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应陛读有用书斋:刊版西学,与四为伍(下)韦力撰

​关于他的藏书情况,石菲在《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的整理说明中谈到了韩氏的藏书成就,同时遗憾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漏掉了这位大家。而吴梅在《汇录》原本的序言中也直称韩氏的藏书成就:“云间韩绿卿先生,为咸同间藏书大家,南北舟车,先后所得,岁及五百种,洋洋乎山海大观也。往岁曹君君直元忠客韩氏,屡约往观,尘事杂沓,迄不果行。癸酉之冬,韩出书尽出,邹君百耐实为邮介,因得遍览所藏,撮录诸书题识凡四百余种,都若干万言,而徵序于余。”

韩应陛藏书的成就究竟有多高,吴梅在序言中又作了如下类比:“窃谓江南藏书之富,自绛云、述古、传是而后,首推黄氏士礼居。黄氏之学,据古刻以正俗伪,往往一语一字,足以发群蒙、息聚讼,虽见闻学识得诸顾氏涧薲为多,而晦明风雨,丹黄甲乙,实大有裨于艺林。近人以赏鉴自荛翁,不足服翁之心也。其后若艺芸汪氏、罟里瞿氏、聊城杨氏、滂喜潘氏,获荛翁旧藏者,辄雄视宇内。而绿卿先生最后出,所得黄氏故物,亦不让诸家,且有为诸家所未见者。其他宋元旧椠及旧抄旧校诸本,亦复称是。”

在这里吴梅提到了江南藏书大家钱谦益、钱曾,而后认为黄丕烈为清中期的巨擘。吴梅认为顾千里虽然给黄丕烈校书,但黄本人原本也目光如炬,而叶昌炽将荛翁列为赏鉴家,这种分类方式显系偏颇。此后吴梅又谈到了一些藏书大家均因为藏有百宋一廛旧藏而傲视天下,但人们却并不了解韩应陛同样藏有大量的黄氏旧藏。

对于这其中的缘由,李军在《让书考》中谈及1943年周越然所写《黄氏五跋》,周在此文中提到黄丕烈藏书散出后,大部分归了铁琴铜剑楼、皕宋楼、艺芸精舍、八千卷楼及韩应陛的读有用书斋。周在文中写道:“韩氏为黄氏至戚,所得最精,今亦散佚无存矣。”周越然将韩应陛藏书跟晚清四大藏书楼并提,亦可见其藏书质量之高。而韩应陛却是黄丕烈的近亲,所以他所得黄氏旧藏最精,可惜周越然没有提及韩应陛跟黄丕烈是怎样的亲戚关系。然而从《题识汇录》中的确可以看到韩氏藏有的黄跋数量较多,比如《五代史记》七十四卷上有黄跋曰:“元刊本《五代史》七十四卷,曾经涧蘋先生校阅一过,较明监本互有异也。旧藏虞山钱氏,以二十金购之,藏弆百宋一廛之末云。时嘉庆壬申仲夏,古吴黄丕烈记。”

黄丕烈定此书的版本为元刻本,他请顾千里校对一过,而韩氏在该书的跋语中写道:“《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七十四卷,二十四本。缺廿八卷第五叶、第九叶,四十二卷第六叶。末有黄荛圃跋语,细审笔迹恐不然。但此书当系元翻宋刻本,不必以黄跋为凭也。补抄极多,但亦非本朝人手笔,其所据本盖同此板。十八卷后空行另条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十一字,廿三卷末叶系抄补,亦有‘鲁郡曾三异校定’七字,廿四、卅四、五十七卷末叶皆系原刊本,另条字俱同。书板口下方往往有‘丁亥’字,阴阳文不定。按宝庆三年、元至元廿四年、至正七年俱系丁亥,宝庆三年上距庆元五年凡廿八年。去年十一月廿四日得之书铺人陈姓。丁巳二月三日记。”

韩应陛校对该书颇为仔细,他发现了书中的缺页,并且他对黄跋的真伪表示怀疑,同时认为这部书乃是元代翻刻宋刻本。而后其称这部书他是从一位陈姓的书铺买到的,也并非直接得自黄丕烈家。顾千里是著名的校勘家,但韩应陛也不迷信权威,比如《欧阳文忠公居士全集》八十卷中有顾氏跋语:“庐陵《集古录》,集本与真迹不同,单刻者载之详矣。此是集本,而校者乃以真迹本汩之,款题为张丑青父,岂青父不晓此耶?抑其款膺耶?乾隆乙卯此残《居士集》末册于荛圃,嘉庆丁巳归之,书以为质。顾广圻。”然而韩应陛却不赞同顾千里的判断:“顾涧薲跋以《集古录》集本与真迹不同,谓此是集本,不宜以真迹本汩之,因并疑青父,鄙意不尔也。文出两人,虽彼此互引不尽同,若出自一人,传本不同,则必当择一善者从之,朱子作《韩文考异》有之。或恐公晚而自刊,夫手定本早与晚均出作者手,其异文且不谓宜两存,况只以传本不同,非尽作者之旧乎?书此为青父讼冤。戊午十二月十一日记。应陛。”这些都可见韩应陛对藏书研究颇为深入。

然而这样一位藏书大家却声名不显,直到民国年间他的书散出前,人们方了解到韩氏读有用书斋藏书有着何等高的质量。而其藏书之好的起源,李军在《家世考》中称:“韩氏读有用书斋藏书之搜集,通常认为始于韩应陛。而韩应陛留心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父韩璜之影响。”

看来松江韩氏的藏书始于应陛之父韩璜,而姚椿所撰《皇清敕授修职郎候选县丞晋文林郎韩瘦山翁墓志铭》中可知,韩璜字瑞华,晚号瘦山,该《铭》中最后写道:“子一,应陛。道光甲辰科举人,守君之教维谨。孙一人,伯阳。”

韩璜仅有韩应陛一子,而应陛为举人出身,他也仅一个儿子名韩伯阳。张文虎所作《韩瘦山遗像赞》中则夸赞韩璜乐善好施,这种为人处事方式也影响到了韩应陛,张文虎在《读有用书斋杂著序》中称:“先是,君父瘦山翁以仁厚端直称于闾里。及君举于乡,犹逊志劬学,群谓必大其门。逮咸丰初元,君翁没,未殓,盗乘丧入室。君抚尸曰:‘勿惊我父,室中物恣而取。’自是家小落。十年夏,流寇犯松,藏书板片、古器书画与所居屋俱烬。君仓黄走避,道途触暑,郁郁发病死。”

韩璜去世后,群盗趁虚而入,而韩应陛跟强盗说不要触碰他父亲的尸体,家中的物品可以任意取走。为此,韩家小有衰落。咸丰十年,太平军攻打松江,他的藏书等物大多被毁,韩应陛躲避在外,后中暑病逝于途中。关于韩应陛病逝的地点,李军在文中引用了咸丰十年冬张文虎为韩氏所藏明钞本《孟东野诗集》所作的跋文:“此系绿卿中翰藏本也。中翰得善本书,必以见视,借校不吝,且属跋识。此集题识后两月,郡垣遭寇。中翰所居煨烬,避难阮溪,得疾不起。”

以此可知,韩应陛病逝于阮溪,而此处即上海金山之漕泾镇。其去世后,家中的藏书并未全毁,剩余部分由其子韩载阳保存。而韩载阳有子名德麟,然韩德麟在光绪四年因患软脚病而去世,为此韩家没有了子嗣,于是韩载阳之女决定过继韩德均为后嗣。关于韩德均,李军在《家世考》中写道:“韩德均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韩德均成年后,娶守山阁后人钱润文为妻。民国二年癸丑(1913),曹元忠经张锡恭推介,前往韩家任教,学生即韩德均。”

曹元忠在韩家任教,他发现了其家还剩余一批重要的藏书,而后他给缪荃孙去信中谈及此事:“受业卧病一载,贫困无聊,经张门生锡恭介绍,就松江绣野桥韩氏馆。韩生为绿卿前辈应陛之孙。绿翁与张啸山、顾尚之及受业外王父马燕郊先生,均以收藏校勘为事,复得士礼居、艺芸书舍所散善本。”

曹元忠说他在授课之余开始帮助韩家编写书目,缪荃孙很想看到此目,因为那时缪正在编《荛圃藏书题识》,故其请曹元忠将韩方所藏黄跋抄录下来,但曹元忠抄录的太慢,于是缪荃孙亲自前往松江观看这批藏书。他用两天时间抄下不少黄跋,并且他应韩德均之请,写了篇《华亭韩氏藏书记》,该记中写道:

今伯阳之子子谷年甫弱冠,性复爱书,尽发所藏,属其师吴县曹君揆一为编书目,世人方知韩氏多藏,可谓贤子孙矣。今守山阁、春晖堂散佚已久,宜稼堂之精者为丰顺丁中丞豪夺以去。今丁氏书飘流市肆,虫伤水湿,触目伤心。次者全归吴兴皕宋楼,又为海客捆载入东,只铁琴铜剑楼岿然独存,为吴中第一大家。而瞿良士兢兢保守,不为势屈,幸而得存。韩氏之书,今已名驰海内,恐觊觎者逐渐生心。子谷远引良士为法,再以余力扩充之,与罟里东西并峙,是深有望于子谷矣。

缪荃孙首先夸赞韩德均能够善保先世藏书,并且说到了守山阁的书已经散失出来的状况。而陆心源的皕楼也被日本人买走,故江南藏书大家只余瞿氏铁琴铜剑楼。他希望韩德均能够扩大收藏,成为可以与瞿氏并列的江南两大藏书楼。

遗憾的是,缪荃孙的愿望并没有起到促进任用,也许是韩德均家中有困难,李军在《让书考》中写道:“松江读有用书斋韩氏出让藏书,最初始于韩德均(1898-1930),约在一九二九年。傅增湘当时虽东游日本,却是最早对此事作记录的藏书家之一。”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九日,傅增湘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写道:“在日本见松江韩氏书目一册,似未售。其中佳本甚多,然袖珍本《三国志》不在焉。”未曾想韩德均出入藏书的目录,最早是傅增湘在日本看到的,而后他与张元济往返商谈,希望能将其中的珍本买下。而这个过程中,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也派赵万里前去看这批书,张元济在给傅增湘的回函中讲到了此事:“韩氏书京馆能独力举之,最妙。有人言赵君万里已过上海,赴松江,度必为此事。其照片原主催索甚急,务乞索还,由快件寄还。《乐全集》仅凭影片,极似明刻。经兄审定,必无误也。”

对于韩德均开出的价格,张元济在1933年12月8日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松江韩氏所藏,先有印成书目暨精本影片,到处求售。最初索价四十万元,递降至十七万。弟见其书影,间有数种,亦不可靠。然大多为难得之品,但公司现在无此力量,亦徒作临渊之叹而已。”

因为价格悬殊太大,这批书始终未能出手。韩德均去世后,韩家人找来苏州书商邹百耐经手此事。1933年6月底王大隆跟随邹百耐前往韩家看书,六个月后,韩氏旧藏在上海旧书店开始零售。至此,松江韩氏旧藏分散于不同人之手,而其中有几部为来燕榭主人黄裳先生所得,李军在《因缘》一文中梳理了黄裳得到韩氏旧藏的过程。

黄裳最早在《前尘梦影新录》卷五中以回忆的方式写出了他所得到的《松江韩氏书目提要》一书:“稿本五册,得之来青阁。不知出谁何手,所著极详,并序跋都写入之。韩氏书目行世凡二本:一石印本,最简,只条列书名、板刻,后附书影;一封文权本,较详于前本,惟非每书皆记序跋。三本之中,以此为最备。余曾移写一本,别加校定,欲付刊目,未果。韩氏为黄荛圃姻戚,多得士礼居中善本。荛翁身后,奇零之册,扫数归之,秘册不少。”

看来黄裳是从来青阁得到的该书目原稿,而后其列出了他所见到的三种《松江韩氏书目》,而我有幸得到其二,但我之所得则比黄裳先生得到的稿本相去甚远,但黄裳也说韩应陛跟黄丕烈是姻亲关系,所以他得到了不少黄氏旧藏。黄裳又写道:“余于壬辰冬日,曾旅茸城三日,访书于市,无人知韩氏姓名者,为之意沮。殊不意其余芬散馥,尚可见于数年之后也。同得者尚有雍正刻《韩笔酌蠡》、钞本《章子留书》,皆有应唑加墨及藏印。又《读有用书斋杂著》稿本,皆出自其家。”

看来黄裳在1952年的冬天曾前往松江访书,他在当地打听松江韩氏旧藏,而当地却无人知晓。1955年,他得到了几部韩氏旧藏,但其中的大部分则被一些大力者买去。对于韩氏旧藏的归宿,高柯立在《国图藏韩应陛藏书题跋考释》一文中写道:“至1933年始散出,轰动一时。韩氏藏书散出后,主要归潘宗周、周叔弢、陈清华等家,现在主要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其实韩应陛旧藏的黄跋本现大部分藏在台湾,黄裳在《来燕榭读书记》中写道:“目所藏诸种散归各处,在潘氏宝礼堂者如宋本《三国志》,余曾见之。其归适园诸种,后归中央图书馆,为蒋贼挟去合湾,今且转赴异域。”

那时的张乃熊致力于收藏黄跋,他得到了101部之多,也有的文献说是102部,总之他是当时藏黄跋最多之人。张乃熊的旧藏后来出售给了郑振铎等人组成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而后这批书转往了台湾。然而从韩应陛的书跋来看,黄丕烈的一些书他也未能买到,比如他所藏的《肇域志》六卷,就是他请王雪舫影抄士礼居旧藏。此书不但影抄原文,同时也将黄丕烈和钱大昕的跋语一并抄了下来,韩应陛在跋语中称:“此叶原本审系钱竹汀先生笔,惜原缺尾叶。己未七月属周姓友影模,或尚得十六七耳。韩应陛记。”

看来钱大昕的跋语是另外一位周姓人所影模,韩认为此人的影模水平差强人意,而他又写道:“咸丰己未七月,周姓友影模于读有用书斋。滂喜园本价须洋银一元五角,兼嫌其纸经水溼,及抄毕,其费亦不下一元五角,湎知收现存之本终便宜也。”韩应陛的这段记载也是重要的出版史料,可见那时的影抄费用并不比买一本书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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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拆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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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片已经变成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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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秀南街

2019年2月21日,从上海市区冒雨乘车前往松江。本次寻访蒙上海文艺社社长陈徵先生安排,由该社发行中心张守栋先生及刘晶晶老师带我前往。今日的雨仍然没有停歇,根据导航开到老城区,看到这一带正在拆迁之中,而我从网上查得松江韩氏旧宅位于秀南街14号。从环卫工人那里打听到秀南街位置所在,张守栋担心开车驶入其中难以掉头,于是我们三人打着伞步行在此街上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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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第一个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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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姓名的文物保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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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地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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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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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街道

也许是下雨的原因,这条小街十分安静,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号牌是84号,故只能边走边看号牌。这条小街这长超过了想象,一路上看到不少的门楣上都挂着“松江区文物登记保护单位”铭牌,但同样看到一些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从整体上看这条古街保护完好,真希望这里不被变为废墟。我们边走边看,文物保护点的铭牌在这条小街上至少有几十个,可见当年这里是大户人家聚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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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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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巷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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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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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牌号

大约走出了近千米,还是未找到14号,而相邻的号牌却跨过了这个号码,于是走入一个小窄巷中,原来松江韩氏旧宅凹进其中。在窄窄的门侧旁,果真看到了“韩氏宅”字样,然门的入口处却用一把旧木椅挡在门口。从外观看过去,韩氏旧宅存有一座二层小楼,楼是木结构,已经作过改造,但主体未变。我很想看到里面的情形,于是挪开那个椅子走入门洞中,刚走到一半就听到了里面有狗的狂吠,但我还是试着敲了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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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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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顶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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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地盘已被邻里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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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出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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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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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出头的小狗

很快门开了一条缝,一位老者探出头来问我有何事,我向他解释自己想拍此座藏书楼,这位老人态度颇不友好,他说这座破楼有什么值得看的,而后其顺手就将门关上了。张守栋不死心,他接着敲门,老人有些愤怒,然再次打开门,张先生向他解释说:我是北京远道而来,只想拍拍此楼的状况。也许张先生的普通话让那位老人听来更为顺耳,他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却说院中养了十几条狗,入院的话被狗咬到他不负责。刘晶晶则称,她可以安抚这些狗,老人依然不让入院,只同意让我站在门口向内拍照。张先生注意到院中有些悬挂物遮挡住镜头的视线,他想走入其中把遮挡物挪开,但仍然被老人呵斥,面对这种境况,我也只能站在门口拍几张院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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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终于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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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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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移开伞拍照也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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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面转不过来

跑了这么远的路,到其门而不能入,还是令我有些不甘心,于是三人沿着此街继续向前走,我试图转到院落的后方去拍照。跨过一座古老的石桥,再次遇到一位老人,我问他可否转到此街的后方,老人称难以通行。刘晶晶问他此街是否要拆掉,这位老人则称,这一带要搞旅游开发,文物保护点都会剩下来,其余的拆掉改造。闻其所言,总算松了口气,看来松江韩氏旧宅能够保护下来,而其宅后方乃是宽阔的河道,这也说明其原本是大户人家。期待着这条旧街改造完成后能对外开放,我下次再来松江时能够走入其中看到楼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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