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4歲的胡煥庸在中國地圖上畫了一條傾斜的直線，從東北邊境的黑龍江黑河市（原名璦琿）一直連接到西南邊境的雲南騰衝市。這就是著名的黑河-騰衝線，也叫胡煥庸線。

這是一條神奇的分界線，是中國人口分佈、經濟水平、城市發展的分水嶺。以此線為界，超過90%的人口居住在胡煥庸線東側，即佔全國土地面積43%的東南部地區；只有6%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廣袤的大西北。

此後八十餘載，“城頭變幻大王旗”，東北從偽滿洲國搖身一變為“共和國的長子”，集千萬寵愛於一身，而如今卻人去樓空，產業凋零，還落個“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汙名。

若將東北鶴崗市與南國深圳特區相連，一條體現中國城市發展、人口變遷以及時代命運的生命線展現在世人面前。

曾經的煤炭重鎮鶴崗，如今一套房子換不來深圳的“立錐之地”，抵不過一平米安居房。從北到南，沿著這條生命線，大量人口、英才南遷，資本、項目南下，信息、技術南流。

一些城市在羅馬式大基建和焦炭城市的慣性上積重難返。當資源枯竭、槓桿加滿、人口流失，城市便逐漸萎縮，衰落，甚至消失。最終留下的是，鋼鐵與磚頭構築的鐵壁堅城，以及原地等待的孤寡老幼。

南國的那頭，“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每年大批大學生提著拉桿箱坐上開往深圳的列車。這座城市正在擁灣區之勢能，攜科技之利劍，大步流星般地邁入大都市圈時代。

一箇中國，一北一南，兩個時代，漸行漸遠……

“最後一位人文主義者”、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在他的鴻篇鉅著《城市發展史》中開篇即提出這一扣人心絃的問題：

“城市會消失麼？或者說，我們整個星球將會變為一座巨大無比的蜂巢？——那隻不過是城市消失的另一種形式。驅使人們居住到城市裡來的那些生活需求、願望，如今能否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實現耶路撒冷、雅典、佛羅倫薩等城市似曾兆示過的一切？”

“除了‘死亡之城’和‘烏托邦’以外，還有沒有一種切實可行的選擇：建設一種無內部矛盾、能不斷豐富人類、促進人類不斷進化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行？”

在遠古村落，先祖母親用溫柔的臂膀、充盈的乳汁以及強悍的身軀，捍衛人類繁衍生息之所，締造了愛護養育之溫情良德。

從遠古村落演進到羅馬城邦，再到焦炭城市，如今進入大都市圈時代，人類城市歷經千萬年更迭，誤入羅馬帝國大基建與大英帝國大機器之迷途，彰顯著王權制度與市場邏輯，展現了一副人文主義與現實主義激盪碰撞的歷史畫卷。

遠古村落：先祖母親的乳汁與勇敢

羅馬城邦：基建狂魔的榮耀與代價

焦炭城市：工業機器的物慾與罪惡

大都市圈：人文主義的拷問與迴歸

大國城記，一場跨越萬年的人文主義巡禮，探索“芒福德之問”，思忖中國城市之前途。

遠古村落

先祖母親的乳汁與勇敢

耶路撒冷，一座聖城。

這座命運多舛、戰火連綿的聖城，孕育著早期的城市之光。

大約在中石器時期，尼羅河至幼發拉底河一帶的遠古先祖便停下來遷徙的腳步。

最後一次冰期消退，氣候由寒轉暖，人類首次獲得更為充足和穩定的食物來源，遠古人類的大腦和性器官進化顯著。採食變得容易，食物剩餘開始出現。鹽的發現以及醃製、熏製技術的進步，原始人類可以調節餘缺，開始擺脫長期朝不保夕的生活，並逐漸逐水草、洞穴而居。

貯藏和定居，開啟了人類原始村落文明。

食物充盈，性需求不再因飢餓而受到抑制，相反性功能變得持久而強烈。所謂“飽暖思淫慾”，遠古村落成為了人類生息繁衍之地，主要功能只有兩個，一是食，二是性。一個是生命的維繫，一個是生命的繁衍。

反常識的是，考古學家發現，村落文明實際上是女人創造的。

大約距今一萬年左右，世界不少地方的遠古村落已會馴化動物，種植食物以及飲食正規化。早期的農業革命開始出現，豆類、瓜類、麥類植物出現，牛羊被馴化，並用於託運，狗已成為家畜，並起到看家護院的作用。

此時，不少遠古村落實行外族群婚制，村落便成為人類繁衍及幼兒養育的集體巢穴。這方面，女人有天然的優勢。

女人溫柔的母體以及充盈的乳汁，確保了幼兒免於飢寒。男人一般在外打獵，村落自然留給了女人守衛和照看。但是，由於生產力極為低下，男女性別的分工顯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明顯。

除了養育幼兒，其它時候女人們儼然是一個個精壯的男人。在村落裡，她們打製石器，驅狼趕虎，揮鋤刨地，築建籬笆，編制藤筐，捏製泥罐，修築房舍，挖掘地窖，搭建畜棚，馴化牲畜，改良品種。

此時的女人不是頂半邊天，而是創造了整個世界。她們養育幼兒，保衛家園，肩負技術革新的重任。

在新石器時期，女人開創了皿器革命。在舊石器時代，石器是打製而成的石斧、石片以及尖利石具，主要用於狩獵、分切、械鬥。但到了新石器時代，製造技術已從打製演進到了磨製。石制、泥制、陶製、青銅、鐵製、玉等皿器出現，極大地促進了遠古村落文明。

缸、瓶、罐、甕、桶、缽、箱、瓢、盆、碗、壇等皿器可以儲存食物，防止老鼠、蚊蟲、敵人偷食，防止生鮮食物腐爛變質，有利於家庭食物供應的穩定以及調節餘缺，同時促進商品交換及效用最大化。

村落，最早是庇護、養育的場所，也是女人創造的愛之容器。在古希臘神話中，最原始的飯碗是依託阿芙羅戴特（希臘神話中愛與美的女神）乳房取型塑成的。在古埃及楔形文字中，“房舍”或“城鎮”這些字樣也可指代“母親”。

從村落到城市，實則是這一器皿的擴容，是愛撫養育的延續。芒福德說：“城市正是吸收了這些村莊習俗，才形成了城市自身強大的活力和愛撫養育功能；正是在這樣基礎上，人類進一步發展才成為可能。”

從遠古村落中，我們可以看到城市的影子。村落的洞穴、房舍、畜棚、水渠、地窖、穀倉、柵欄是遠古城堡，以及今日都市的雛形。用於隔離猛獸侵犯的柵欄，後來演化為城市的防衛城牆。飲水溝渠，晉升為城市的自來水系統。排水暗溝，進化為城市大型的下水道系統。地窖和穀倉，分別是城市防空洞和倉儲中心的雛形。

世界不少遠古村落都有過生殖器崇拜，其中巨大的陰莖雕飾，演化為城市的寶塔、紀念柱以及高樓。對雄壯生殖器的崇拜以及審美，似乎寫進了人類的基因裡。時至今日，不少偉大的建築設計師依然喜歡取型於碩大的陰莖來勾勒巍峨的大廈。

在新時期時代，在尼羅河河谷、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以及以地中海東岸的新月形地帶，湧現了大批原始村落，並逐漸演化為遠古城鎮，如古巴比倫王國首府巴比倫城、古巴比倫尼亞首府烏爾城、古巴比倫蘇美爾古城尼布爾城、古埃及尼羅河三角洲上的太陽城，等等。

幾乎所有的遠古城鎮都起源於農業發達的原始村落。在美索不達米亞河套沖積平原，大片淤泥與沼澤，當土地水分排減，強大的肥力供穀物生長。在今天耶路撒冷附近，這裡是全球唯一雨熱不同季的地區，冬季多雨潮溼，夏季炎熱乾燥，適合栽培野生穀物和易於馴養動物。

人口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人口的堆積，村落就可以發展為城鎮。今日，人口等於城市的落後觀念及政策，在巴西、墨西哥一些國家已出現嚴重的“反城市化”、“大城市病”問題。

從村落到城鎮，依賴於社會分工、公共秩序以及公共設施的進步。

隨著馴化動物、種植以及灌溉技術的進步，外出狩獵的投入產出比已低於村落馴化以及種植。於是，當年在外狩獵的男人逐漸回到村落，他們憑藉生猛的體魄，驅趕狼虎猛獸，刨地耕田。此時，男女社會化分工才逐漸明顯，女人迴歸家庭，彰顯女性魅力，溫柔、美麗、嫵媚；男人的社會地位也開始提高。

從原來直接誘捕猛獸，攝取食物，到馴化動物，施肥耕種，這說明迂迴生產開始出現。社會分工和迂迴生產出現後，第一個不直接參與生產的職業從男性獵手中誕生了。隨著村落越來越龐大，村落安全是一個族群的生命線，男人獵手們開始承擔著保村護院的專職工作。

由於男人獵手不直接參與生產，他們缺乏食物來源，因此村民拿出部分剩餘食物供其充飢。這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早一批公務員。但在當時，這並不能理解為保護費，更多的是集體分配。

到了父系氏族年代，這些出色的男人逐漸成長為令人尊重的英雄獵手，漸而成為部落或村落酋長，甚至是至高無上的國王。

古巴比倫傳說中的吉恩杜便是一位英雄獵手——“拿起武器驅趕獅子，使牧羊人能以安睡；他擒獲豺狼，捕捉獅子，使牧民們能躺下休息；恩吉杜就是他們的守衛者，恩吉杜是一個勇敢的人，一個蓋世無雙的英雄。”古巴比倫王、編著了偉大的漢謨拉比法典的漢謨拉比也自稱是其臣民的牧者。

酋長的出現，意味著王權制度、等級體系的出現，以及私產的強化。原始村落是一個直接生產、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體系，而獵手、酋長和國王出現之後，村落開始向有組織的分工明確的早期城市演進。於是，城市的獵手（軍隊）、稅官、鹽官、建築師、巫師、法典、程序、宮殿、廟宇、大學、道德體系、公共設施以及奴隸產權，就逐漸形成。所謂的“城市革命”便出現。

從分散、自治的遠古村落到早期城鎮進化，最重要的變量是酋長或國王的出現。蘇美爾人傳說中的吉爾伽米什，是一個勇敢的獵手，一位捍衛部族的酋長，是巴比倫神話傳說中埃裡克國的國王，還是烏魯克城周圍城牆的建造者。

在王權制度下，國王指揮著成千上萬的人建造城牆、戰壕、寶塔、廟宇、祭壇、宮殿、金字塔，開鑿水渠和運河。同時，國王掌握著臣民及奴隸的生殺大權。

與獵手的出現類似，城市最早起源也來自防衛。早期城市，更準確講是城寨、城堡以及衛城。最為著名的莫過於雅典衛城，築于山丘之上，便於防禦敵人進犯。今中國閩西、粵北、贛南客家土樓在當年亦是防禦工事之用。

公共設施及秩序，是一個城市進化的標誌。分散自治的遠古村落不具備高度組織化的公共文明。在世界各地的遠古村落中，村民都會馴化和飼養狗解決滿地糞便，用貓來消滅自帶病菌的老鼠，以此來維護公共衛生。古埃及和當今的印度村落都擅長馴化蛇來消滅鼠害，以防鼠疫傳播。

從村落髮展到城市，這種“土辦法”難以解決人口密集的公共衛生問題。事實上，城市公共衛生進步也極為緩慢，為此人類差點付出了屠城滅種的代價。早在公元541年，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拜占庭帝國首府君士坦丁堡就爆發了鼠疫。14世紀中期，歐洲爆發人類歷史上最為致命的“黑死病”（鼠疫）。

但真正體現遠古城市榮耀的是墓穴和廟宇，而不是發達的商業及技術。

遠古人類對死亡感到恐懼，又頗為好奇。墓穴，尤其是對先祖的供奉，便成為強化權威的工具。墓穴，是城市最早的胚胎。古埃及金字塔、各種宗教的寶塔以及國王古墓，成為一座城市最為莊嚴的核心。

墓穴，是“死人城市”，而廟宇，則是活生生的、效用最高的城市設施，如著名的雅典衛城裡的帕提農神廟，古羅馬城裡的萬神廟。

廟宇，壟斷了這座城市的信息、財產及政治權力，是世俗政治與宗教統治的交匯之地。至於政教合一，還是教為政所用，完全取決於兩者勢力的鬥爭。

耶路撒冷，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共同的聖城。其中聖殿山、哭牆屬於猶太教，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屬於穆斯林，聖墓教堂和苦路屬於基督教。這座孕育了三大宗教的聖城，卻一直在宗教衝突與世俗政治爭鬥的戰火上滾燙。

在《聖經·列王紀上》記載，所羅門即位後，花費了七年時間在城內建造了第一座聖殿，即所羅門聖殿。此後的400年，直到前586年所羅門聖殿被毀，這座聖殿成為全國唯一的宗教場所和朝聖的中心。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著名的《菲德羅篇》記載，古神特烏斯向埃及國王塔姆斯法老炫耀其發明文字。塔姆斯大為不快，擔心文字的發明會打破其對信息的專屬壟斷權。

時至今日，各國各城的靈魂建築，不是墓穴，就是廟宇。在歐洲，哥特式教堂，便是這座城市最高的、最富麗堂皇的建築，是這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古代教權、王權統治的核心。

社會分工和迂迴生產的進步，推動著從遠古村落向遠古城堡演進。王權制度的出現，促進城市往高度組織及公共秩序方向進化。村落走向城市，不是人口之堆積，建築之疊加，而是生產力、分工組織、公共設施及秩序之進步。

但城市王權的出現，是否意味著遠古村落先祖母親們創下的哺育愛撫之良德的消失？

羅馬城邦

基建狂魔的榮耀與代價

公元79年8月24日下午一點左右，意大利南部的維蘇威火山爆發。伴隨著一聲巨響，火山口迸射出大量的岩漿和碎塊，猶如暴雨般地覆蓋了山腳下的一座繁華城市——龐培城。這一景象被遠在30公里外的小普林尼看到並記錄下來。

這場災難對龐培城來說是毀滅性的。但由於整座城市被岩漿和火山灰埋藏於地下，反而為人類保存了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最為生動的、真實的城市原貌。

1748年考古學家發現這座“地下之城”。2015年，考古學家和科學家對這座千年古城進行修復。如今，這座栩栩如生的羅馬時期的古城呈現在世人眼前。

龐貝城由奧斯坎斯部落興建，經古希臘統治，在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時期達到巔峰。在公元前89年，龐貝城被羅馬人佔領，此後羅馬共和國開始對其輸出“城市模式”。到這座城市毀滅之時，這座僅有0.64平方公里的意大利小城，發展成為貴族富商雲集的聞名遐邇的酒色之都。

羅馬帝國的統治，擁有一套完整的殖民輸出模式。羅馬人最早懂得如何管理人口稠密的城市。他們對殖民城市的規劃及管理頗有講究，不少殖民城市的街道及廣場都具有濃重的“羅馬城”風格。根據羅馬人的城市規劃理念，大部分城市都最好保持不超過5萬人口。

龐貝城，擁有2.5萬居民、100多家大小餐館、4座公共浴室、2座普通劇場、2座體育場、7家妓院和10間各色廟宇，是羅馬貴族商人最為理想的縱慾之城。同時，這座城市的中央，與羅馬城一樣，建設了一個面積為466英尺*124英尺的市政廣場。圍繞著廣場，還有一座容納整個城市人口的大型競技場、朱庇特神廟、阿波羅神廟、眾多商鋪、法庭、聯排別墅以及各類商業及市政設施。

當時，龐貝城商業之發達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在4.5-7.9米寬闊的石鋪街道上，各類商店密集排佈於街道兩邊，店內擺放著餅乾、麵包、山羊奶酪、葡萄酒、器皿以及各種肉類。

商業街上還有七家風味別緻的妓院，每家妓院二樓房間擺放著一張床，牆上掛著一副不可描述的淫穢圖畫，並寫著“僅供男賓觀賞”。

龐貝城的藝術品數量之多、創作之精美，讓世人驚歎。僅廣場之上的雕像就多達40座之多，公共浴室、神廟、私家花園都林立著栩栩如生的雕像，古典柱廊、廳堂廊廡佈滿各種壁畫。

更有趣的是，街道上的塗鴉多達15000條，寫著公職候選人的競選宣言，情侶互傳的訊息，還有羅馬詩人魏吉爾和浦洛珀夏斯的詩句，等等。閱讀這些塗鴉，人們彷彿置身於這座生機勃勃、趣味盎然的古羅馬城市之中。

到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城市已經發展成為了城邦。當時，歐洲處於封建領主制社會，類似於中國商周時期。所謂封建，即封土地，建諸侯。城邦，實際上是“城市國家”，以一個城市為中心的邦國、諸侯國。從遠古村落到遠古城市，王權制度起到關鍵作用。這也就決定了早期的城市源於宗教、政治力量，而非商業。在美索不達米亞文字中“商人”一詞“特指廟宇裡專門管理對外做生意的僧侶”。

城邦，是宗教及政治城市的巔峰之作。希臘城邦集合了神廟、聖殿、祭壇、公墓、市政廣場、議事大廳、公共會場、法庭、公共浴室、公共食堂、體育館、運動場、劇場等等。著名的城邦有雅典城邦、斯巴達城邦。

雅典衛城，取名於智慧女神雅典娜，是一座由堅固的防護牆壁拱衛著的山岡城市。這座面積約為4千平方米的城邦，高地東面、南面和北面都是懸崖絕壁，人只能從西側登入，是雅典人避難之所。城內，有雅典娜勝利女神殿、阿爾忒彌斯神殿、帕特農神廟、市政廣場等。

得益於易守難攻的要塞，雅典人在這座衛城裡吹著愛琴海的暖風，呼吸著自由的空氣，過著散漫、無拘無束的生活。這座自由之城，創造了雅典民主議事制度，締造了璀璨的人類文明。

在希波戰爭之後，雅典成為了希臘的霸主，雅典的統治勢力及文化達到巔峰，希臘各城邦建立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古希臘人在哲學思想、詩歌、建築、科學、文學、神話、民主制度等諸多方面都造詣極深。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聖，還有畢達哥拉斯、梭倫、泰勒斯等賢才。古希臘文化是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文藝復興所謂復興，實際是復興古希臘文化。

在民主議事以及開放自由的文化下，雅典城邦的世俗政治的權力比較小，整個城市的公共建設水平很低，街道狹小混亂，公共衛生糟糕。大量垃圾堆積在城邊，棄嬰丟棄在垃圾堆上，豬狗成了清道夫。雅典人不但摒棄了王權的迷信，甚至對神明的敬畏也大不如其它城邦。在帕提農神廟，神像與普通人的身高差不多，完全沒有高大威嚴之勢。在古希臘的神話世界中，神祗與普通人一樣好色，愛偷懶，喜歡佔小便宜，爭風吃醋。

雅典並未將其民主制度及自由文化帶到其它城邦，相反他們對後者實施了殘酷的殖民統治。當時，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對雅典霸權極為不滿。斯巴達城邦是一種典型的寡頭政治、貴族統治。與雅典的民主化、城市化、自由化相反，斯巴達城邦獨裁、集權、保守，崇尚武力精神，輕視文化教育，打擊城市文明。在整個斯巴達城邦，看不到一座宏偉的建築，沒有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和一句經得起推敲的詩句流傳於世。

公元前431年，斯巴達與雅典兩大同盟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果，保守的、文化落後的、獨裁的斯巴達擊敗了民主的、開放的、城市化程度高的雅典。不少歷史學家說，這是一場野蠻對文明的勝利。“歷史科學之父”、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鉅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詳細地記錄了這場戰爭。

雅典人戰敗後，古希臘快速衰落。此時，一個小城邦開始在意大利中部崛起，那就是古羅馬。經過四次馬其頓戰爭，古羅馬征服了馬其頓並控制了整個希臘。所幸的是古羅馬繼承了古希臘的政治體制以及文化傳統。

此後，羅馬勢力範圍不斷擴張，羅馬已經超出了城邦概念，逐漸建立了一個橫跨亞歐非大陸的地中海王國，即羅馬共和國。

與雅典鬆散的世俗政治相比，羅馬共和國擁有更加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比雅典人更加擅長建設和管理城市。古羅馬人在城市設計上極度追求完美，理念領先，管理科學，注重人文主義精神。

古羅馬城在鼎盛之時，人口達百萬人，是同時代最大的都城。這座龐大的都城坐落在七座小山丘上，城牆跨河依山曲折起伏，整體呈不規則狀，像一隻蹲伏的雄獅。

整座都城以羅馬廣場為中心，羅馬廣場是市政廣場，四周遍佈神廟、會堂、元老院議事堂、凱旋門和紀念柱等。廣場西南面至今還殘存的古羅馬鬥獸場，能夠容納將近5萬觀眾，是古代最宏大的劇場建築，專供奴隸主、貴族和自由民在此觀看鬥獸或奴隸角鬥。

從凱撒大帝開始，羅馬廣場北面和東面建造了各種以帝王命名的廣場，如著名的圖拉真廣場。廣場包含圖書館、會堂、浴場、體育場以及規模宏大的自來水渠系統。

古羅馬人很早就認識到城市公共衛生系統（穩定的供水、整潔的街道以及有效的排水系統）的重要性，否則人聚集一地必死無疑。公元紀年開始，羅馬城內就有6條清潔水管道每日輸送用水；100年後有10條水管每天供應2.5億加侖水。公共浴場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應200萬居民每天50加侖，相當於今天的200多升。

大約在公元70年韋伯薌皇帝時期，羅馬城內就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築，要付費使用。這或許是人類最早的公共廁所。英國直到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時才建造了第一個公廁。公元1世紀羅馬城市人可能都無法忍受19世紀英國人以及21世紀印度人的衛生習慣。

在殖民統治上，羅馬人顯然要比雅典人更具智慧和格局。他們將這種追求完美的城市設計及管理，複製到各統治城邦。在敘利亞的帕美娜、黎巴嫩的巴勒貝克、土耳其的以弗所以及龐培城等遺蹟中，我們能看到羅馬人對城市設計的執著。龐培城實際上是古羅馬城的奢華版。

今天歐洲不少城市街頭都有免費直飲的飲水龍頭，方便路人和遊客使用。這些直飲水系統在古羅馬一些大型城邦就已經出現。喜愛沐浴的古羅馬人還修築了石築水渠，將溫泉熱水和清水引入城中公共浴室。他們還根據引水落差自然產生的壓強，在龐培城建造了自然壓力產生的噴泉。

所以說，古希臘出詩人和哲學家，而古羅馬出政治家和城建工程師。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蓋烏斯·屋大維“奧古斯都”稱號，羅馬共和國進入帝國時代。在圖真拉時代，羅馬帝國達到極盛，西起西班牙、高盧與不列顛，東到幼發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達萊茵河與多瑙河一帶，構築了一個疆域遼闊、經濟繁榮的強盛帝國。

羅馬帝國，是古代歐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時代。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羅馬帝國一分為二，從此走向衰落。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領日耳曼西哥特人圍攻羅馬城，城內奴隸叛亂，羅馬城被攻破。476年，日耳曼人奧多亞克廢黜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西羅馬帝國滅亡。從此，歐洲進入近一千年的中世紀。

中世紀被歐洲人文主義者認為是“黑暗時代”。在這將近一千年的歷史中，整個歐洲大陸失去了古希臘、羅馬古典時期的文化自由、商業活力以及民主制度。

在神聖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統治之下，羅馬教皇建立了教皇國，嚴厲打擊異端，強化思想控制，“宗教的言論置於個人經驗和理性活動之上”；封建領主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生產力和科技長期停滯。

神聖羅馬帝國的城邦出現了嚴重的“逆城市化”，羅馬古典時期的繁榮商業、完善的公共設施、先進的城市文化逐漸消失。城邦逐漸淪為“莊園城邦”、大農村，城市服務於領主的封建土地及農業生產。

羅馬帝國體現了古代城邦帝國統治力所能夠達到的極限。芒福德將羅馬帝國形容為“一家極為龐大的城建企業”。

與雅典人的自由散漫相比，羅馬帝國執著於攻城略地，大搞基建。在芒福德看來，羅馬帝國的滅亡早有徵兆：

“無論從政治學或城鎮化角度來看，羅馬城都是一次值得記取的歷史教訓。羅馬城市的歷史曾不止一次發出典型的危險警告，警告人們城市生活前進方向不正確：哪裡人口過度密集，哪裡房租陡漲，居住條件惡劣，哪裡對邊遠地區實行單方面剝削，以至不顧自身現實環境平衡和諧——這些地方，古羅馬遺風便幾乎自行復活。”

“如今情況正是這樣：大規模競技場，高聳寓樓，大型比賽、展銷和足球賽，國際選美比賽，被廣告弄得無所不在的裸體像，經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地道的羅馬傳統……這些東西便是厄運臨近的徵候。”

同樣的配方，同樣的味道。

在文治武功方面，羅馬人顯然更擅長“武功”，他們越來越拋棄雅典人的哲學及文化傳統，沉迷於好大喜功的建造富麗堂皇的城邦。哪裡有帝國的鐵騎，哪裡就有羅馬式的市政廣場。僅憑征戰搶劫和賦稅徭役，根本無力支撐如此龐大的基建規模。前赴後繼的廣場、體育館、競技場、劇院，耗盡了帝國國庫的所有銀兩。

後期，羅馬帝國只能“大印鈔票”，一而再再而三地減少貨幣金銀含量，讓貨幣貶值以維持這種城邦擴張模式。賽維普時期，金銀幣的重量減少了30%，之後，金銀幣的金屬含量達到驚人的程度，金幣沒有金，只含2%的銀。

“直升機撒錢”的結果是，羅馬物價飛漲。公元2-3世紀羅馬城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帝國經濟遭受重創，政權岌岌可危。戴克裡登基後試圖增加貨幣含金量控制物價，但是金銀耗盡後羅馬物價依然飛漲。無奈之下，戴克裡化身“神靈”命令物價不得上漲，試圖用官方定價抑制通脹。然而，通脹依然將強大的羅馬帝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芒福德不無嘆息地說道：“公元394年，奧林匹克舉行了最後一次運動會，474年羅馬浴場流盡了最後一滴水。529年雅典學院關閉了，這是最重要的希臘精神象徵，沒有它，社會生活會變得過分追求物質滿足。”

“至此，古典世界的古老燈火便一盞接一盞熄滅了……講求體魄健壯而又精神健康的古希臘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古羅馬文化一起從歐洲消亡了。”

焦炭城市

工業機器的物慾與罪惡

14世紀中期，一場蔓延整個歐洲的黑死病殺死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歐洲人。羅馬天主教的權威遭遇嚴峻的挑戰，分裂、起義、衝突四處橫行，神聖羅馬帝國搖搖欲墜。

1453年5月29日，經過兩年的包圍，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拜佔廷最後一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殉國，漫長的中世紀宣告結束。

歐洲史學家認為，神聖羅馬帝國覆滅才是歐洲歷史的起源。神聖羅馬帝國之前分裂的十幾個王國逐漸獨立，並演化成今天歐洲的國家版圖：

法蘭克王國分裂成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布根地王國是今天的瑞士，西哥特王國是西班牙，蘇維王國是葡萄牙，倫巴地王國是奧地利，盎格魯-撒克遜王國是英國。

不過，真正撕開封建帝國城邦口子的是一群維京海盜及販夫走卒。

855年，維京海盜包圍巴黎向查理勒索了7000磅白銀，885年圍困巴黎達一年之久。維京海盜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威脅大大超出了搶劫的範疇，他們在封建領主城邦之外的邊緣地帶、村落髮展起了久違的商貿與市場。

882年，維京海盜在斯拉夫地區組建了基輔羅斯公國，盤活了西北歐與東歐、西亞的商貿。基輔羅斯公國與拜占庭、西歐北歐各國、東方阿拉伯各國有著頻繁的貿易關係。

維京海盜多次進攻君士坦丁堡，逼迫拜占庭簽訂了4個商業性條約（907、911、944、972 )，保障了基輔羅斯人在拜占庭的商業特權。維京海盜初期施行巡迴索貢制，將索取到的糧食、蜜蜂、毛皮、酒等物銷往拜占庭。

受海盜的武力及商貿衝擊，西歐原本荒涼的村落，慢慢發展成為鄉村集市及小型城鎮。城鎮裡的人多數是從城邦領地裡出逃的農民、奴隸，這些沒有土地的人為了謀生成為“販夫走卒”，成為資本主義第一代“迂迴生產者”——與村落時代的領主先人“獵手”類似，但前者受市場驅動，後者受權力驅動。

領主最初無視這些小打小鬧的城鎮，國王也默許城鎮力量興起以削弱領主勢力。然而，日復一日，手工業者和小販苦心經營，城鎮日漸興旺。領主開始覬覦城鎮財富，城鎮小販則花錢僱傭兵力對抗入侵的領主騎士，城邦與城鎮之間開始了長達百年的械鬥。最終的結果是，領主擁有對商販徵稅的權力，但是不得騷擾、干預城鎮管理。

鬥爭的結果實際上有利於城鎮的發展，城鎮的興旺促使越來越多手工業、農奴從領地逃往城鎮，農奴與領地的依附關係遭到挑戰。農奴逐漸成為自由的勞動力，瓦解了領主經濟，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城鎮興起帶來的勞動分工，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城鎮財富增加，而低效率的領主經濟體系導致領主財富日漸縮水。

最早的城邦興起於遠古村落，其推動力是王權制度；而近代城鎮依然興起於村落，但其推動力變成了商貿與市場。近代城鎮與封建城邦之間並無任何繼承關係，相反封建城邦對因市而興的近代城鎮起到抑制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的演進並非連續性的。

1293年，佛羅倫薩工商業者自行頒佈《正義法規》，第一次徹底將領主踢出了城鎮決策會議。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勇於開拓的商業精神率先崛起。市民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歐洲的舞臺。

1437年，在佛羅倫薩，不受基督教控制的猶太人，獲得四張執照，允許在佛羅倫薩城內建立銀行，從事貸款業務。這是一個現代金融史上的標誌性事件。此後，精明的猶太人在歐洲各地建立了銀行分支機構，遍佈歐洲的銀行網絡初具規模。依靠銀行起家的美第奇家族是15世紀前後幾百年間歐洲第一名門望族。這個家族贊助了包括米開朗琪羅在內的眾多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被稱為“文藝復興教父”。

新航路開闢之後，歐洲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到大西洋西岸，西歐河流的主要出海口在北部聯省。尼德蘭，地處西北歐低窪地帶，是神聖羅馬帝國鞭長莫及之地。當地人多數來自四面八方而來謀生的流民、乞丐、海盜、漁民以及貿易商。他們比較少接受羅馬教皇的控制，對商業及牟利敏感。

16世紀開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沼澤地裡挖出了不少港口，商船逐漸駛向歐洲各國，逐漸成為因商貿而興起的港口城市。此後，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地中海城市衰落，鹿特丹、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歐城市崛起。

從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再到英國倫敦、曼切斯特，歐洲開始改變遠古巴比倫、古羅馬因宗教、政治造城的傳統。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著名建築師克里斯托費·雷恩在倫敦大火之後，提出倫敦重建規劃，他不是把聖保羅大教堂而是把英格蘭銀行擺在城市最重要中心位置。

從此，市場取代了教堂，工商業取代了世俗政治，成為近代城市功能的核心。

隨著機器化生產的革命演進，廉價豐富的食品、棉紡織品輸送各地尤其是鄉村。在蒸汽時代，英國一年的紡織品產能超過過去半個世紀，歐洲鄉村人開始擺脫寒冷危機，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16世紀開始，英國人口快速增加，大量鄉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英國率先開啟了人類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城市化大潮。在工業時代，英國建立了一個羅馬人難以企及的世界帝國。

1851年5月1日，歷史上第一次世博會萬國工業博覽會在英國隆重召開！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誠邀各國貴賓參加盛會。會場上，一個比倫敦聖保羅大教堂還大3倍的水晶宮赫然聳立！作為工業時代的重要象徵物，水晶宮是將大英帝國的榮耀託舉到歷史的高度。

連維多利亞女王都在日記中激動而驕傲地寫道：“……歡呼聲，每張臉上洋溢的笑容，建築的宏偉，棕櫚樹，鮮花，樹，雕像，噴泉，樂器，我親愛的丈夫，這次“和平節日”的創造者，把地球上所有國家的工業聯合了起來確實讓人感動，永遠值得紀念。……”

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國家享受著巨大的廉價的人口紅利。人口規模造就了城市規模，為強大的工業生產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16世紀倫敦人口為25萬，巴黎18萬。1800年，倫敦人口達95萬，巴黎超過50萬。50年後，即1850年，倫敦人口翻番，超過200萬，巴黎超過100萬。到了1900年，西方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有11個，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紐約、費城、莫斯科、維也納、東京、聖彼得堡、加爾各答。

但是，緊靠人口數量並不能創造城市文明。大量人口短時間內往城市集中，城市變得極為擁擠。隨著工業化城市不斷擴張並侵吞郊區鄉村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加入到了城市化大軍之中。基礎設施以及城市公共用品供應不足，住房緊缺，房價及房租快速上漲；公共衛生糟糕，低收入者的生存環境極為惡劣。

巴黎警察廳長在1684年的備忘錄中寫道：“驚人的悲慘生活折磨著這個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巴黎約有4萬到4.5萬人淪為赤貧的乞丐。

英國是全球最早實施公共福利的國家，很早便頒佈了《濟貧法》。但是，由於當時推行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政府沒有足夠的稅收提供更多的公共用品。

18世紀，英國人對大規模人口的城市管理經驗，可能還不如公元1世紀的羅馬人。古羅馬人早已建立了一整套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很早就有公共廁所和自來水系統。直到倫敦世博會，英國才建起第一個公共廁所；19世紀中期，紐約才有第一管幹淨的自來水。顯然，此時的英國更像古希臘時期的雅典城邦，走向了大搞基建的羅馬帝國的另一個極端。

倘若公共設施不足、社會秩序混亂，原始村落母系養育愛撫之公序良德喪失，那麼一個古老的安全因素也將消失，而一個個瘟疫、醜惡、犯罪的溫床便從此誕生。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將這種糟糕的工業城市稱之為“焦炭城”。“焦炭城”給人類帶來無與倫比的物質財富和工業文明，將城市的“鋼鐵之軀”擴展到史無前例的寬度與高度。但是，“焦炭城”也毀滅了傳統城市乃至村落遺留下來的寶貴傳統。

狄更斯的《雙城記》道出了倫敦與巴黎這兩座城市，以及那個時代的“天堂與地獄”雙面特徵：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

這是一個信任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

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

城市的繁榮似乎宣告著工業文明的全面勝利，也預示著同田園牧歌般昔日的揮手作別。

機器的轟鳴聲、巨大的煙囪、繁榮的商業以及在密集街道上疾馳的汽車，成為了城市的主角。伴隨著噪聲、煙塵和硬渣，奔馳的火車打破了許多城鎮和鄉村的寧靜。

城市已然變為從事經濟活動的工商業城市，很多人因工作賺錢放棄了宗教、文化、藝術、戲劇等活動，甚至放棄了生活，丟掉了愛情，失去了家庭，損失了健康。

城市因產業而興，人口因產業而走，城市為產業服務，成為了那個時代城市的主旋律。

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中記錄：“在1838年以前，不論是曼切斯特或是伯明翰，都沒有在政治上成為一個自治體。它們只是人堆，是堆放機器的大雜院，而不是推動人類社團去謀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19世紀的不斷爆發的瘟疫以及工人運動一次次地給焦炭敲了警鐘。

19世紀30年代霍亂橫行於歐洲，英國改革家埃德溫·查德威克開始發動城市公共衛生革命，城市公共衛生體系逐漸建立。

19世紀晚期，一個名叫霍華德的英國皇室記者觀察倫敦窮人的糟糕生活後，認為倫敦城是一座公開的邪惡之城，讓如此多的人擁擠在一起是對自然的褻瀆。霍華德在1898年提出的計劃是制止倫敦城的發展，同時重新分佈周邊鄉村的人口，那兒的村莊正在衰落，方法是建一個新的小鎮——花園城市。

霍華德“花園城市”的提出具有烏托邦和浪漫主義色彩，但是第一次讓人們思考，城市的發展或許不能放任自流，城市為了什麼。

1920年，經濟學家庇古發表了《福利經濟學》，闡明瞭“劫富濟貧”的正當性。在此前後，德國、蘇聯變天，西方政治家被迫著力改善城市福利，提供更多公共用品。

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徹底改變了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二戰後，西方國家以及不少新興國家在城市建設上恢復到了“羅馬模式”，基建及公共用品擴張達到空前。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之後，焦炭時代的城市環境惡化逐漸被遏止。

美國紐約在二戰後接過了世界經濟權杖。紐約，是一座真正的“魔都”。電影《北京人在紐約》有一句經典臺詞：“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那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

當年，在那個“最為顯赫的晚餐”上，漢密爾頓與傑斐遜完成了一筆偉大而富有爭議的“交易”。紐約與合眾國永久首都擦肩而過，從此揮別了政治，走上了產業興城之路。漢密爾頓播下的金融種子以及北方工商勢力，決定了這座城市的百年命運。

二戰後到七十年代，受“嬰兒潮”衝擊，大量人口湧入紐約。當時的紐約與倫敦、巴黎一樣還是工業重鎮，大量工廠分佈在市區，市區居住環境很糟糕，人口極為擁擠。很多人選擇逃離市區，由於城市基礎設施完善，汽車已經普及，在郊區購買一幢大HOUSE是當時紐約人的美國夢。1970年，美國城市郊區人口超過中心城市人口。大量白天在市區上班的人晚上便回到郊區寬敞的家中，紐約市中心便淪為“鬼城”。

當時，藍領工人和窮人買不起郊區的大房子，只能租住在市區的公寓樓、工廠房。直到現在，我們依然看到紐約摩天大樓的旁邊街區遍佈著低矮破敗的公寓樓。

芒福德一向對大城市頗有微詞，他顯然更喜歡霍華德的“花園城市”。在芒福德看來，大城市就等於是大雜燴、暴力之城、醜陋之城，是一個惡魔、暴君，一具行屍走肉，必須要廢除它。他認為，紐約的中間地帶（商業區和住宅區之間）是一塊“徹頭徹尾的雜亂之地”。

在當時，否定和懷疑城市的論調頗為盛行。斯坦恩曾說，城市是“一種混亂中產生的偶然……是許多自我中心的、不明智的、個人的、隨意的、充滿敵意的癔想的總和”。鮑厄認為，城市的中心是“一塊充滿噪音、汙物、乞丐、紀念物和競相聒噪的廣告之處”。

在當時，從原始村落、羅馬城邦，到焦炭城市，城市是什麼，城市為了什麼，城市是手段還是目的，到底城市服務於人，還是人服務於城市，這些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美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在其鉅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焦炭時代的城市問題：“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為了犧牲品。缺乏傾聽，缺乏理解，缺乏包容，人成為了犧牲品。”

大都市圈

人文主義的拷問與迴歸

1970年代是個關鍵分水嶺。

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此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和信用貨幣時代。浮動匯率誘發的套利空間，極大地推動了全球投資銀行的發展，期貨、期權、信託等金融衍生品不斷地擴張。

1970年代，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爆發，微軟、蘋果等科技公司相繼成立，並快速發展。這意味著，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開始在舊金山灣區興起。

從1973到1982年，美國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滯脹危機，經濟遭遇重創。但是，在里根總統和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的強勢改革的推動下，美國走出了滯脹泥潭，接著全球化浪潮重構了一個國際新秩序——“里根大循環”（索羅斯定義）。

然而，這是一個畸形、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在這個大循環中，憑藉強美元的優勢，紐約金融蓬勃發展，又因弱出口、高赤字，傳統“五大湖區”的製造業日漸凋零。此後，美國的城市化進程，出現“鐵鏽地帶”芳草萋萋與華爾街紙醉金迷的兩極分化。紐約越來越膨脹，並形成紐約灣區，而“世界鋼都”匹茨堡、“汽車之城”底特律則淪為空城。

在美國西海岸，風險資本與科技企業天然契合，硅谷插上金融資本的翅膀翱翔於舊金山灣區上空。

1970年代開始，焦炭之城衰落，金融城、科技城、現代服務城以及大都市圈崛起。

隨著傳統工廠衰落和現代服務業興起，軌道公共交通快速發展，越來越多人往大城市周邊遷移，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周邊形成一個個衛星城，最後構成了一個個大都市圈，最為頂級及規模宏大是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

大都市圈成為了美國城市化發展的高級階段。大都市區生活，成為全美社會的主體。

1920年，美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1930年，美國一半人口居住在距離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地區內。到1990年，美國80%的人口（超過2億）居住在268個大都市圈。其中，人口百萬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區發展尤其快，到1990年時，已經有1.3億以上人口居住在40個大型大都市區，佔全美總人口的五成以上。

根據2010年美國的人口普查結果，美國人口排名靠前的十大“大都會地區”有：紐約-北新澤西-長島（1890萬人）、洛杉磯-長堤-聖塔安納（1283萬人）、芝加哥-約列特-納珀維爾（946萬人）、達拉斯-沃斯堡-阿靈頓（637萬人）、費城-卡姆頓-威爾明頓（597萬人）、休斯敦-糖城-貝敦（595萬人）、華盛頓-阿靈頓-洛克維爾（558萬人）、邁阿密-勞德代爾堡-龐帕諾海灘（556萬人）、亞特蘭大-沙泉-馬裡塔（527萬人）、波士頓-劍橋-昆西（455萬人）。

在大都市圈，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國際性都市中心，金融產業、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及商業，逐漸替代了原有的工廠和倉庫。大量經理人、交易員、工程師、醫生、律師、教師、研究員等進入城市高樓辦公。

同時，大都市的公共環境、公共福利及配套水平到得大幅度的提升，生活、購物、上班、休閒、旅遊都極為便利，時間成為了人才最大的成本，富豪及高級白領逐漸從郊野大HOUSE遷回到城市中心。

新興產業入主城市，人才重回都市中心，助推房價大幅度上漲。從1970年代到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樓市經歷了史詩級的大牛市。持續上漲的房價和租金，逐漸把藍領工人和低收入者逼出了城市中心。當年，很多窮人在郊區買不起房子只能租住在市中心，如今這群人又因沒有足夠的錢在市中心居住而被迫搬到郊區。

此時，城市競爭已經由原來的人口規模，進入到了人力資本的時代。城市經濟增長不依賴於數量型，而是效率型和知識密集型。人口多寡不再是城市競爭力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人口素質。

從原始村落、羅馬城邦，再到焦炭城市、大都市圈，中國城市在過去四十年間，吸收了西方千年城市歷史的精華與糟粕。

1980年代開始，里根打造“里根大循環”，與中國改革開放在時間上、空間上、產業結構上高度契合。

在全球化時代，產業遷移，經濟繁榮，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大飛躍。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城市遍地開花，享受著巨大人口紅利的珠三角、長三角出現超大規模都市。人口、貨幣、產業的大規模擴張，中國房價也經歷了20年的大牛市。

很多人一度相信房價會一直上漲，然而近年各地房價亦步亦趨，人們的樓市信仰有所動搖。最近黑龍江鶴崗爆出萬元套房徹底擊潰了國人樓市迷信。再聯繫“全面放開戶籍限制”政策，城市搶人大戰愈演愈烈，人們恍然發覺，中國的城市盛宴正在分化，有些依然熱火朝天，而有些已經日薄西山。

由於工業化、信息化同時並進，深圳、上海、廣州等大都市跳過了焦炭城市的步驟，直接躍進到了金融、科技及服務業大都市時代。

早期，人們還能在深圳華強北、筍崗、泰然、蛇口以及北環一帶看到部分工廠及庫房，如今這些工廠基本上搬離了關內，取而代之的是寫字樓與商業。華強北早已成為中國電子第一街，泰然建起了NEO大廈，筍崗倉庫計劃改造為高端商務區。蛇口正在被前海-太子灣-後海覆蓋。如今，幾乎整個深圳關內都被金融、科技、商務區及昂貴住宅區所佔領。

與當年紐約、舊金山灣區類似，大量人口向中國深圳、廣州、上海以及週期都市圈集中，逐漸形成龐大的都市圈。這些年，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級戰略，劍指與紐約、舊金山、東京齊平的世界級灣區。

未來，中國城市分化會超出人們的想象。倘若將東北鶴崗與南國深圳連接起來，一條中國城市未來的生命線便湧現。越來越多人口、資本、人才、企業、項目將源源不斷地沿著這條線，進入各大大都市圈。而“出超”的城市，難以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消失。

中國超級城市正在進入大都市圈時代，國家戰略層面也在“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而不少內地城市還在羅馬模式和焦炭模式的合體中越走越遠、積重難返。過去十幾年，這些城市依靠貨幣紅利、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像羅馬帝國一樣大搞基建，樓房拔地而起，房價蒸蒸日上。

但當貨幣退潮、資源枯竭、人口流失時，這個城市的前途急轉直下，地方債務如山，產業凋零，環境惡化，留下一座座空城在招呼著嗜血的幽靈。

有些人做了一個“腦洞大開”的比較：德國第三大慕尼黑人口145萬，中心區房價超過9000歐元一平方米；與鶴崗相近緯度的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人口數僅為93.4萬，房價也超過了3000美元每平方米；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僅有60萬人口，中心城區房價也已經超過每平米2000歐元。因此，人口超過百萬的鶴崗市房價潛力無限。

過去四十年，中國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衰落和樓市熊市。在很多人心中，經濟和房價一直都會增長。

可惜“樹不會長到天上去”。羅馬帝國的基建擴張模式在達到極限時崩塌。依靠房地產支撐的城市，依靠貨幣刺激的增長，在槓桿加滿後，腳步自然停歇，甚至墜入深淵。

在焦炭城市時代，人口與資源是核心，那個時代鋼鐵之城、煤炭之城崛起。在過去，鶴崗、大慶都是教科書級別的焦炭雄城。但是，當資源耗盡，煙消人散，焦炭城市很可能只剩下鐵鏽廠房與斷壁殘垣。

城市，會消亡嗎？

這個問題，過去四十年，我們不曾想過，但現在想還來得及。

芒福德說：“以便城市舞臺上上演的每臺戲劇，都具有最高程度上的思想上的光輝，明確的目標和愛的色彩。通過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傳遞和技術上的熟練，尤其是，通過激動人心的表演，從而擴大生活的每個方面的範圍，這一直是歷史上城市的最高職責。它將成為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

我們的城市，是否盡責？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潛力，並不代表著未來。人口，也不再是城市前途的保障。在大都市圈時代，人才，才是一個座城市的未來；人文主義，才是一座城市應該有的職責。

城市發展為了什麼，城市為了誰，這是一個關係城市前途及市民福祉的問題。城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服務於消費福利？開放戶籍讓農民進城接盤房子，還是房子供人以家園之溫馨、港灣之安全？城市發展是讓人“996”賺錢供房，還是提高人類居住品質？

幾十年來，我們是不是把目的與手段完全搞反了？

只有告別羅馬式的造城運動，焦炭時代的勞動力“資源觀”，迴歸城市服務於人，而非服務於城市，城市才有人文主義氣息，才有人為其前赴後繼，創造偉大的城市文明。

萬年前，人類的先祖母親，用她們溫暖的臂膀、充盈的乳汁以及剛強的身軀，建造了一座座原始村落。原始村落成為了人類繁衍安息之所，成為哺育愛撫之港灣。

萬年來，羅馬城邦的虛無主義、焦炭城市的經濟主義，侵蝕原始村落先祖母親捍衛的情感與靈魂。如今，原始村落已經被冰冷的鋼鐵樓宇埋葬，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人類聚族而居、造城建房的目的。

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權能為文化，化朽物為活靈靈藝術形象，化生物繁衍為社會創新……城市乃是人類之愛的器官，因而最優化的城市經濟模式應是關懷人、陶冶人。”

後記

芒福德說：“城市總是不斷地從農村地區吸收新鮮的、純粹的生命，這些生命充滿旺盛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熱望和忠實肉體。這些農村人以他們血肉之軀，更以他們的殷望使城市重新復活。”

謹以此文致敬“最後一位人文主義者”劉易斯·芒福德！

推薦閱讀芒福德先生的鴻篇鉅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與前景》。

參考文獻

【1】城市發展史，劉易斯·芒福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簡·雅各布斯，譯林出版社；

【3】空間經濟學，藤田昌久、克魯格曼、維納布爾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4】美國城市從死到生的輪迴—— 旅美札記，高昱，騰訊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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