，經史子集中，經部首頁就有莫友芝藏書印。
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於蘇州開辦江蘇書局，聘友芝為總校。友芝由此主持校刻胡注《資治通鑑》，在書籍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資治通鑑》自宋以來，版本頗多，以元初胡三省注本最受歡迎，其祖本為元初興文署刊本。嘉慶十七年，出生於鄱陽的江蘇巡撫胡克家尋覓得該祖本後，又進行一番嚴格校對後，於嘉慶二十一年，重刻資治通鑑，世稱鄱陽《通鑑》，學界稱其精善。
道鹹年間，東南戰亂，該善本尋覓不得。友芝主持重刻時，以興文署刊本為底本，從末卷刻起。刻了數卷後，正是伏暑天氣，縣令方濬益、太守何栻、觀察桂嵩慶等人於同一日先後來告訴友芝，胡氏家族裡還存有鄱陽《通鑑》刻本。
友芝馳書告知丁日昌，丁立馬讓當地郡丞接洽，郵寄至蘇州。發現刻本三分之一由於胡家火災燒掉了，現存三分之二。友芝將此三分之二刻本與書局已刻的幾卷一對，發現郵來的這些刻本正是書局沒刻的，而燒掉的那些又正是書局已經刻完的。真叫無巧不成書，兩版本一合，正成一完書。所以友芝主持的這部三百多卷的《資治通鑑》刊刻，前後僅歷時九月，成為刊刻史上的一個奇蹟。
除了訪書治學外，友芝最大的樂趣就是流連東南佳山秀水了。他與同樣淡於仕宦的好友張裕釗登焦山，買舟遍覽靈岩石樓、石壁，至鄧尉山觀梅。一日，他們還計劃登上天平山頂峰，友芝因足力苦乏，只能呆在寺內休息。張則帶著一名小童攀藤附葛地登上了絕頂，縱覽太湖風光。當他下來時，發現友芝正迎著他微笑，他一時詫異，繼而會意，亦微笑而已。這大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中頂美的一個畫面了。
友芝才名大半成於古書，其命亦在訪古書中隕落。同治十年九月，因整理《黔詩紀略》而訪書至興化，感染風寒，病逝舟中。之後，家人載柩萬里，歸葬遵義青田山。張裕釗為其題墓誌銘：“嗚呼！子偲跡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丘。無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是啊，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人的一生無非是活得有趣，做幾件自己真正快意的事罷了！
最後附上友芝手寫的一首詩做結：
南國木微落，東籬花始妍。
數枝斜倚月，一徑冷生煙。
傲骨誰憐瘦，霜心本耐堅。
欲知開晚意，為待色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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