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大學”
——我在“渭南縣赤水中學”的求學記憶
作者 劉正軍
校園作家張者先生，曾說這樣一句著名的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所永恆的大學。不少人都有校園情結，雖然走出了學校，又會不時地想起它，還會走進去。”我的母校——渭南縣赤水中學，就是我心中這樣的一所“大學”。
——題記
一
渭南縣赤水中學位於二華交界的赤水河畔，距有名的赤水橋（即橋上橋）僅咫尺之遙，是一所具有革命傳統的老學校。它的歷史，可以上溯到20世紀20年代初，是1922年9月由中共早期黨員王尚德自費在法濟寺（即樊家寺）舊址上建立的，最初校名是“渭南赤水私立職業兩等小學”。王尚德是赤水姚李村人，1922年7月畢業於武昌中華大學①，受中共董必武派遣，返回陝西創建黨團組織。返陝後他即用自家資金建立了這所學校，並以此為掩護秘密從事革命活動。1936年秋，他又將此校改辦成了“私立赤水初級農業職業學校”，並由于右任題寫了校牌和校徽②。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將這所學校改辦成了渭南縣赤水農業學校。1954年該校遷往大荔，政府在該校舊址上建立了渭南縣第四初級中學，後又先後更名為渭南縣赤水中學、渭南市赤水中學、渭南市赤水職業中學、渭南尚德拓展基地。黨的十八大以後，臨渭區政府將這裡打造成了集愛國主義、國防教育和旅遊休閒為一體的，按國家4A級景區標準設計的紅色旅遊景區——“渭南軍事博覽園”。目前工程已接近尾聲，估計不久即可對外開放。
我上初中時，有兩年是在這裡度過的，對這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赤水中學大門（2013年3月攝，當時校名是渭南尚德拓展基地）
二
我是1961年秋，由華縣瓜坡中學轉到這裡來上學的。當時校名是渭南縣赤水中學，校長是李超武，教導主任是吳志超；有11個初中班、2個高中班（高六三級）。到了1962年秋，由於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壓縮辦學規模，撤點並校，把兩個高中班併到瑞泉中學去了，於是這裡便重新成了初級中學。
赤水中學雖然是一所農村初中，但因升學率特高，所以在渭南縣名氣極大。如我的上一屆畢業生（初六二級），升學率曾居全縣之首——不僅超過了全縣的農村初中，而且超過了城區的瑞中（完中）和杜中（初中）。當年（1962年）瑞中高中部僅招兩個班（即高六五級），招生範圍是渭河以南的5所初中（瑞中初中部、杜橋中學、崇寧中學、陽郭中學、赤水中學）。但僅赤水中學一個學校，就考入了四五十名——佔招生總數的半數以上，超過了其它4校的總和。據赤水中學初六二級乙班劉亦農回憶，當時僅他們乙班，就考入了22名。正因這個原因，當時縣城裡的許多幹部子弟，也都捨近求遠，慕名到這裡來上學。
初來乍到，這裡給我的感覺是秀麗優美，清雅幽靜。校內高樹成行，綠蔭遮翠，碧水環繞，鳥鳴婉轉。校園綠化率極高，處處長滿了楊樹、槐樹、垂柳、梧桐以及龍爪柳等，尤其是學校正中花壇內的兩株垂柳，高大挺拔，需數人手拉手才能合抱。它長長的枝條，從數丈高樹頂直線般落下的樣子，不僅分外好看，而且會使人產生“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的遐想。王先生當年修建的十幾間綜合樓北側，有一排高高的白楊。夜深人靜時，我們躺在宿舍，可以聽到白楊葉子嘩啦啦的響聲。
校園半邊（西側、南側及北側）環水，一條小溪橫貫校園西南。操場設在學校西半部，去操場的路上，要經過一座小橋，橋下常年流水潺潺。特別誘人的，是校傳達室背後東牆角下，有股汪汪清泉，一年四季泉湧清波，源源不斷。泉水湧出後流經三個由小渠貫通的圓形水池，池邊渠邊均系水泥砌面。三個圓池內，泉水清澈見底，不時泛起銀子般的水波——那是師生們清晨洗漱和飯後洗碗的地方。泉水流過圓池之後，在校門正前方照壁背後，流入一個東西狹長的矩形水池，池子周邊鋪著青色石板——那是師生們洗衣的地方。泉水從洗衣池流出後，通過一條小溪向西緩緩流去，最後歸入校園西側的大水池中。
校園西側、南側及北側，是連接在一起的水池。池邊綠樹成蔭，小徑環繞，池內不時有魚兒穿梭。學校的工友祝師，常挽著褲腿在池中摸魚。他將一個沒有底的竹籮筐，猛地扣入水中，壓實周邊，然後就彎腰在筐內水下摸起魚來。每當摸出活蹦亂蹦的魚兒時，池邊圍觀的同學們會齊聲為他喝彩。
赤水中學這充滿活力的綠色環境，與瓜坡中學有天壤之別，所以我立即就喜歡上了它。
三
回憶在赤水中學的求學經歷，我覺得這裡的突出特點，一是非常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對德、智、體、美、勞等幾方面的教育均抓得很緊，二是非常注重對學生的個體尊重和人文關懷。
學校校長李超武，是我黨的一名老幹部——聽說解放前是地下黨員，解放初參加過農村土改。主政赤水中學時，他對德育教育特別重視，每學期都要組織很多活動。在我的記憶裡，學校曾邀請過紅軍老戰士×秀英（女）、全國勞模黨順海(養牛能手)、婦女代表×××（名字記不清了）等，給我們作過報告，清明節組織我們給王尚德烈士掃過墓等。1963年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指示發表以後，學校組織了很多宣傳教育活動，如雷鋒事蹟宣講會、演唱會等。畢業前夕，學校把“一顆紅心，兩項準備”的教育抓得很緊——組織我們學唱“到農村去，到邊疆區，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歌曲、學習邢燕子、韓志剛等下鄉或返鄉青年的先進事蹟、邀請優秀畢業生（返鄉青年）回母校給我們作報告等。說實在話，雖然那時我的學習成績很不錯，但對“一顆紅心，兩項準備”的要求，也是真切地做到了——如果真的沒考上高中要回鄉務農，不但沒有任何思想障礙，而且還會滿懷豪情地去迎接新的生活。我現在都想不明白，當時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
在智育教育方面，學校非常重視常規教學，從備課上課、自習輔導、作業批改，到考試考核等，有一套科學規範的教學流程和管理辦法；對教師的要求也相當嚴格——課前集體備課，自習深入班級，作業全收全改。數、理、化教研組，都配合課堂教學辦有牆報。學校經常組織觀摩教學，對教師的教學作出評估。以年級為單位，頻頻組織學科競賽。初三下學期，各學科都要印發複習提綱。提綱由教研組討論編寫、教導處李士純老師刻紙油印，學生人手一冊。為了提高應試能力，畢業前要組織三次大考。在此氛圍下，學生文化課的基本功都很紮實。
除文化課外，學校對其它“副課”同樣抓得很緊，並不因中考不考而有所放鬆。
為激勵學生鍛鍊身體，增強體質，學校每年都要舉辦運動會，或體操比賽、初級拳比賽等。初級拳和體操相比，難度大多了，但當時學生不分男女，人人必須學會！——比賽時全班上場，不得缺席一人。在初級拳比賽中，我班曾得過年級第一。另外，學校還邀請過省專業體操運動員來校表演單槓、雙槓、鞍馬、吊環等，使我們大開眼界。在這裡，我們這些農家子弟，第一次看到了運動員雙手緊握單槓，360°轉圈打輪子的表演，個個驚歎不已。
那時的美術課，不僅組織學生臨摹，還組織學生寫生。美術課堂上，我曾按美術教師（兼音樂教師）牛振亞的安排，坐在椅子上拿本書做專心讀書狀，讓大家照著畫畫——算是當了一回模特。初六三丙班的王永林，也曾拿著鋤頭彎腰做鋤地狀，給他們班當過模特。
學校對音樂課也很重視——除組織學生學唱歌、識簡譜外，還要求每名學生要自學一件樂器。這絕非是說說而已，而是要列入期末考核的。因此學生中學吹口琴的、吹笛子的、拉板胡的、拉二胡的，應有盡有。因口琴簡單易學，故以吹口琴的居多。我轉到這裡時，同滿倉、郭克龍的口琴已吹得相當出色了。我班的王建昇，長得五大三粗，是地道的粗人，但他學的竟然是個文縐縐的冷門——洞簫。我清楚地記得，考核時王建昇手扶洞簫，正襟危坐，神情極為專注，奈何幾次都沒吹響；後來雖吹響了，但簫聲太弱，牛老師根本聽不見。所以牛老師只好低著頭，彎著腰，將耳朵緊貼在洞簫旁邊——他那凝神聚氣的專注神態，把同學們都逗樂了。幾經折騰，王建昇好不容易才通過了樂器考核這一關。
那時學校經常舉辦文藝晚會。高六三甲班的大合唱《大渡河》、周錫銘的單口相聲，高六三乙班的歌劇《劉三姐》、鄭水仙的獨唱，初六二級羅佔祺的詩朗誦，初六五級張絨霞、杜改草的獨唱等，都是非常精彩的節目。我們班張秋萍、施聖傑演出的秧歌劇《小放牛》，也曾引起全場轟動，獲得過滿堂彩。坐在觀眾席首排的班主任邢尚賢老師，因此高興得合不攏嘴。學校還組織過魔術晚會，師生們同臺表演，把學過的理化知識運用到魔術上，先表演，再釋疑，既起到了娛樂作用，又鞏固了理化知識。
在這濃郁的藝術教育氛圍中，我先後學會了識簡譜、吹笛子、拉二胡、彈三絃，後來還加入學校小樂隊，上臺參加過一次樂器合奏。從此以後，對音樂的愛好就伴隨著我終生，給我帶來了無窮樂趣。
除此之外，這裡的勞動實踐也很頻繁。學校北邊是一個農場，每班都分有一塊菜地。在農基老師楊××（綽號楊老將，名字記不清了）指導下，學生要定期到菜地參加勞動——栽菜苗、除草、澆水、施肥等。施肥時，常常是一部分同學抬水茅，一部分同學推水車。把水茅抬到渠邊後，就緩緩倒入流水中。如此以來，水茅就和流水混合在一起，源源不斷地流入菜地了。由於水肥充足，所以我們種的西紅柿、茄子、黃瓜、冬瓜、南瓜等，都長得很大。為激勵大家的勞動熱情，學校還舉辦過一次成果展評。展評會上，冬瓜南瓜的數量最多，個頭最大，因此最為惹眼。那時學生灶及教工灶從不買菜，用的都是師生自己種的菜，特別是秋季收穫的冬瓜和南瓜，足夠師生們吃一冬。另外，師生還經常參加建校勞動，如到赤水河裡抬石頭、拉沙子等。擴充操場時，操場幾百米長的圍牆，全是師生們動手打的——每天每班要打五六堵牆。學校買的一批機瓦，火車運回後卸在了赤水車站，後來全校師生齊出動——抱的抱，抬的抬，拉的拉，把它搬回了學校。通過勞動，不僅使學生學會了很多生產技能，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學生熱愛勞動的好品質。
四
當時三年困難時期尚未結束，學生生活依然清苦——開飯時大多數都是開水泡饃。到了冬天，開水泡冷饃的滋味很不好受。為解決這個問題，學校提出了使每個學生每頓都能吃到“熱飯、熱饃、熱菜”的目標；並針對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辦了全灶、半灶、餾饃灶。全灶是每頓都有飯、有饃、有菜的灶——上全灶的主要是高中生和來自縣城的學生。半灶也叫米湯灶，每頓只供應玉米粥，沒有饃和菜——上半灶的主要是農村學生。連半灶也上不起的學生，可以上餾饃灶——早操後把自己的饃饃、紅苕、土豆等裝進網兜，交給灶房免費餾熱。開飯時，學生只須提走各自的網兜就是了。這些以學生為本、為學生服務的做法，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正是學校的這些措施，使很多同學度過了三年困難的難關，免遭輟學的命運。
在此上學兩年間，我以背饃為主，上過兩個月全灶，三個月半灶。上全灶時除繳灶費、麵粉、玉米糝外，每月還要繳四兩油；上半灶時只繳少許灶費和一些玉米糝就行了。
在此上學兩年間，我以背饃為主，上過兩個月全灶，三個月半灶。上全灶時除繳灶費、麵粉、玉米糝外，每月還要繳四兩油；上半灶時只繳少許灶費和一些玉米糝就行了。
上全灶的農村學生，當時都是提著小油瓶子、扛著面袋子和玉米糝袋子，到管理員甄志賢老師那裡辦手續的。甄老師辦事公道，認真負責，收油時非常細心——秤稱得平極了，高一點低一點是絕對不行的。因為那時食油極其珍貴，從中央到地方，人均標準是每月四兩。
上全灶期間，有件事情至今令我難以忘懷。
那時學校炊事員較少，開飯時忙不過來，就挑選了幾名學生幫炊事員打飯。我剛上全灶，就有幸被甄老師選中，成了服務生中的一員。我的搭檔是初六二級的李自強。開飯時我倆站在一口飯缸旁，各自手執一個飯勺，給同學們打飯。飯後我們這幾名服務生，每人可以分得半碗蘿蔔菜（比其它學生多得多）。當我端著蘿蔔菜回到宿舍時，看見王實齋等幾位同學還在吃開水泡饃，就邀他們一起分享。他們也不推辭，立即圍住菜碗，一掃而光。誰知第二天我端碗回來時，他們竟還在那兒等我，我只好和他們再次分享。以後竟成習慣——天天如此。雖然後來我打心眼裡不願意，但礙於情面，只好違心地堅持了下來。不過，我也因此落了個好名聲。
甄老師之所以給我安排這個差事，顯然是出於對我的照顧。但後來我還是因繳不起灶費、麵粉及每月四兩油而改上了半灶，終於丟掉了這個“飯碗”。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十分可惜。
五
1963年7月，我在瑞泉中學參加了升學考試，不久就接到了該校的錄取通知書，心裡非常高興。但當得知我班有6名同學被錄入華清中學後，又感到非常失落——因為華清中學是當時渭南專區的重點高中，名氣極大。後在父親的反覆勸說下，才慢慢恢復了平靜。事後得知，當年中考是統一考試，分批錄取——先錄重點高中，再錄普通高中，最後錄初中專。當年的錄取結果表明，我們初六三甲班，錄入華中的6名（李正肖、屈淑琴、張彩霞、曹華眉、劉泉魚、陳克懷）、錄入瑞中的25名，錄入初中專（如咸陽機校等）的7名。當年瑞中只招3個高中班（每班45人），但僅我們一個班，就考入了25名（若算上考入華清中學的6名，就是31名）。赤水中學升學率之高，再次得到了驗證。
總而言之，就我的親身感受而言，當時赤水中學之所以能成為渭南名校，並不單純是升學率高，更重要的是它先進的辦學理念、高素質的師資隊伍、良好的教風學風、優美的校園環境、濃厚的文化氛圍，以及對學生的個體尊重和人文關懷等等，共同構建了學生思想中不可取代的精神座標，從而為他們的終生髮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即使到了現在，只要一提起這所學校，從這裡走出的許多學生，仍會深情地注目回望，對它充滿了由衷的感激和眷念。
校園作家張者先生，曾說這樣一句著名的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所永恆的大學。不少人都有校園情結，雖然走出了學校，又會不時地想起它，還會走進去。”回憶起來，我的母校——渭南縣赤水中學，就是我心中這樣的一所“大學”。
初中生活結束了，赤水中學留給我的，是終生的眷念。
注 釋
①中華大學：即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現華中師範大學前身），是中國第一所不依靠政府和外國人而獨立創辦的私立大學。民國元年（1912年）創辦，創辦人是武漢黃陂人陳宣愷和陳樸生（由陳宣愷先生任校長），同年八月招生，校訓為“成德、達材、獨立、進取”。
②除“赤農”外，當時于右任還為王尚德辦的另一所學校——“赤水集成小學”（即現臨渭區程家鄉赤水小學），寫了校牌。因“赤農”於1954年遷至大荔，所以校牌已了無蹤影；而“集成小學”的校牌至今仍在。下圖即筆者和此校牌的合影。校牌右上角是小字“民國二十五年”，正中是大字“渭南赤水集成小學”，落款是“右任”，落款下有一方形印章，上刻“關中於氏”四字。
【作者簡介】：劉正軍，渭南市華州區人，文學愛好者，作品散見於《渭南日報》《都江堰報》《天水日報》《華山文學》《西嶽》《陝西傳媒網》《陝西農村網》等報刊雜誌及網絡平臺。
閱讀更多 華州文史薈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