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思想家的社會契約理論
盧梭認為在社會的早期，人類就像未成年人一樣，雖然擁有天賦的自由權利，卻缺乏實現自由的生存能力。這個早期的人類社會就是政治學家們常說的“自然狀態”。
“自然狀態”下，主導人類活動的原則不是“想做什麼”而是“要做什麼”。面對生存的阻力，人們結伴而居，形成群居生活。這種生活方式不是出於意願，而是出於需要。因為單個人無法抗拒生存的阻力，人們不得不進行協作，無論這種協作是否阻礙了個人獨處的自由，每個人都應當接受。正是自然狀態的需要，使人類從分散的個人走向共同體，走向社會生活。
在這以後，矛盾就出現了。個人為了生存的需要而與他人結成共同體，放棄了自己的部分自由。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生存阻力的縮小，個人又會傾向於要求共同體恢復他之前讓渡出去的權利。
自然狀態下，人們加入共同體乃是出於需要，而在社會狀態下，人們留在共同體則是出於意願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加入共同體的需要，也沒有留在共同體的意願，那麼他必然會脫離這個社會，重歸山林，對於這些人來說，不熱愛共同體並非丟人的事。而那些留下來的，要麼是出於需要，要麼就是出於意願。
出於意願而結成的共同體，要想維持和永繼，必然得使這種意願制度化、固定化，因此便出現了社會契約。人們用社會契約的形式，承諾讓渡自己的部分自由，志願加入共同體。盧梭認為社會契約的首要內容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盧梭（1712-1778）
霍布斯的主權理論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說：“權利的相互轉讓就是人們所謂‘契約’”。與孟德斯鳩相反，他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們都是好鬥的，如果沒有制度和規範，人們總是互相搶劫，彼此殺戮。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及財產安全，少數人走向了聯合，他們通過轉讓權利，簽訂契約，建立起公權力。
“我放棄我管理自己的權利，把它授予這個人或這些人的會議，只要你也同樣把你的權利授予他，並且認可他的一切行動。這樣作了之後，如此聯合在一個人格里的人群就叫做‘國家’——這就是那偉大的‘利維坦’的產生。”——《利維坦》
霍布斯所說的國家（拉丁文叫作civitas）包括兩部分，一是主權者，二是轉讓權力和力量的人群。主權者集中了每個人轉讓給他的權力和力量，把大家的意志引向國內和平與互相幫助，並反對國外敵人，所有人都要服從於主權者的意志，統一思想。主權者擁有主權，因而被稱為“
元首”，而那些把權力和力量轉讓給他的人便是“臣民”。 《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
霍布斯認為獲得主權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靠暴力、強力，迫使人們及其後人服從於主權者的意志；另一種是簽訂社會契約，自願服從於主權者的權威。
在以社會契約為結合形式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毫無保留的轉讓了自己的權利，每個人都不再擁有天然的自由，而享有了社會的自由。如果共同體中存在某些人未完全讓渡自己的私人權利，那麼共同體就不是我們說的那種最佳的結合形式，這種結合也只是一種暴政或空洞的說辭。
例如國王自己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卻監視著人們的一言一語，未繳納稅款的人民會被投入監獄，而貴族卻能得到豁免等等。人民與這部份未完全讓渡天然權利的人簽訂社會契約，就如同簽訂了被欺騙的虛假合同，而這種合同是無效的，因此這種共同體是非法的共同體，除非它使用暴力來壓迫個人的意願，否則它很快就會解體。
“主權”是至高無上的
霍布斯所說的主權者既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些人組成的會議，唯獨不包括那些把權力和力量轉讓出去的群眾。《利維坦》認為“元首”或會議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與職能，主要包括：
第一，任何臣民都要服從於主權者，不能夠另外簽訂新的社會契約；
第二，任何臣民都不能剝奪主權者的權力和力量；
第三，不服從於主權者的臣民，可以被殺死，這是正義的，因為他先違反了契約；
第四，主權者不會傷害任何人，因為他的權力都來自每個人的轉讓，所以每個人都不能夠譴責主權者傷害了自己；
第五，處死一個擁有主權的人，或者臣民以任何方式處罰一個擁有主權的人，都是不正義的；
霍布斯假定了主權者的利益與人民相一致，這也就是把人民和主權者當作兩個事物來看待，沒有“人民主權”的思想在其中。他所說的主權者其實可以是元首、可以是會議，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實際上就是是國王。國家就像利維坦這樣怪獸，依靠主權來壓服一切其他權力，避免爭鬥和戰亂，維護統一。但是，如果主權者和人民的分離的話，它很可能會導致君主專制。因此，盧梭在霍布斯的基礎上發明了“人民主權”的學說。
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
盧梭與霍布斯的不同之處
從某種角度來說，在《社會契約論》裡，盧梭最大的發明並不是“社會契約”，而是“人民主權”。“社會契約”的思想早就由霍布斯和洛克來闡述了，盧梭最大的奉獻在於把“主權”跟“人民”統一起來。
真正的共同體由每個人訂立社會契約而結合成，因此盧梭說：“
訂立公約大會由多少人參與投票，所組成的共同體就有多少成員。”而那些未參與投票，未能表示個人意願的人，首先他們沒有共同體賦予的權利，其次他們也無需為共同體履行義務。如果不給投票權，不賦予權利，而卻要求別人去履行義務，這就是一種壓迫。在奴隸制民主的古希臘城邦中，外邦人沒有參與城邦的社會公約，所以也就沒有了本城邦賦予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是出於意願，這是正常的；而婦女和奴隸，無論是否願意，都被共同體排斥在外，他們沒有投票權，卻要履行共同體規定的義務，所以他們都是“奴隸”。
在盧梭看來，那些訂立社會契約，被共同體賦予權利和義務的人，就叫做“人民”，他們都是主權者，擁有主權。而在共同體中擔任要職，能夠代表主權威嚴的個別人就叫做“公民”。（這與我國的政治用語相反，在盧梭那裡，“人民”是比“公民”更廣泛的政治範疇。）
對於共同體來說，一個人，無論他有什麼信仰、處於什麼階級、擁護什麼政策，只要他加入共同體，並且被共同體接納，他就是“人民”。如果他在共同體中擔任了要職，代表了共同體的威嚴，那他就是個“公民”，是一名公職人員。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公民”只是代表了“人民”和共同體的
威嚴，卻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對比霍布斯的理論，我們發現：
一、在霍布斯那叫作“臣民”的人，在《社會契約論》裡則被稱為“人民”；
二、霍布斯的“臣民”沒有主權，盧梭的“人民”擁有主權；
三、霍布斯認為主權只在公職人員手中，盧梭則認為公職人員只是代表了主權者的威嚴而已。
“人民”就是“主權者”
“臣民”這個詞在盧梭那裡也發生變化，盧梭認為：“臣民是對服從於國家法律的成員的稱呼“。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臣民只服從於國家法律，而不是任何個人的意志。當元首服從於法律時，他實際上也是法律的“臣民”，人們只有在國際法律的面前才是“臣民”。
盧梭認為“
國家”、“利維坦”的真正含義是指所有參與訂立社會契約的成員，也就是“人民”。但“國家”不同於“人民”，“人民”是一箇中性的、無傾向的名詞。“國家”則指受到共同體限制的那些“參與訂立社會契約的成員”，這是從被動的角度來看；如果從主動的角度來看，訂立社會契約的成員都是共同體的主人，因此他們都是“主權者”。當這個共同體與別的共同體進行比較時，就叫做“政權”。毫無疑問，“國家”、“人民”、“主權者”和“政權”其實指的都是簽訂社會契約的人，共同體的主權就屬於這些訂立社會契約的人，而這些人正是“人民”，所以說“主權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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