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接受音乐教育时，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我首先想到的是莫奈姆·普莱斯勒，我曾在印第安纳大学跟他学习两年。他对于声音及其特性着有惊人的耳力，对音乐的诗意及个中微妙有着出色的敏感，他使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聆听音乐，教我在弹奏时如何触键，且亲身示范。钢琴在他的手中有了生命，琴声中，融入了他超凡的热情。
在我跟他学习时，聆听成为一种主动的练习，他总能点出我在细微之处的缺失，指引我如何更具创造性，成为一名自发的演奏者。他能在最佳的时机弹奏最恰切的音符，清楚何时转调，并在进入下一乐段前，恰好完成过渡。于他而言，音乐有着迷人的生命力。
「我的祖父，伯父，姨妈，堂兄弟都在奥斯威辛丧生。只有我的直系亲属从大屠杀中逃生。我们在远离故土在遥远的地方遭受这场沉重的苦难，甚至没有错过其中的一枝半节，但我们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保护，我们活了下来——用敏感而独特的感知看待每天的生活。——普莱斯勒」
在师从普莱斯勒期间，我感觉自己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名可以自发觉悟音乐魅力的艺术家，培养出了与乐器及声音间的密切联系。普莱斯勒呈现给我的是人与音乐如何艺术化地融合的典范，于是我有了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感悟。
在茱莉亚学院的经历，主要是像我这样一名年轻的艺术家开眼界，长见识的过程。我感觉找到了可以与之分享音乐的，如同家人般的同伴。那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段时间，它使我在这世界上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早期的老师们使我在音乐技巧、品味和风格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艺术学校的学习做好了准备。他们启发了我内在的节奏感和表现力，为我呈现出音乐的形态与结构，启迪了我的智慧。尤其是亚历山大·利伯曼，我在十几岁时随他学习，在技巧和乐感方面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父母。他们在家中演奏音乐，还会带我去音乐会，所以我在很小时就把音乐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书籍和食物一样。我父亲是个很棒的业余钢琴师，完全自学成才。我记得他每天早晚，在我吃早餐和入睡时，都会弹琴。他触键很柔和，我对此印象极深。
我对后来南加州大学的约翰·克劳，伯克利的珍妮·斯塔克·奥特曼，以及旧金山的保罗·赫什也非常感恩。在约翰·克劳身患重病前，我只跟他上了五次课，时间很短，但他教了我些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 在学一件作品时，要先花时间，让自己进入舒适的学习状态，而非直接努力达到全面的兴奋，努力去追求速度。
珍妮·斯塔克·奥特曼和保罗·赫什两位都是杰出的音乐家，他们使我理解了节奏的关键性，而这种理解使得对作品的创造性演绎与众不同，富于生命力和凝聚力。这些老师都非常热情且学养深厚，对于像我那样的年轻音乐家，这非常重要。
自1977年硕士毕业后，您练习了正念冥想，是什么机缘，使您开始练习冥想？就一名音乐家而言，它对您有哪些影响？
在我快30岁时，我感到自己的演奏中缺少了一些东西，我希望自己在台上时能更加放松和自信。想起以前曾经练习过几天冥想，起到了放松的作用，就再次尝试。不过这次我坚持下来了。
作为音乐家，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涯，它使我的脑筋舒缓，清除了大量无关的思绪，这样我就更加开放和虚心，我对声音的质量和情感及其对自身发生的影响，对演奏时体内的能量，手臂的动作，脑中的感受都有了更清晰的觉察。
所谓更加开放，也意味着我能更富创造力。因为思想的空间更加开阔，我与音乐及听众间有了更多的交流，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更在状态。
在表达自我和传达作曲家的意图时，也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我能更深的进入作品，而音乐可以更加自由地，经由我的演奏而流淌出来。
要完全进入那种状态，必须放松下来。我已经厌倦了在琴边紧张无趣的工作——一直在为试音和音乐会赶日程。我需要闲暇，以找到自己本然的意愿，作为一名钢琴家、艺术家、甚至一个人，需要找回自我。
起初，我很放松，根本不练琴，直到两个月后，才想要弹琴。那时，我发现自己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工作，专注于细节且乐在其中；行进舒缓，并能更深刻地体悟音乐，对每个乐音都有更丰富的感应。于是，我开始教学生也这样去练习。
作为一名教师，进而一位演奏者，阅读这本书是迈向愉悦地体验音乐的过程中的一部分。我对身为职业音乐家的那种狭隘的生活方式感到倦怠了。
来参加我的课程和研讨会的人，大多有同样的期待，即对音乐及自身更深的感触和更多的快乐。他们知道，对音乐家的极限要求，很容易会使人失去当初吸引我们投身音乐的那种乐趣；高水平的乐器演练，极限的调动身体、思想、听力和情感与其他有高度需求的事情类似，比如带小孩。
你要关注小孩儿的需求，还要留意自身的需求，家里要存够吃的，要理智的解决家庭矛盾，要把杂物收好，要保持规律生活的舒适度，还要有不时打破规律的自由度，同时要赚钱养家，要保持必要的阅读及社交。
怎样才能全部做到，必须放松下来，这样才能聚焦于什么是必须做的事，又随时能关注那些需要留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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