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时代全面来临时，很多地方为旅游形态的单一而苦恼，尤其是一些农耕文化厚重的地区，常常为没有工业遗产而苦恼，为没有工业旅游而遗憾，而在巴彦淖尔地区，古代的炼铜遗址、现代的工业酿酒基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乌拉特前旗和乌拉特后旗出现的两个炼铜遗址带来了这样的历史疑团：传统的正史记载中，中国古老的冶金工业出现时，阴山一带还是游牧族统治之地，是不会掌握青铜冶炼技巧的。这些人是怎么掌握炼铜技术的？是他们早就掌握了，还是来自内地抗击匈奴的远征军占领这里后，开始挖掘这里的铜矿并进行炼铜的？历史在这里再次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铜是大地给予人类的恩赐，对这种恩赐的利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开始闪烁金属光芒，厚重和坚硬的历史底色开始闪现。中国的青铜时代特指夏到战国期间1500年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铜制品是西亚出土的一万年前的饰品，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是1975年在甘肃省东乡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刀，――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这一时期，是青铜独舞曼妙、领唱华夏文化主角的时期。那些沉寂在历史时光中的影像，积淀了人类智慧和审美的高度。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分为南北两大体系，南方系青铜器以中原地区为代表，作为礼器的面孔走进国人视野较多；北方草原上的青铜器则多以兵器出现，北方系青铜器重要的代表性地区之一就在鄂尔多斯。而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就一河之隔，那时，阴山之下的一个个游牧武装力量，一次次南下扩展牧场、侵扰中原政权时，必定会占据鄂尔多斯草原的。是这些武装力量从这里带回去了青铜冶炼技术，还是他们早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马过黄河后，将其带进鄂尔多斯草原？随着几千年时光的流逝与证据的缺失，几乎没人能够给这个疑问指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一个带有学术意味的称呼，它并不限于行政意义上的鄂尔多斯市，而是北纬37度为核心的包括今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陕西榆林市等地域。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北方系青铜器博物馆，馆内一万多件珍贵的青铜器无声地显露出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国宝级的“匈奴鹰金冠”，更是将鄂尔多斯青铜器制作推向中国青铜器乃至世界青铜器制作巅峰。而这件国宝恰好出土于和巴彦淖尔的杭锦后旗一河之隔的杭锦旗的阿鲁柴登。
如今，静静躺在柔和的博物馆灯光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草原上的部族征战、原始崇拜、动物驯服、丧葬习俗等，代表着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发展水平。那些从巴彦淖尔境内出土的青铜器更是当时的“巴彦淖尔人”智慧和艺术的结晶。透过这支独放异彩的奇葩，我们不仅对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对于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这是古老而神奇的草原牧人遗留下的文化沉积。
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鄂尔多斯境内出土了这么多数量的青铜器，但鄂尔多斯境内一直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这些”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西汉时期的著名文臣贾谊在给汉武帝上书时的一个建议，给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青铜器之间的隐秘关联提供了一把解密的钥匙。他建议：要以控制铜（铁）出塞来挟制匈奴。透过这个建议，再关照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的地理大势可发现，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铸造所需的大量原料，完全可以通过和周邻地区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来完成，而且周邻的南部、东部、西部都没有铜矿富含区。而考古者恰好在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前旗，就发现过古代的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尽管这处遗址破坏严重，对其开彩、冶炼起始时代的研究以及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滞后甚至空白，但这个遗址完全可以回答草原上的那些精美青铜器制作的原料来源和冶炼制作之谜。
不止阴山之南的乌拉特前旗有铜矿开采冶炼遗址，在乌拉特后旗原旗府所在地赛乌素镇西南40公里，也有一座古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遗址，这就是赛乌素草原上的获各琦铜矿。尽管这个铜矿的开采起始年代同样是一个谜，但那些铜渣、开采冶炼的遗址同样有力的告诉走进这里的游客，这里是很早的“工业旅游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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