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西之水
“如果將天皇指控為戰犯，將會引起日本國民無法想象的震動，這一結果將會帶來無法平息的混亂……政府各大機構將會崩潰，文化活動會停止，混沌無秩序將會繼續惡化，山區將會出現游擊戰……在我看來，如果近代以來導入民主主義的希望逐步消失，那麼國民必會分裂，也必然會有堅持共產主義路線的強勢政府誕生。”
1946年1月25日，麥克阿瑟向美國陸軍發送了有關天皇的長篇絕密電文。隨著二戰結束，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如雨後春筍，美國也對自身在東亞的利益有所擔憂。而在這一時期，盟軍大量成員國也提出“審判裕仁”的口號，除去中華民國明確將“日皇裕仁”列為起訴對象外，澳大利亞也因戰爭期間多次受到日軍襲擊而對指控天皇持積極態度。為了保證戰後改革順利進行，麥克阿瑟不得不向美國長文表達自身態度，最終獲得認可。美國政府隨即聯絡英國、法國、蘇聯等國家，保證盟軍各國不再對昭和天皇提出訴訟請求。
一方面要說服其他盟軍成員國，另一方面麥克阿瑟也要想辦法讓日本人統一口徑，這時他的重要謀士邦納·費勒斯（Bonner Fellers）准將就顯示出了自身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作為情報協調局的後身——戰略情報局（oss，中央情報局前身）的宣傳專家，費勒斯就來到菲律賓，專門從事對日宣傳工作。在他的幫助下，麥克阿瑟的軍隊對日軍俘虜實行了嶄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熱愛和平，但軍國主義分子背叛了天皇，為了一己私利發動戰爭，只有幫助美國把日本軍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這種“清君側”的思維與很多日本中下層士兵的想法非常貼合，促使很多日軍俘虜轉而幫助美軍，使得美軍順利獲得相關軍事情報，終結二戰。
來到日本以後，他撰寫了數份關於日本戰後民主改造的報告，特別強調了維護天皇存在的重要性。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費勒斯對40多名日本高官進行私下“傳喚”，並開始指導各相關人士統一口徑，共同為天皇逃脫審判，他的經歷在2012年也被拍攝成電影《天皇》。
費勒斯最著名的對話發生在1946年3月6日，原首相米內光政來到駐日美軍總部。面對這位素來反戰、卻敬重天皇的海軍大將，費勒斯開門見山，提出希望東條英機能夠如下表態：“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即使陛下反對與美作戰，我決心已定，要強行推動戰爭。”米內光政表示同意，並認為對美開戰責任應該轉嫁給東條英機與島田繁太郎（開戰時的海軍大臣），隨即保證“僅就島田而言，我確信，他已經做好了承擔全部責任的準備”。
米內光政作為日本海軍不多的受到美國認可的人物，在戰後一直是聯絡各路海軍軍人、庇護天皇的重要人物。不久後，原海軍省改組的第二復員省開始圍繞審判制訂對策。他們銷燬了大量戰時相關文件，並以模擬法庭的形式將戰前所有海軍高官一一過審，讓所有人統一口徑，將開戰的戰爭責任全部歸於陸軍，同時將各具體部隊的戰爭罪、反人類罪歸咎於當地指揮官，以求保護昭和天皇免於起訴或減少量刑。
1946年4月3日，在一系列運作下，駐日美軍最高決策機關——遠東委員會（FEC）決定將不起訴日本天皇列入“諒解事項”，並同意“從戰爭罪起訴中刪除日本天皇”。對於這個“諒解事項”，東京審判的審判長威廉·韋伯（William Webb）也隱晦表達了不滿：“（是否起訴天皇）不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天皇逃脫審判的決定毫無疑問是基於所有盟國的最佳利益而做出。”隨後，檢察官團體特意在天皇生日4月29日提請訴訟，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駐日美軍做出無聲的抗議。
但有趣的是，就在大家都覺得塵埃落定時，東條英機卻又突然“說漏了嘴”。1947年12月，辯方律師曾提問東條英機：“木戶侯爵（幸一）是否有過反對天皇希望和平的發言呢？”針對這一問題，東條英機毫不猶豫地回答：“據我所知肯定沒有，不僅是他，全日本國臣民都不可能反對陛下之意做什麼事情，更何況是高官呢？”
這句話明顯是把天皇放在了一個不利局面上，如果無人敢違抗天皇命令，那麼天皇沒有阻止戰爭爆發，這就是他應該受審的鐵證。於是在1948年1月，檢察官約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抓住機會明確詢問：“你之前反覆說過天皇愛好和平，但又說日本臣民不會不遵從天皇的命令，是嗎？”這時東條英機已經警覺起來，明確表示：“陛下到最後的一瞬間都在期盼著和平，這場戰爭的責任只在我一人，天皇陛下與其他人都沒有責任。”
雖然這次“說漏嘴”讓昭和天皇乃至麥克阿瑟都非常緊張，但最終還是順利搪塞過去，無論輿論界與史學界如何批判昭和天皇，他繼續作為天皇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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