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我和“周伯伯”

王跃文:我和“周伯伯”

我老家的村子离县城不远,我对城里的印象却不深。上小学时,每个学期会看一场电影。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钱,上街吃一碗面或米糕,还有余钱吃一根冰棍。这个印象保持了十几年,直到我二十二岁去县城工作。我去县政府报到之前,从来没有进过那个大院,偶尔到城里逛街,也不曾注意过那个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县政府办公室,派给我的直接领导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岁,或者更大些。同事们都叫他老周,我却叫不出口。我感觉叫“老周”不太礼貌,平辈之间才可这么称呼。老周见面就说起我父亲,似乎他们是有旧缘的。于是,我依着父亲这层关系,叫他“周伯伯”。老周略为犹豫,愉快地应了。

过了些日子,隐约听得有领导说,同事之间最好是称职务或同志,别的称呼都太庸俗了。我着实吓了一跳,却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头上没有职务,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于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终于有一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说:干到快退休了,混了个伯伯级别。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愿意我这么叫他。

周伯伯最后被提拔了,职务是副科级秘书。人们开始喊他周秘书,我仍叫他周伯伯。秘书在我看来似乎不是职务,跟在领导背后跑的都算秘书。我还听到一种说法,秘书不带长,打屁都不响。县政府不设秘书长,周伯伯永远只能是秘书。何况,他眼看着就要退休了。

王跃文:我和“周伯伯”

周伯伯是我写机关材料的启蒙老师,为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却快到退休,才弄了个副科级秘书。周伯伯退休那天,单位开了个欢送会。我心情很有些忧伤。听人说,周伯伯年轻时很有才气,但一直是个普通干部。他的家庭出身不太好,历次运动都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挨到八十年代,却已老之将至。

我在机关写材料很快上路,真得感谢周伯伯。外人都以为所谓官样文章好写,不过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实不然。机关公文难就难在学校没教过,教科书上的应用文写作知识是不顶用的。而今,我早已不写机关材料了,却仍是非常感谢带过我的周伯伯,他是我早年的人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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