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句古話是說讀書人只有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才是最好的出路，哪怕是做一個基層的州縣官，也遠遠好過那些種地、經商的普通民眾。可是，做官也分三六九等，即便是同樣為州縣官，也得看在哪裡任職。
明清時期，全國有一千多個州縣，每個地方的經濟水平、重要程度都不一樣，往往會有幾個等級。比如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以及湘鄂等少數民族居住地區，就是當官的最不願去的地方，個個視其為畏途。為此，明清兩代出臺了不少鼓勵措施，鼓勵幹部去邊遠地區任職。
明代吏部任官方式中有“遠方選”和“邊方選”，就是可以授給低級官職的監生出貢、吏員行取，都在吏部掛號排隊聽選，其中凡年過四十，排隊時間已滿三年以上者，如果願意出任“遠方州縣”、“邊方州縣”巡檢、吏目、倉官、驛丞等各種九品不入流雜職的，可以提前考選補充任。
但實際情況表明，朝廷的這種鼓勵措施收到的效果並不理想，願意前往這些地區的，往往也是窮途末路，實在是沒有辦法，他們去了以後，大多無所作為，只是貪圖利祿而已。因為條件艱苦，凡是被派去的人，一般都只是在省城住下，吃官俸，再就是設法向上司討些差事，把任期熬滿算數。所以到了嘉靖後期，朝廷最終停止了邊、遠方選。
清代同樣也是如此，清初，因為補授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官員，往往以各種託辭，拖延到任時間。吏部為了避免職務懸缺，耽誤公事，也像以前明朝的做法，特許雜途出身而願意赴邊地任職的低級官吏作為“預發備用”人員先派往這些地區的省會，由督撫隨時安排署理州縣員缺，並給予遷轉優先的待遇。但是根據康熙的總結，他認為“今觀此等官員，但圖以邊俸速升，居官無一善者”，於是取消“預發備用”，對於授任者“嚴限速催赴任”。
清代地方官升轉的依據是“俸”，有“腹俸”、“邊俸”之分，凡在內地任司道以下各級職務的，通稱“歷腹俸”，五年無過失，可以照例升遷；凡在各邊地省份任職的，稱之為“歷邊俸”，邊俸二年半抵腹俸三年，餘一日作二日算。另外又劃定廣東崖州、感恩等縣，以及廣西百色、太平、寧明、明江等部分水土惡劣地區的各級雜職為“煙瘴缺”，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為“苗疆缺”。
凡為煙瘴缺、苗疆缺者，都以三年俸滿，如果任內無過失照例馬上升用。實際情況是，到這些地方任職的官員往往不需要三年，有的過了兩年便可得到提升。還有臺灣自道員以下、教職以上的各級文官，也都是三年俸滿即升。
可以看出，清代對赴任邊遠地區的基層官有很大照顧，這也是正常的思維，如果沒有特殊待遇，想來是沒有人會到窮山惡水之地任職的。但是值得說明的是，朝廷對邊遠地方官員有多種優待的同時，要求也相對較高，如果犯罪、犯錯，所受到的懲罰要比一般官缺要重。
明清都有律例：凡在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任官，擅自科斂少數民族幹部（土司）財物，或有加徵賦稅、強買強賣從中漁利等各種違法違紀行為，在一般官員按贓應處三年以上刑罰者，這些官員就要受到發配的懲罰。假如因違法違紀行為導致少數民族群體事件的，還要按“引惹邊釁”例從重治罪，直至斬立決。
但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明清時期，出任邊遠地區的官員不乏有政績突出的，很多官員也是抱著為國為民之心支援落後地區的，像清代的于成龍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完全是出自公心，為治理邊疆地區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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