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推行的养廉银制度,初衷是为了减少腐败,为何却养出很多弊端

清朝以前厚俸与薄俸对吏治的影响

官吏俸禄无非是薄俸或者厚俸,哪一种制度对吏治更能起到好的作用,至今也存在很大争议,根据历史上的情况来看,至少在汉、唐、北宋时期实行厚俸的方式。

比如汉朝时期,汉惠帝就下诏:“吏之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汉宣帝也下诏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

唐朝时期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制度层面完善了隋朝以来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因此在官吏的俸禄上也十分重视,当时的中书舍人呈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折里就写道:“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凛殷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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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汉唐来说,北宋的政治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十足的发展,宋朝建立之初,宋太宗表示:“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也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前不久大火的《知否》也从侧面展示了宋朝官员的俸禄情况,在历代王朝中,宋代官员的俸禄都是最高的。

宋朝的高薪却并没有带来吏治,在《水浒传》中,我们也看到宋朝的官场腐败,一直到明朝时期,开始改变“高官厚禄”。

朱元璋是穷苦大众出身,自然见识了官员的贪污,因此不但实行薄俸的措施,还实行重典严厉打击官员的贪腐。这种薄俸的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到明朝末年几乎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甚至联合起来与皇帝作对。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时说道,“今日贪取之风,所以固胶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清朝雍正时期实施厚俸的养廉银制度

清朝时期积极吸取明朝时期的教训,开始实行厚俸制度,仿制官员贪腐,然而到了康熙末年,贪腐之风盛行,已经动摇到国本,雍正继位初期,面临官吏贪污严重、官场陋规丛生,以及由吏治败坏引发的钱粮亏空严重、国家财政困难、政务懈弛、朋党纠集、阶级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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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继位后开始整顿吏治。

雍正在实行重典的同时,采取的是厚俸的方式,即创立养廉银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将耗羡归公后,从中拿出钱财来发放给各级官员。

养廉银制度的本意是通过增加官员的收入,改善官吏的生活水平,使得官员不愿意冒险去贪腐收回,来推动官员主动廉洁奉公,从而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养廉银制度从雍正时期率先在山西试点,成功后开始在全国推行,由地方官员推广到京城官员,由文官推广到武官,成为清朝时期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

养廉银立法的核心是厚俸养廉,因此清政府希望支给文官数十倍乃至百倍于正常俸禄,这就导致养廉银并不稳定,经过雍乾两朝几次大的变更,养廉银制度才愈加规范,成为定制。

养廉银制度最终从雍正时期建立,到宣统时期取消,贯穿清朝的中晚期,成为清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清朝时期实行养廉银制度的背景

(一)清朝时期官员正俸普遍偏低

清朝虽然被称为厚俸的朝代,实际上真正的俸禄是很少的,因为清承明制,在官员俸禄的制定上,清政府参考了万历年间的官员俸禄情况。

顺治在继位初议定文官俸禄时称“仍照故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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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品文官的俸禄来说,清朝时期的官员俸禄甚至还比明朝的要低,在二品以下官员的俸禄中,清朝才比明朝高一些。

这些俸禄根本不够明朝时期的花费,要知道清朝时期的官员吃喝用度是很大的,即使是幕僚、家丁都是由自己来开支。

雍正时期,著名的清官,也是雍正帝比较信任的官员李卫在任浙江巡抚的时候给雍正帝上奏折说:

臣到浙江,除止留家人旧有些须门包外,其吃食口粮俱系原籍装运。凡一切日用盘费,及两衙门(巡抚、盐政)幕宾修金,皆臣自备,年费约费八千余两。非敢刻意矫廉,实巡抚衙门一无所有。

注意划重点,年费八千余两,李卫即使是雍正的宠臣,也不会故意虚报开支,引起雍正的可怜,可见李卫是据实汇报。

而清朝时期巡抚是二品官员,根据俸禄来看,只有155两银子,这点俸禄如何能够维持一年8000两的费用呢?

(二)清朝是人情社会,礼尚往来的花费很多

相比于其他的官员来说,李卫是雍正宠臣,肯定用不到给上司送礼,然而,大部分的官员都有送礼的习惯的,甚至还专门有一个叫“打秋风”的此来形容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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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节礼发展到清朝中期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受贿的趋势。送礼的名目繁多,而且数额巨大。

这一点从雍正时期,江苏巡抚印务何天培的奏折可以看出:

闻向日馈送巡抚节礼诸项,正数之外,又有堂礼、随礼、绸缎礼、契食礼。其他赞营属印、请托题调、扣克规例、滥准词讼,盈千累万。

总之,逢年过节不给上司送礼,还想升官?“夫下属既送节礼以取悦上司,则有所恃。而生其挟制,必至肆行无忌,上司即有所闻,亦碍于情面,徇隐不言。“

(三)低俸禄下,严重影响管理的积极性,导致腐败

文官的俸禄水平过低,必然会影响官吏的积极性,弱化行政效率,在俸禄只有155两的情况下,每年却需要花费8000两怎么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可不是白叫的,没有人会自掏腰包来当官,换句话说,当官的目的是为了捞钱。

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清官生活拮据,反而不得上司的好,而贪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然后借助这些钱,再向上司行贿,以达到升官的目的。

当时对官员的升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给上级送了多少礼,而官员个人的素质水平、能力高低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通过送礼获得官位后,官员们也忙着疏通各种关系网络,以便为未来的仕途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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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贪官政治是一种很可怕的政治闭环,一旦形成生态,再想挽救必然十分艰难。

为此,连监察御史赵禧都喊出:“俸禄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

这些官员在雍正重典的情况下,很多官员选择明哲保身,而大部分官吏都是“念念只营功名,时时只顾身家,时刻只虑子孙,而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官吏的俸禄水平已经迫在眉睫,然而,雍正继位后并没有提高官员的正式俸禄,而是最终出台了养廉银制度。

养廉银制度跟火耗归公制度之间的关联

雍正之所以不是提高推行养廉银制度,其实和雍正时期实行的火耗归公政策密不可分。

(一)征税衍生出的“火耗“,成为官员重要收入来源

从明朝时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税收不收实物,只收白银,此举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地官员乱收税的情况。

然而赋税征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百姓在缴纳完白银后,政府会统一进行熔炼,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一些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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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这一损耗,各级官府都要求老百姓在缴纳应缴的税银后,还需要缴纳一部分的银子作为熔炼银子时候的损失,被称为“火耗”。 “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熔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

火耗的产生可以说是,地方官员与老百姓约定成俗的一种产物,就相当于现在在4S店贷款买车缴纳的金融服务费一样,它本身不会给你提供任何金融服务,也不会减少你的贷款利率,但是你想要贷款买车就必须交。

一般来说,碎银在熔炼过程中损耗的部分会有1%-2%的情况,是一个变化的数值,地方官员为了不亏本,都会多收一部分火耗,因为多于的部分就给地方官府留下了,也被称为耗羡。

清朝时期一直对火耗采取严厉制止的态度,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不得不对地方官员妥协。康熙帝曾对河南巡抚鹿祐谕云:“所谓廉吏者,非分文不取也。若无纤毫所私,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而不取其他,便可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可胜参。”

(二)火耗归公,触犯了官员的利益,用养廉银给予补偿

从税收的法理上讲,政府规定了税收的多少,却无法规定各地政府实行的收费,尤其是这种为了收税而收的费,政府更是无法去管理,所以在具体征收赋税过程中所需开支费用完全交给地方来决定,这就是火耗政策存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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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官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来改善自己的办公和生活,都在有意识无意识的增加火耗的比例,发展到最后火耗的比例甚至比税收都多。

火耗逐渐成为一个社会老大难的问题,中央政府没有得到这项收入,老百姓却身陷其苦,地方官员却可以用来随意支出,甚至据为己用。

这种税收透明,收费不透明的制度,“天下之财,尽没于火耗,是皇上之天下,其财半入于有司。“

雍正皇帝面对这样的情况,决定实施耗羡归公的政策。

耗羡归公简单点来说就是把把地方官员征收的火耗,收缴到国家财政部门,由国家统一管理,使得收费也逐渐透明化,以此来减轻百姓的负担,增加政府的税收,然而这个政策必然会触及大多数官吏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激烈的反对,即使是雍正帝在实行这项制度的时候也担心行不通。

而养廉银制度可以说是耗羡归公后对官员的一种变相补偿,使得官员不再跟老百姓多征额外的税费。

所以养耗羡归公的实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养廉银立法的正式实施。

养廉银制度在实施后带来的成效

养廉银制度从山西试点后,于雍正二年开始正式推行,在雍正年间不断完善,于雍正后期最终成熟,并且正式确立为清朝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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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宗旨是“为官员定养廉之资,为公事留办公之费。”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将原由州县私征之耗羡提解归公,收贮于各省司库,从提解归公之火耗中“酌中量留耗羡抵补无著之亏空”,然后根据政府制定的分配比例,在从司库中分发给官员。

养廉银制度和火耗归公并行的同时,第一成效就是提高了政府的收税水平,清政府的财政情况迅速好转,根据记载康熙末年,户部的库存不过八百万两白银,到雍正时期最多时达到六千万两,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雍正时期的西北用兵。到乾隆时期才有了:“财政丰盈,皆雍正十余载清厘整饬之功”的说法。

养廉银制度实行后的第三个成效,就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官员在有了养廉银后,很多官员在生活富足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减少对老百姓的掠夺,不会出现薄俸制度下,逼得官员不得不贪。

养廉银制度实行后的第二个成效,就是降低了耗羡率,雍正期间将耗羡最高为四川的加二五,且允许减不允许加,使得各地耗羡率降低并且规范,也使得原本不受限制的地方收费,得到了限制,不能像过去那样,耗羡要多少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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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养廉银制度在实行之初极大的改善了清政府的吏治情况,雍正曾经表示:“自联即位以来,严伤官方禁止私贿,又恐督抚等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给与养廉之项,像其公···········私有赖,俯仰从容,庶永杜苞直,以为澄清吏治之本”。

养廉银制度到了清末时期为何会失去作用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在初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清政府并没有迎来永久的廉洁政治生态环境,从乾隆后期开始,吏治又变得更加腐败,当时的清朝首贪和珅贪污的欠款已经抵得上国家的税收了,而和珅只是清朝众多贪污官员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人物罢了。

乾隆后期出现摊扣或者减发养廉银的情况,道光年间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养廉银折成发放。到了咸丰时规定文官三品以上扣发养廉银四成,武官二品以上扣发养廉银二成,以充军饷。

在晚清后期,由于国库空虚,养廉银更是逐渐减少,直到最后瓦解。

这和养廉银失去他的作用有着莫大的关系,在统治者看来,养廉银已经无法起到养廉的作用,给不给官员,官员还是去行贿受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最开始动的必然是养廉银子。

那么,问题来了,养廉银制度刚开始施行的时候成效显著,为何后来就出现那么多的弊端呢?

(一)养廉银的来源本身就不合理,不是国家的合理税收来源

前文已经提到养廉银和是火耗归公并行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火耗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清政府未能将其彻底取消,反而将其合法化,却丧失了制度实行的初衷,将这种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也只是雍正时期的权宜之计,真正在国家政府库存充裕之后就应该更改养廉银的来源。

清朝推行的养廉银制度,初衷是为了减少腐败,为何却养出很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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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当时在实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就表示:“钱粮之加耗羡,原非应有之项。朕勤求治理,爱养黎民,本欲将此项悉行禁革。”结果必然导致“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羡之外又增耗”。

(二)俸禄体系不合理,养廉银终究不能代表俸禄

前文已述,巡抚每年的俸禄只有155两,然而在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山西巡抚当年的养廉银高达 31700 两,河南巡抚的养廉银也达 28900 余两,两者相差竟然高达200倍之多。

正常的养廉银数额都比原来的正俸高的多,总督养廉银一般是其正俸的 8-12 倍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更不将俸禄放在眼里,使得朝廷对官员的宏观调控起到很差的作用。

(三)养廉银取自于民,用之于己,跟耗羡归己换汤不换药

正常来说养廉银应该从国家税收来出,在统一收税后逐级发放,养廉银基本是取自于哪里,用之于哪里,造成领养廉银的官员和交火耗的人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到乾隆时期,州县以下各官养廉就基本上都改革为就近发放,这必然给地方官员的贪污让出了操作空间。

(四)养廉银分配并不合理,导致官员分配不均

另一方面,雍正认为应该“高官厚禄”,当时高官的养廉银高达三万多两,而最低的只有400两,两者相差悬殊。

清朝推行的养廉银制度,初衷是为了减少腐败,为何却养出很多弊端

清朝推行的养廉银制度,初衷是为了减少腐败,为何却养出很多弊端

对高级官员实行发放多的养廉银,对中低级官员发放较少,这种以官阶为标准制定的养廉银制度,并不合理。

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惠及的官员数量也并不高,老虎虽贪,数量却少,苍蝇贪的少,数量却多。

尤其养廉银实行后,将原来的小吏派出惠官体系之外,这些小吏想要生存,必然又要拿来百姓来收取钱财。

总结:

一项制度的推行,必然要考虑它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也要不断深化推进,尤其应该加大监管力度。

厚俸养廉的前提必然是有赖于严格的监督,没有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下的厚俸,单纯的依靠官员自我克制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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