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縱觀法國曆史的進程總是大起大落，隨後又大落大起，在簡要一點就是跌宕起伏。

天意？人意？

特魯瓦條約簽訂後的幾年間，兩個王國之間的戰爭處於糾纏不清的狀態，零星的混亂衝突和曇花一現的休戰交替出現。

1428-1429年的法國形勢

聖女貞德的出現標誌著布爾日國王陣營中決心和信心的迴歸。“戰爭首腦”貞德在軍事行動中表現出了堅定的意志，當初正是這種意志促使這個東雷米的農家少女克服所有障礙，到希農覲見“高貴的太子”(1429年2月23日)，“我將用雙膝走到那裡”。在普瓦提埃時，多疑的國王曾派神學家審查她，她回答說，“戰士們以神的名義作戰，神賜予他們勝利”；無論是在奧爾良圍城期間還是在進軍蘭斯時，貞德從未喪失過這種沉著的信念。

1429年奧爾良之圍

在離開布盧瓦去解救奧爾良之前，貞德函告英王:“ 奉神和天國之主的旨意，我來此是為了將你們驅逐出法國”，並警告說，如果他遲遲不撤兵，“本姑娘將立即給你們以重創”。這是神的意志。貝德福德曾不顧戰爭慣例和騎士準則而圍攻奧爾良這座囚敵的城市，但是他的進攻剛剛失敗，現在又怎能懷疑貞德的話呢？永恆的正義法則首次顯露之後，神的裁決接踵而至：6月17日，查理七世在蘭斯行塗油加冕禮，以此來表明和保證他的合法性，而此前貞德一直呼籲太子:“勇敢的國王，我根據神的意志而解救了奧爾良，神也願你前往蘭斯接受加冕，以顯示您是真正的國王，法蘭西王國屬於您；請您遂神所願。”1430年5月23日，貞德在貢比涅被俘，並於次年3月30日在魯昂被處以火刑。貝德福德及其巴黎大學的參謀們藉助宗教裁判所的程序和手段，竭力證明貞德是個女巫，她運用的是一種源自魔鬼的力量。

聖女貞德被處死

敵人的這些行為證明了貞德使命的深刻影響：有誰不曾感受到她帶給查理七世的“神蹟”所產生的震撼呢？與此同時，英國攝政王貝德福德也匆忙在巴黎聖母院把亨利六世加冕為法國國王(1431年12月16日)。

勝利屬於法蘭西

30年代的多種跡象表明，英法雙方的軍事前途正在發生逆轉。被佔區頻繁發生起義:“實際上，英國人統治下的法國人已形成這樣一種看法......英國人很少為這個法國謀福利，很少關心他們被統治者的安寧......毋寧說，出於對法國人根深蒂固甚至是本能的仇恨，他們企圖摧垮法國，使其在深重災難下走向滅亡”(托馬斯·巴贊:《查理七世史》)。另一方面，好人菲利普也認為他的利益不在亨利六世一邊，並與布爾日的國王簽署了和約，這首先是一個消弭仇恨的舉措、一個修復過錯的姿態。“國王一開始便宣稱，(無畏者讓的死)是個不幸的的個別事故，是那些製造這一事故的人聽信邪惡的建議而幹下的，而他自己對此一直感到不快；如果他當時處於現在這個年紀，有現在這般理解力，他將會全力阻止”。除了上述表態之外，查理七世還須承諾懲治肇事者。在懇請寬恕的同時，他還須作出一系列的贖罪姿態：為無畏者讓舉行追思彌撒、在蒙特羅建立一所夏爾特爾修道院，在當初讓遇刺的橋上豎立一個十字架。此外，該和約還擴大了勃艮第權勢的地域基礎：奧塞爾和馬孔兩個伯爵領以及索姆地區的城市劃歸勃艮第。親王采邑也正式成為主權國家，一直到好人菲利普死去時為止。但是，公爵不再否認查理七世的合法地位，以此作為對後者的回報。

查理七世

諾曼底的抵抗日趨激烈。1432年進攻魯昂城堡的行動幾乎成功。兩年後，英國人的稅收引發的大起義幾乎席捲了整個諾曼底。1436年，巴黎為法國人敞開了城門。貝德福德死後，亨利六世的議政會內部爭吵不休。戰爭的結束指日可待。但是，苦難歲月並沒有因此告終。農村再度兵匪肆虐，《一個巴黎市民的日記》曾這樣記載1440年勃艮第“盜匪”的暴行:“每個落到他們手上的人都會被問及想活命麼?如果他逆來順受就只是喪失所有財物，如果想違抗，則遭搶劫或殺害。”新的瘟疫又奪去了大量的人口，前引那位巴黎市民在1438年時寫道:“若死神光臨一戶人家，家中的大部分人就會喪命，尤其是那些最強壯最年輕的。”同一年，“孩子、女人、男人都在日夜哭喊我要死了，善良的神啊，我要凍死了！我要餓死了！”

確立法國成為百年戰爭最後贏家的卡斯蒂隆戰役

不過軍事上法國的形勢一片大好。1441年，收復香檳地區。1450年，解放曼恩和諾曼底，並在巴約勒之戰中重創英軍。1453年7月17日，法軍在卡斯提隆戰役中殲滅加斯科尼的英軍主力，1453年7月，在卡斯蒂永之戰中再次打敗英軍。1453年10月19日，波爾多的英軍投降，法國收復加萊除外的全部領土。

“一切都在瓦解”

當時的災難造成了深遠的影響。Political structure在動盪中瓦解。由於查理六世的瘋癲以及隨之而來的叔父之間的競爭、布爾日國王地位最初的不穩固，法國王權長期虛弱，一些新的獨立公國都紛紛利用這一機會從中漁利。半個世紀以來，兩個、甚至三個“聖座的競爭者”為爭奪教皇權威吵得不可開交；當教皇的權威剛剛恢復時，它又面臨著高盧主義的挑戰，這種思潮就是在教皇權威衰微時出現的。巴黎大學是為法國國王的宗教政策出謀劃策的機構，也是一個政治壓力集團，但這時它已失去了在歐洲精神領域內的領先地位，同時，法國的君主們建立了一些新的學校，以便為自己培養所需的司法和行政官員。

巴黎大學一角

底層的動盪也像權力最高層的動亂一樣明顯。教區內的團結在加強，但信徒與他們的神甫之間的訴訟通常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除了分攤重建教堂的費用而引起的爭吵外，還有什一稅徵收中經常發生的爭端；另有一點特別重要。教區居民之間的磋商採取了一種新形勢。他們在宗教上恭謹虔誠，這與常年不在的教產享有者的無所其謂難以調和，因而居民之間自行商討教區內的問題。領主也與他的農民關係疏遠。因為他是新來的，在農民中間沒有根基，跟他們也沒有多少聯繫，只是靠綁票發財的冒險家，靠戰爭發家的貴族，是某個征服者安插的外來戶，要不就是作為貴族的債主的資產者。由於他們失去了與土地和村莊的所有實際聯繫，領主把地產的經營業務交給租佃者，領地和農民負擔的捐稅由商人去徵收，條件是這些承租人須向他繳納議定的收益，並將其送到自己在城裡的宅第中。戰爭和經濟變遷破壞了原有的依附關係。“一切都在瓦解，不知原因何在”，這是德尚在一首敘事詩中反覆詠歎的。

懺悔時代

德尚在詩歌的末尾以善意虔誠的忠告來勸導人們：“ 往後我們須好自為之，潛心愛上帝，侍奉上帝。”

但是，新的情趣趣味正在顯露，並將在重建時代的氛圍中煥發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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