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速度領跑全球， 中關村原創自主研發公司是怎樣煉成的?聆聽中關村先驅者的故事……
毋庸置疑，中關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40年來，中關村從京郊一個小村，成長為享譽全球、影響世界的自主創新示範區。目前，有超過2萬家高科技企業在中關村蓬勃發展，其中高新企業1.3萬家，上市公司320多家，新三板掛牌企業1618家，獨角獸企業近70家，創造著數以萬億計的年產值。
截至目前，中關村企業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8萬件，累計主導創制發佈標準7858項，其中國際標準330項。僅2017年，中關村企業就有51項(通用項目)成果獲國家科學技術獎勵，36項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中關村從“電子一條街”到“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從第一個國家級高新區到全國第一個自主創新示範區，緊跟技術革命浪潮，突破體制機制束縛，走出了一條敢為人先、永不言敗的發展之路。
回首來路，2004年被稱為中關村的“創造年”。那之前，是“92派”的一批又一批“下海”者。再之前，是中關村的第一代企業家們。
重提中關村，再說"92派"，不是例行的紀念，更不是將一群人物標籤化，臉譜化，塵封到歷史裡。是時候總結一下"92派"留給我們的經驗，這有著深刻的現實指向：如火如荼的“雙創”。而“下海”那撥人，是以個人的聲譽和資產承擔失敗的後果，他們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在我們共享中關村輝煌成果的今日，認真傾讀中關村老、中、青三代企業家及創業者們的創業故事，看他們如何用行動詮釋“中關村精神”，夢想著用雙手托起科技興國的太陽，展示中關村先驅和鬥士們的無上榮光。
背景：“下海”一詞的誕生
早年的創業不叫“創業”，叫“下海”。新中國的第一波“下海潮”，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年代，主流的創業者以“個體戶”為多，大多是城鎮待業人員，被逼無奈自謀生計，算是被動創業者。
1984年，鄧小平南巡深圳和珠海等地，在特區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全民大討論中，用自己的“腳印”投了一票。是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也在醞釀出臺。在這一背景下，“創業潮”以打破計劃經濟下的平均主義、解放思想、搞活商品經濟為主，一路高歌猛進。
這一年，一撥“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敢者集體開拓了中國公司元年。從那時候算起，中國共有七、八次創業大潮，每一次大潮都有一個從上而下的過程，離不開政府和政策的引導，更是與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息息相關，早年的創業潮帶有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烙印。在中關村創立了聲名顯赫一時的“兩通兩海”即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直接催生了中國知識經濟學者和“下海”的高收入群體，徹底扭轉了“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腦體倒掛”等現象的局面。政府對留學生“都可以回來”的表態，促使大批留學生回國創業，誕生了一個擁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識精英階層即“海歸派”。
1992年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及國家企事業單位的低層幹部中出現了一次“下海經商”熱潮，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週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或“停薪留職”，加上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當年有40萬人“下海經商”或“停薪留職”及徹底“辭職”，全國共計約50萬人加入了“下海”隊伍，推波助瀾，闖入商海。
陳東昇：“92派”發明者
陳東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當時，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兼任《管理世界》雜誌的常務副總編。陳東昇這樣解釋自己首先提出的“92 派”企業家:“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活躍的青年群體中有一些人開始棄官下海經商，我把他們叫‘92派’。1992年國家體改委出臺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這是中國企業真正發生變革的轉折點。”
陳東昇懷揣這兩個文件激動得睡不著覺，他認為有了這兩個文件，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1992 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年頭，社會主流價值已經把經商放到了一個重要位置上，很多人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陳東昇毫不猶豫地辭職“下海”，並創辦了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後來，陳東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樓濱龍：“中國校企第一人”
樓濱樓是中關村第一代“下海”棄教經商的代表性人物，被譽為“中國校辦企業第一人”，原北大新技術公司創始人、首任總裁，北大方正公司創始人、首任總裁。 1985年10月15日，北大成立“北大新技術總公司”，任命無線電系老師樓濱龍為總經理，不久又讓其擔任北大方正公司的首任總裁，1992年7月1日被北大解職。樓濱龍精明強幹，他創辦中國高校首家合資公司“北佳公司”，又創辦以計算機貿易為主的“北達服務部”，為北大方正公司淘得第一桶金。他與香港金山公司的張旋龍、求伯君合作推出“方正漢卡”，為北大方正公司帶來巨大利潤。樓濱龍另一個插曲是被史玉柱請去出任巨人公司總裁。樓濱龍老師的妻子何綠萍教授是校企發展幕後的支持者，與北大校企第二代傑出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猛同在民革北大支部。
鮑嶽橋：中國第一代“程序猿”
上世紀90年代的中關村大街小巷，有一個名字幾乎無人不知，他是中國第一代程序員鮑嶽橋。當時最知名的UCDOS漢字系統，只要一開機就能看到“鮑嶽橋研發”這行字。當計算機剛開始在企業和家庭中普及，軟件研發成為最熱門的職業時，鮑嶽橋選擇了辭職“下海”。1993年，他扔掉“鐵飯碗”，從杭州進京到中關村加入希望電腦公司。此後26年，起起伏伏的創業路，讓鮑嶽橋成為改革大潮的見證者。
那一代的程序員天生有個使命——漢化軟件。舶來品計算機初入中國，滿屏英文字母無法推廣應用。他研發出UCDOS漢字系統，讓中國人可以更簡單地操作計算機，並迅速佔據了此類軟件95%的市場份額。此前，鮑嶽橋已經嘗過開發軟件的甜頭——花一個禮拜研發出來的軟件可以賣到幾萬元，而當時他的月工資只有60多元。但行業火爆的背後，是殘酷的競爭壓力。“與其說是技術更新，不如說是技術淘汰。”很快，鮑嶽橋就感受到技術革新的壓力——伴隨著Windows系統的推出，曾叱吒風雲的DOS系統迅速退出歷史舞臺，信息技術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形象生動的描述是：這個時代不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而是快魚吃慢魚。
王永民：“王碼五筆字型”發明者
中國學者為實現漢字信息化付出不懈努力，中國科學院院士支秉彝發明了我國第一個用26個英文字母鍵“形音結合”地為漢字編取代碼的技術方案，北京大學教授王竹溪選取了56個新部首，把成千上萬個漢字“拆解”成“新部首”的序列……推動漢字信息化的“王碼五筆字型”發明者王永民成為代表。
1989年，王永民辭職“下海”，在中關村投資創辦了“王碼公司”。大家試想一下，當年如果沒有中關村的科學家們闖入“老外”為自己設計的鍵盤，沒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五筆字型輸入法”，那麼，我們漢字存在著被信息社會淘汰出局的可能性。“五筆字型輸入法”發明至今38年，沒有被新的輸入方法顛覆足以證明，它的科學性和生命力。“五筆”對於多平臺覆蓋手機不僅是趨勢而且只爭朝夕，移動通信綜合終端的屏幕會越來越大，使用全鍵盤“五筆”對比西方以英語為主輸入方法，優勢明顯且不影響輸入的體驗。其實，學習難度係數並不大，而且商業輸入應用領域，五筆價值頗高。
王選：“當代畢昇”
王選是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北大方正集團公司技術委員會主任，被譽為“當代畢昇”“中國漢字激光照排之父”。他是有企業家頭腦的科學家，也是一個探索型企業家。從1975到1993年的18年間，他一直每週工作65小時。到1997年，王選已經60歲，還一週工作40多小時。
釆訪過他的記者劉韌這樣描述：在IT界，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人的研發成就，能和王選的激光照排技術相比。不僅不能相提並論，甚至都不在一個量級上。王選之後，不會再有王選。
從科學到技術再到企業，王選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學商業化方程式嘗試”。歷史不會忘記，激光照排技術完全是中國人的知識產權，讓我們告別了鉛與火的時代，迎來了光與電的時代。
張樹新：“中國互聯網第一人”
1992年辭去體制內工作下海的張樹新，先是創辦了天樹策劃公司，淘到創業生涯中的第一桶金，隨後轉身投入尋呼行業，連續在山東建設了7家尋呼臺。在20世紀90年代初，尋呼可謂暴利行業。張樹新和丈夫姜作賢將家當抵押給銀行拿到了800萬元貸款，加上自己此前創業積累的700萬元本金，註冊成立了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中國互聯網的商業發展史由此拉開序幕。
1995年，北京的中關村南大街上，出現了一塊巨大的廣告牌，上面寫著：“中國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廣告牌往北1500米，是“瀛海威”的網絡科教館，那是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
當年的廣告詞裡說：“進入瀛海威時空，你可以閱讀電子報紙，到網絡咖啡屋同不見面的朋友交談，到網絡論壇中暢所欲言，還可以隨時到國際網絡上漫步……”
“瀛海威”，是information highway的音譯。“www.ihw.com.cn”這個網址，如今已無法打開，但在當年，它被稱為“國內第一家大型中文網站”。
孫玉芳：“紅旗系統操作之父”
受1992年南巡影響而下海的孫玉芳是“紅旗操作系統”的發起人，北京中科紅旗軟件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紅旗中文貳仟軟件技術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1996年受軟件所委託，孫玉芳籌建北京中科軟信息系統有限公司，現該公司已改製為中科軟股份有限公司，進入全國電子百強企業之列。1999年8月10日，以孫玉芳為首的團隊發佈紅旗Linux操作系統，引起業界強烈的反響。2000年創建北京中科紅旗軟件技術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現在紅旗Linux已成為國際知名品牌，紅旗Linux桌面操作系統的市場佔有率已在國際上位列第一，在2004年開始的政府軟件正版化採購中，紅旗Linux頻頻中標，穩居第一。
從1999年開始孫玉芳與香港文化傳信集團的朱邦復合作，籌建北京紅旗中文貳仟軟件技術有限公司(簡稱中文2000)。2000年12月公司成立，孫玉芳任公司的副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2001年中文2000推出了國內首個跨平臺辦公套件產品RedOffice，並和紅旗Linux一起中標我國第一次政府軟件正版化採購--北京市的政府採購，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王文京：“軟件首富”
王文京是用友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受“下海”潮影響，1988年，24歲的王文京和同事蘇啟強參加了一場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政策說明會，聽完後，兩人熱血沸騰，做出了一個改變人生的重要決定：辭職下海，借款5萬元到中關村創辦了用友軟件公司。從體制內到體制外，跨出這一步可不容易，何況還是讓人羨慕的部委工作;當然了，如今用友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獨立軟件供應商，這除了他們當年的勇敢，也離不開王文京在軟件行業31年如一日的專注與堅持。
倪光楠：雖敗猶榮
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下海的科學家，倪光南大半生的心血都傾注在中國IT核心技術，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統上。全球化的市場浪潮裡，他曾被定義為失敗的一方，但如今再看陳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1995年6月30日上午，聯想集團六層會議室，倪光南和柳傳志分坐在第一排的兩邊。
聯想中層以上幹部200多人都要參加會議，雖然他們感受到不一樣的氣氛，但仍靜待事情的發生，不敢妄議。聯想董事會宣佈解除倪光南總工程師和董事職務。柳傳志在隨後的發言中聲淚俱下，被解除職務的倪光南則鎮定自若，他說：“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大目標(科教興國)，而內心感到全心全意為了這樣一個大目標工作，永遠是最幸福的人。”會議結束後，倪光南和柳傳志各自默默地離開現場。10年間，他們從風雨同舟變成背道而馳。
王志東：新浪創始人
王志東是新浪創始人，但他卻在新浪上市後被炒魷魚。這位“中國網絡之王”並未因此“退出江湖”，只是後邊的幾次創業比起新浪的成功遜色太多，而鮮為世人提及。
其實，大三時，王志東便開始在中關村大街上“混”了。畢業後，王志東在中關村做“皮包公司經理”。他攬了一活兒，幫助方正和四通激光排版系統做一個兼容。王選聽說這個事兒後，親自招見了這個“20出頭的毛小子”，使得王志東有機會加入方正，做到“邊打工、邊創業準備”。從北大方正辭職後，王志東與同學創辦了“新天地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後來他又去了剛剛在香港上市的四通公司。
1998年8月，王志東認識了北美最大的中文網站華淵生活資訊網SRSNet總裁姜豐年，兩人一見如故，華淵和四通利方決意合併成一家中文網站。為此，王志東一夜未眠，憋出了新網站的名字——“新浪”。
新浪網成立後，王志東擔任總裁兼CEO，開始發力資訊業務。一年多時間，新浪網就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其實，王志東當時沒有什麼秘訣，主要是一家獨大，沒什麼競爭，最主要的還是王志東的技術相當牛X，公司現金流相當充沛，股東實力相當雄厚，還成為國內IT引進風險投資的首家企業。新浪網最後成了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四家子公司。王志東沒有想到，他身為CEO統轄的管理團隊(包括運營長茅道林、中國公司總經理汪延、財務長曹國偉以及另外兩名法律事務主管和美國市場主管的高級經營層)，已經在心中對他投了最後的不信任票，並最終鑄成了王志東的“新浪悲歌”。
杜猛：“中國芯”的發明人
杜猛現任中企資本聯盟主席。作為60年代生人，杜猛遵循的原則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1983年4月10日，杜猛在釣魚臺國賓館現場見證了中德雙方出資比例各佔50%的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草約簽訂儀式，後生產的“桑塔納”幾乎成了“國民車”，這一里程碑事件催生出臺了《中外合資企業法》，也影響著“小青年”杜猛。受92年南巡講話的影響，杜猛放下“三尺講臺寫春秋”的傳統思維，於1994年5月從學校事業單位編制教務科長崗位上“停薪留職”後，加入原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九集團二級單位工作，同時，邊打工邊創業，拿著高薪補到創辦的公司上去，他先在中國人民大學東門旁邊的“新奧公司辦公樓上”租了一間房做試驗室，又請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樊會文博士，幫他在人大西門附近新浪公司所在的小區裡租了套一居室住宅做辦公室，支付了1500元中介費，建了“中企實用性芯片試驗室”和“華創”兩個公司。接著又在中央財經大學附近的孟州市駐京辦事處租了一間房子，拉“湧金系”的魏東註冊了“地平線”投資公司，找了幾個人合夥，幾個教師參與，就這樣，試驗室和公司都開張了。
杜猛他們先搞單芯片雷達系統產品貿易，又推銷其產品在汽車中的廣泛應用。後來換代成集成電路裝配單芯片產品系統解決方案，他們給“實用性單芯片解決方案設計”起個響亮的名字叫“中國芯”。當時，國內研發的目標，採用動態流水線結構，定點和浮點最高運算速度均超過每秒1億次，接近於英特爾的奔騰l芯片性的設計，市場迫切需要單芯片解決方案。杜猛解決了燃眉之急。
1995年，杜猛因故退出創業公司，又計劃出國留學深造，把公司移交給合夥人，終止了中關村創業生涯。1999年初，杜猛重返中關村並找到北大王選老師，在無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成為北大方正顧問，但並沒有如想象那樣獲得預期擔任公司要職。2001年在北大產業辦主導下，他擔任1994年成立的“北大高智研發中心”校企聯合改制工作組組長，參與校企國資混改並擔任重組後的“北京高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
“兩個半軟實力公司”
中關村最早有一個傳說叫“兩個半軟實力公司”， 一個是北大方正，一個是王碼公司，半個是北大高智。
1994年北大高智註冊成立，曾擁有一大批頂尖的計算機學博士和軟件開發團隊及其資本運作能力，與“巨大中華”都打過交道。“巨大中華”是指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華為技術的簡稱。高智公司還擁有3個一流的合作試驗室，45個技術專利項目，廣州、上海、武漢、成都、煙臺6個分司，2個合作生產基地。歷史形成的原因、產權“不清晰”未能有效評估，實際資產遠超註冊資金。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消費國家，全球50%的芯片需求在中國。所以，中國如果說自己的芯片技術是世界第三，那麼沒有人敢說是第二。我們缺少的是世界一流核心技術，而不是一般實用性單芯片技術。北大高智同期，我國有很多芯片課題組，致力於“中國芯”的研發，目標當然是CPU智能芯片。
世紀之交，杜猛還找到我國實業家、教育家陳嘉庚先生的孫女兒，邀請她到北大校企調研，聯手打造“中國芯”。高通、TI等國際大企業也相繼發佈多媒體功能的單芯片，震驚業界，令許多默默無聞實幹的科技公司感到絕望而被迫選擇放棄芯片研發。一時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成為當時業內的“笑話”。此後，國產芯片一度無人問津，研發停滯不前。
…………
潮起潮落，“下海”到中關村創業路上的人越來越多，迤邐不絕。
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英雄造時代，時代造英雄。中關村的這些科技先驅們，應時代而生，他們參與了改革，推動了變革，無論成敗，都會載入史冊;他們一個個栩栩如生，就像為造福族人勇敢追逐太陽的巨人夸父，即便最終渴死於途中，仍然是我們千百年來代代傳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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