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翻開工作筆記，西部某縣級市一街道辦黨工委書記張華（化名）臉上寫滿無奈，本子上，密密麻麻記載的都是他參加的各類大小會議。內容上，除了街道辦機關例會安排佈置的工作較為具體外，他參加的其他上級召開的會議均大多隻記載了領導講話要點、會議精神要點，具體內容少。
鄉鎮（街道）黨委書記的工作筆記，本應記錄工作中方方面面的內容，包括進村入戶收集到的群眾意見、建議、訴求，上級安排部署事宜，工作推進完成情況，抓落實中碰到的困難問題，聽課、聽報告、開會記錄的內容……而不是如張華的工作筆記一般，淪為“會議記錄”。
透過工作筆記，走進張華的內心，半月談記者深切地感受到，目前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三多”——文件多、會議多、平臺多，基層幹部有“一怕”——怕層層傳送責任，問責泛化簡單化。其中，不少是基層負擔的硬骨頭。
前不久，中辦印發了《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決定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基層幹部對這一好政策充滿期待。張華說，文件下發一個月來，感覺文山會海的問題有所緩解，發文、開會量下降了20%左右，但“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層層傳送責任”等問題改觀不大。
文山會海氾濫：年均收到3000多份文件，相同主題的會陪開三四次
看一看張華的辦公桌，就知道目前文山有多“高”。3月4日，張華終於把辦公桌面清理了，各種文件、報紙雜誌、發放的書籍，已經在桌面上“堆”不下了。
張華告訴半月談記者，街道辦年均要收到3000多份文件，“這些文件‘兩多一少’，轉發文件多、便籤式文件多，有文號的文件少，只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安排工作的”。“有的文件下發到街道，上級就急忙要求我們報送材料，不管你落實工作還需要時間。”“有的文件動輒就寫著這項工作是領導批示了的、過問了的，要實行考核，以此向基層顯示：我的這個文件、工作很重要！”
翻開張華的工作筆記，還能看見會海有多“深”。去年12月，張華有10天在開上級召開的會議，共計參加13場會議，會議內容包括文化項目、社會組織工作、社區工作、農業園區建設……
“有的會議，同樣的主題同樣的內容，各級層層開下來，鄉鎮（街道）黨委書記得陪著開個三四次。”張華說，“現在街道辦的微信工作群，成了會議通知群，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不斷推送會議通知。”半月談記者在該微信群看到，通知街道辦主要領導、分管領導3月5日到市裡參加的會議有2個，6日有4個。
“層層為什麼下發這麼多文件、開這麼多會？有些是為了應付檢查、推脫責任，彷彿發了文件、開了會就把工作落實了一樣。”張華說，“現在上級給我發一個文件，我給上級回一個材料，工作成了函來函往，紙來紙去。”
半月談記者近期接觸到的四五名鄉鎮黨委書記都談到參加上級會議佔用了他們太多時間，一週開個三五次會議不算多，一天參加兩三個也屬正常。有的鄉鎮離縣城較遠，開會加上來回路程，消耗了基層幹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助長了形式主義。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黨建方面的平臺上就有10個，每天安排兩三人登錄
網絡的發展特別是手機日益成為一種辦公工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與時俱進”，在PC端、移動端不斷“開疆拓土”，給基層工作增加了新的負擔。
張華告訴半月談記者，僅黨建方面，街道辦安裝的上級開發建立的平臺就有約10個，包括黨員統計、X城先鋒、黨員自願服務管理平臺等。街道辦需要安排兩三名工作人員，每天在PC端登陸，查看是否有新的通知，是否有新的材料需要報送，是否有新的報表需要填寫。
此外，城管數字化平臺、綜治網格化管理平臺、河長制APP等其他各種PC端、移動端平臺也不少。
張華說：“街道辦大大小小的工作，記在本子上還不行，還得動態化、表格化、電子化，然後上傳平臺，上級在後臺看基層工作的完成情況。”半月談記者觀察發現，一些上級部門在其開發建立的手機APP中加入痕跡管理功能，這本是一種科學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如果過度留痕、發現問題而不去解決，就演變成了“痕跡主義”。
張華擔任河長的河流（灌溉渠系）依據相關規定屬於省管河道，他把巡河中發現的問題通過河長制APP上傳到後臺。“河長辦接到問題反映後，讓我自己處理，這不成了我自己生病自己看病自己抓藥嘛？”張華說。
“層層傳導壓力”變味成“層層傳送責任”
張華在20世紀90年代參加工作，從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員成長為街道辦一把手，見證了鄉村工作由生產管理向為群眾服務的轉變。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困擾下，他深切地感受到基層工作越來越難做，基層幹部不僅身累、心累，壓力也越來越大。
“拿一票否決來說，我參加工作時，只有計生、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行一票否決，而現在一票否決的面大大拓寬，上級領導重視某項工作就對這項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如工商稅收、第三方測評、招商引資、安全生產、信訪……”張華說，某項工作被一票否決了，不少基層幹部就破罐子破摔了。
問責泛化簡單化等問題，也讓基層幹部長期思想緊繃、壓力巨大。張華告訴半月談記者，現在許多工作，只要領導一重視，就把問責的“緊箍咒”套在基層幹部的頭上。“一位領導要求我一個月把一片地徵下來，否則問責。但是徵地時間受多重因素影響，也不受我主觀意志左右。”
半月談記者觀察發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層層怕擔責。“中央領導要求層層傳導壓力，但我感覺到了我這兒，成了層層傳送責任。街道辦轄區出現違建，我發現後上報市上部門，部門回答說，按照屬地原則，街道辦負責拆除，可是街道辦沒有審批權、沒有執法權，怎麼拆除？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向基層傳送責任。”張華說。
問責泛化簡單化，還讓基層幹部思想不穩定，不少幹部“怕出事、怕擔責”，想著逃離基層。 該市組織部門曾在全市鄉鎮（街道）幹部中徵求意見，在“願意留在本崗位、轉崗改非（改為非領導職務）、到市上部門工作”的三個選項中，選擇最後一項的居多。張華說，只要能到市上，有的幹部哪怕級別下降一級都願意，搞後勤都可以。
閱讀更多 保定檢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