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做了哪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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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做了哪些抵抗?

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有人觉得,东北军根本就没有抵抗。这件事情一发生,在奉天看戏的张学良立刻就下令退兵,带着部队匆忙的逃出了奉天,去到了锦州驻守。之后,当蒋介石给他打电话让他坚守锦州时,他忌惮于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做抵抗,也没有听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命令,带着兵就退出了锦州,将东北地界拱手相让给了日本。这其实没错,当初这件事情发生时,张学良这些人是没有抵抗。但除了他之外,还是有一些人奋起反抗过日军的,就比如说东北军第七旅。



在931年的9月18日,这一天正是东北军领军饷的日子。所有拿到军饷的士兵们都觉得非常高兴,在晚上9点时,揣手中的银子就关灯睡觉了,这时候他们估计还想着,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好梦。但是才刚刚到晚上10点,外面却突然爆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以及无数的枪声。东北军第七旅的士兵们,听到声音后反应迅速,立刻就穿戴好,并且奔跑去了弹药库拿武器。他们准备好了以后,就跑到阵地上,等待着进攻的命令。



可是没有想到,进攻的消息没有传来,却收到一个按兵不动的消息。一通电话告诉他们,现在不能动,对方要什么给什么,就是不能够开打。听到消息后,士兵们都回到了自己的营房,焦急的等待着下一个命令。而就在这时候,有士兵却发现,这些打过来的弹头都是空包弹,是演习用的子弹,根本就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因为收到了不进攻的命令,所以他们也没有乱动,只是焦急的坐在房间里等待消息。等到了晚上11点,团长再次传达出了不抵抗的指令。迫于命令,这些士兵们也就没有反抗。可是没有想到,过了一会儿就有日军冲了过来,将坐在床上的士兵们都用刺刀刺死了。到了夜晚12点时,这个团的士兵为了自卫,选择开枪反抗,以此抵抗日军。



等到了凌晨4点,这一支东北军收到了撤退命令,他们才不得不放弃和日军的击杀。在撤退的时候,为了掩护大部队的突围,东北兵还使用到了机枪射杀日军。所以说,东北军也有做反抗的,但因为是军人,他们必须要听从指挥。因此,他们虽然有心要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但碍于命令,他们也不得不撤退。说到底,这归根结底还是张学良的锅。


漠外孤舟


说到“九一八事变”,对于沈阳人来说,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都知道,1931年9月18日,日本仅仅几百号的军队,进攻了沈阳的北大营。当时驻扎在营地的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第七旅。结果就因为,领导层的一句“不抵抗”,整个部队被日本侵略者一击而破,而北大营也彻底被日本人占领。

有不少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八年抗战,准确的说应该是十四年抗战。也就是说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究竟是谁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真的没有做丝毫抵抗吗?

(王铁汉)

关于这两个问题,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铁汉(1905年2月24日-1995年12月15日),辽宁盘山人,国民党将领。王铁汉可谓是文武双全,1923年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专科毕业。之后,王铁汉就加入了东北军,驻扎在北大营,靠着自己的才干,逐步升值为第7旅620团团长。

“九一八事变”时,王铁汉和团中的士兵焦灼的等待着上级下发命令。终于在子夜时分,他接到了第七旅旅长打来的电话,但是命令中只有四个字“不准抵抗”。作为军人,在部队中军令如山,士兵们面这个荒唐的指令感到空前绝后的屈辱。作为军人,手中的武器本来就是用来守护这个这个城市的。结果如今,大敌当头,上面居然不让抵抗,很多士兵只能急的两眼冒火,一腔的怒火无处发泄。

当进攻的日军开始接近王铁汉所领导的团时,东北军参谋长再次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面对荒唐的指示,王铁汉愤慨的回答到:“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于是顶着上层的重重压力,王铁汉怒火中烧,毅然下令还击。尽管北大营最终还是沦陷了,但是王铁汉的抵抗对于整个“九一八事变”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据第二天统计,日军被打死25个人。

当然,关于是谁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有人说是王铁汉,也有人说另有其人。上面说的都是王铁汉的事迹,虽然很多人认为是王铁汉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但也有人认为打响第一枪的人是马占山。

马占山(1885年11月30日—1950年11月29日),男,字秀芳,满族,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885年11月30日生于吉林怀德县,祖籍河北省丰润县。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被世人称作“抗日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马占山)

江桥战役后,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号召东北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军。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马占山等爱国将领的抗日壮举。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著作中多次提到马占山抗战的事例,称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是“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

以上是我的答案,欢迎评论!


沈阳网


“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忘怀的耻辱和伤痛,但因此而断定东北军没有血性我是不认同的。

不抵抗命令确实是老蒋下的,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沈阳,老蒋态度就变了。他要求张少帅不得退出锦州,必须誓死抵抗。

但少帅毕竟年轻,虽然实行了东北易帜,拥护了国家统一,但本质上还是军阀。所以遇到利益相关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得失。

正是他对日本错误的理解,没有看透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打算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和日方的争端。

他以国民政府在国联大会上和日方并没有达成共识的,被迫放弃的“锦州中立化”方案为基础,撤出锦州守军,向日方作出了自己的诚意。

但张学良的这一思想已经和南京国民政府相冲突了。
1931年12月8日,老蒋亲自发电报要求张公子务必死守,不得退出锦州;而在此前的12月3日、5日,国民政府著名外交官顾维钧已经先后两次发电要求张公子抵抗日军。

日军进攻锦州时,12月25日,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张公子,要求他务必固守国土,誓死抵抗。

但张少帅一意孤行,最后的结局就是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3000万人的同胞,于1932年2月全部沦丧,处于日军的铁蹄下苦苦哀鸣!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不抵抗命令在张少帅的签署下,就已经完成了一级级传达。

军人当以服从军令为天职,上级有令,你让普通的东北军战士怎么敢去抵抗?何况枪支弹药都被后勤部收起来了,面对日军的进攻,只能真的是被杀成仁了。


但即使如此,也有违抗张少帅不抵抗命令的铁血男儿!

时任东北军第7旅620团团长王铁汉,是九一八事变当天,唯一向进攻沈阳北大营日军开枪的人。

东北军第24旅旅长李杜,于1932年1月31日,率领吉林自卫军参加了哈尔滨保卫战。李杜坚持了五天,被日寇击败,不得不退守宾县。

而真正拒绝张公子乱命,对日寇发起抵抗并打响中国人民抗日第一枪的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将军。

1931年11月4日,马将军率部在哈尔滨江桥阻击日军三天二夜,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运动,鼓舞了国人的抗日信念和爱国热情!


最后,张公子的不抵抗政策是他一生不可洗去的污点!

虽然1933年的长城保卫战、以及双十二事变后他本人思想的转变,那也是无奈之举。

丢了自己的老家,身处舆论的漩涡中,犹如无家之犬。

他要是再不做点事,不要说对不对得起老张创业的艰辛,当年杨广拒绝回关中的教训还不够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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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汪郎


1931年9月18日夜,漆黑的夜幕里,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炸死张作霖的凶手)带领7、8个日军士兵,将42个黄色方形炸药包放置在距离东北军沈阳北大营800米的南满铁路铁轨接驳处。10点15分,日军点燃了炸药引线,一声惊天巨响,震耳欲聋,冲天火光映红了大半个夜空。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王铁汉团长回忆道:“9月18日晚10点一刻,南满铁路方向忽然发生了爆炸,到19日凌晨1点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本团营房。 此刻,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军事厅长(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 ”。我答曰:“敌人侵我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誓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缴库,撤出营房,否则,你将负一切责任”。

从事件亲历者王铁汉团长的回忆可以清晰地看到,“九一八”当晚,面对主动挑衅的嚣张日军,人数占优的东北军并没有发起反击,而是奉命“不许抵抗”。

由于被“不抵抗”的严令缚住手脚,当日军攻进北大营时,东北军第七旅驻军毫无戒备,长官们各忙各事,都不在军营里。官兵们群龙无首,恐慌异常。当旅参谋长请示对策时,旅长王以哲打来电话说:“对日军不得开枪还击,谁打谁负责任”。荣臻厅长则在电话中再三强调:“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封存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荣臻、王以哲都是根据远在北京养病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指示,才违心地下达此荒唐命令的。

在这种打不还手、逆来顺受、任敌宰割的憋屈情形下,冲入北大营的日军见人就杀,有人在宿舍里待命却被日军活活刺死在炕上;有人从军械库里取枪想冲出营房,但仍然不敢开枪还击,被日军追上击毙。

在此枪炮横飞、危在旦夕的“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却和赵四正在北京的戏院里观赏梅兰芳的拿手好戏《宇宙锋》。 接到荣臻告急电话后,他竟三令五申强调:“不准还击”,致使兵多将广、器械精良的东北军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当官兵们在被全副武装的日军四处追杀的时候,当他们眼睁睁的望着敌人屠杀自己时,却不敢挺枪还击......这是一幅何等令人悲愤难抑的凄惨画面。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部分士兵不顾长官严令,开始被迫还击,无数挺机枪以及步枪在黑暗中吐出了愤怒的火舌,猛烈地扫向肆无忌惮的日军。这些幸存的士兵边打边撤,乘黑离开营区,并退出了沈阳,一夜之间,沈阳沦陷。不久,除部分东北警察部队外,20万东北军大部撤入关内,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的认为,忍耐和退让,可以让一直图谋东北的日军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坐以待毙,可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从而赢得英、美、俄等列强的同情和干预。因此,尽管事前早已知道日军准备大打出手,但他却没有做出任何防御部署与应变准备。九一八之夜,日军只损失了区区24人,而东北军却伤亡了300多名官兵,还丢掉了近8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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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变时,由于二十万东北军主力入关,东北地区的实际兵力不到十万,事变当天北大营只有王以哲的第七旅六千多人。由于张学良在北平,负责东北边防军事务的是参谋长荣臻。这里不得不说一件事,那就是荣臻在事变第二天接到北平转南京军事委员会一封急电,电文如下:“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各军团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攸”。日寇在发动事变前是以演习为名,使用的是空包弹,后就变为刺刀和实弹射击,大批东北军官兵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丧命。此时以旅长王以哲和602团团长王铁汉为首的军官请求还击,荣臻不敢做主,便打电报给张学良,张学良回复“一切听从南京政府,不许抵抗”。但是,时任辽宁警察署长,沈阳警察局长的黄显声带领警察率先对日寇迎头痛击,战斗持续到天亮。王铁汉也带领全团对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期间由于旅部通向各团的电话线中断,620团,619团各自为战。9.19日中午日寇援军赶来增援,东北抵抗部队在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边打边往锦州方向撤退。随后,日寇顺利占领了沈阳城,又轻而易举占领了吉林。沈阳,吉林沦陷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张学良才明白日寇演习是假,入侵是真,十分气愤!他立即召集东北军在北平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变对策,绝大多数人主张愤起反抗才能挽救不利态势。可是,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说,这事牵涉面大,涉及国际态势,起初你向南京方面报告过,现在还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方针为妥,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出面处理这一局面。最后,张学良采取了顾维钧的建议,再次亲拟电报发给蒋介石;“准许我们抗击日军,现在反击还来得及”,等来的回电内容依然是“避免时局恶化,坚持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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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就是一页惨痛的历史。事变发生之前,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一般军政事务交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因为父亲病故在锦州办理后事。另一位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政府主席万福麟因公滞留北平。当时东北军政,实际上是荣臻和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共同负责。

沈阳北大营营房坐北向南,驻军为东北军独立第7旅,该旅下辖第619、第620、第621团,其中第620团第1营和第621团三个直属连在皇姑屯、东北嘴子营房,其余各部均在北大营。旅部、第621团居中,第619团居东,第620团居西。第7旅是东北军精锐,合计6000多人,每个团配有12挺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4门平射炮,每个连使用德国步枪120支,每个班1挺轻机枪。



1931年9月18日晚上,第7旅旅长王以哲人在市区家里,第621团团长何立中因公在北平,第619团团长张士贤不知何故亦不在营房,参谋长赵镇藩成为北大营最高指挥官。事变发生后,日军进攻北大营,赵镇藩请示王以哲如何应对,王以哲表示要找荣臻研究,赵镇藩感到情况紧急,直接电话报告荣臻,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原来,9月6日,张学良曾经电令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接到"不准抵抗"电话,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感到无法遵从,"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命令"将枪弹徼库"。王铁汉坚决不同意,"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只好变通指示,"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

据王铁汉说法,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人,己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四十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十九日上午五时。本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十九人"。赵镇藩指挥旅部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他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

以上就是北大营东北军抵抗的情形,总体来说,场面十分混乱,基本上且战且退,没有对日军造成太大压力。


冯杰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有一通“铣电”秘密打给张学良,严加嘱咐:“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31年10月蒋介石派到日本的特使带去的口信就是:“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谈和,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不得不说9.18是我们的耻辱,我也痛恨张学良将军不抵抗,但是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最为年轻的少帅他缺少魄力和经验,但是没有张学良将军就没有国共谈判,就没有共同抗日,客观的分析历史才是我们要留给后人的。

我还要说一点,蒋介石留学日本,曾说过日本是他第二故乡。

那么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占领东北我的国民政府在干什么?其他各派军阀在干什么?反而只有没有后援物质的东北军打响了抗战第一枪。

我不想点名哪位自称历史学家烂七八糟头衔的哪个人,我只想说守土抗战人人有责!你们地域黑的那些历史学者请记住我们都是中国人,说话要摸着自己良心说,尊重历史尊重革命先烈

反对任何形式、任何话题地域黑


角度说观点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抵抗,其实有这么几个信息源,一个是时任独立第7旅参谋长的赵镇藩,另一个是时任连长的姜明文的回忆,还有就是当时的620团团长王铁汉的回忆。

尤其是前两者对于当时的战斗细节,讲述得很清楚。

赵镇藩提到,第7旅其实在8月16日就做出了迎击预案:

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结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下列各项措施:1,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加强营垣工事;3,继续加强侦查;
4,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长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辨识。(《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赵镇藩:《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纪实》)

请注意,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枪响之后,第7旅的旅长王以哲根本就不在军营中,而赵镇藩是当时在营的最高长官,他首先请示了东北军在沈阳的留守最高军事长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的指示是: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这条命令与姜明文的回忆形成了佐证,在日军已经突破北大营营墙,进入营房用刺刀扎死、扎伤东北军多人的时刻,姜明文是值班连长,部下早已下发了枪弹(200发),正待出发抵抗的时候,却被一名军官拦回,不过他们并没有收枪入库。

事实上,在日军翻越营墙时,即曾遭到哨兵射击,死亡一人。

在这个时刻,赵镇藩自称曾想依据迎击预案进行抵抗,但是所属两个团长和各营营长都不在营中,其中一位就是620团团长王铁汉,不过王铁汉在听到枪声、炮声后赶回了部队,时间已经是11点多了。

但是,此时,东北军照样没有发动反击。

而恰恰在战场上的姜明文看到的日军什么样呢?

当我再次集合各连队伍时,日本兵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营的讲堂、兵舍、厨房、库房等处,但都没有爆炸,说明炮弹头上是没有“引信”的。俄顷日本兵到了北大营大操场内,吹起前进号、冲锋号。枪声不断,听其声音都是放的“空包”,因为没有“子溜子”声音。这种“空包”是军队平时演习时用的……在树上的士兵有时向大操场放几枪。这样,日本兵始终没有朝我们这个方向前进,没有接近我们的营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夜间十二点多钟。

另据姜明文的回忆,12点钟之前突入北大营的日军主要是用刺刀闯入营房刺杀中国士兵,其火力并不强,冲锋也并不坚决。

此时,无论是赵镇藩也好、王铁汉也好,还是姜明文也好,都“严守命令”,没有反击几乎拿着烧火棍子的一个中队的日军……

而他们日后所自称的抵抗,比如赵镇藩,是在日军已经打到旅部附近,调动旅部卫队连对日军发动反击。

此后,在日军援军逐步赶到时,几乎无所事事的东北军军官们,顺理成章地执行了“预案”,就是“跑”。

根据赵镇藩在《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纪实》中回忆:

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的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寇俘虏。

综上所述,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完美地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哨兵偶尔开了两枪,造成了日军个位数的伤亡。

事实上,9月19日的凌晨,在长春的宽城子兵营和南岭兵营的东北军,同样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却坚决抵抗,造成了日军数百人的伤亡,占整个日军所谓的“满洲事变”(即武力占领东三省,包括江桥抗战等)期间伤亡总数的1/4。


刘三解


东北易帜协定,东北内部问题归张,外部问题归将,抵抗外敌是国家大事,当然听蒋。个人回忆不能当确凿证据,这是历史常识,况且一个被关压几十年的老人的话,不可轻信,要有佐证才行918时间线。不抵抗主义出自1928年《蒋介石日记》。918之前蒋给张两命令电报,“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力避冲突”。918当天张下令不抵抗,第二天张给蒋急电里有“抱不抵抗主义”几个字。守锦州张给南京政府发三份求援电报,南京没给一枪一弹,还搞内讧蒋下野,没命令权的蒋以书信行式劝说张学良抵抗,南京有命令权却无兵权。一片混乱


蜗牛6号登月


这道题初看没觉得什么,实际上回答起来很难,因为中国人都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不抵抗,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是有所抵抗的,只不过当时张学良为了获得国联的支持,因此对外一律宣称不抵抗。

今天,纵横就来讲讲当年的九一八事变时的经过。

张学良后来说这个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发出的,跟蒋先生没有关系,实际上当时张学良在改旗易帜后老蒋对他的影响很大,老蒋说要干毛子,张学良就来个中东路事件,老蒋说“罢兵息争”,张学良就开始裁军。可见,这两个人的拜把子绝非不是磕一下头那么浅。

九一八事变前,老蒋在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无论日本军队伺候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虽然没说完全不抵抗,但是思想上应该跟张学良的不抵抗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对于关东军是躲都来不及,根本不可能会进行积极防御,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北京看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在给自己的父亲祝寿;黑龙江主席万福麟在北京陪同张学良,吉林主席张作相在为父亲料理丧事,沈阳北大营最高长官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有多少人呢?实际上关东军主力和非主力加一起两万多不会超过三万人,当时东北军整体有三十万,看似十比一,实际上由于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带走十多万人,在东北的士兵不足二十万,并且分布在东北各省,实际上北大营是以王以哲的第七旅为主,只有一万两千多人。

关东军在自炸南满铁路后,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开始对北大营中的第七军进行攻击,实际这支中队只有几百人,日本的关东军迅速向沈阳方向集结,第七旅最高长官王以哲不在,参谋长赵镇藩在让部队进入阵地后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该如何应对,荣臻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因此,大部分的士兵回到营房,当时东北军中依然有不抵抗的思想,所谓不抵抗的思想实际是要经得住日军的挑衅,不要发生抵抗,以免战事扩大化,实际上日本干的这一票就是大的,当时日军冲进北大营的营房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兵进行刺杀。

当天夜里第七旅620团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持枪开始还击,造成日军25人伤亡,北大营官兵实际上打响了中国抗战的第一枪。

严格意义上来说,北大营并非一点抵抗没有,并不是没放一枪一炮就让日军占领了,只不过后来张学良希望借助国联的力量让日本撤军,而一再强调不抵抗,国联也的确谴责日本,并且让日本撤兵,但是国联并没有约束力,随后日本扶持了溥仪的伪满洲国,表示日本并没有进行侵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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