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中，老子最具傳奇色彩。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可能是李耳，即老聃，可能是老萊子，也可能是太史儋。老聃或稍早於孔子，老萊子或與孔子同時，太史儋或比孔子小一百餘歲。老子活了多少歲？同樣沒有人知道。有人說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有人說活了兩百多歲。總之，“世莫知其然否”。
關於老子其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雖然“迷離惝恍”，畢竟是最早也是最完整記載老子生平事蹟的第一手資料。迄今尚未發現司馬遷沒有見過的新資料，因此，司馬遷未能解決的問題，今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解決。但是，根據司馬遷所記載的，似乎可以確定：老子是楚國人，見聞廣博，熟悉舊的典章制度，作過周朝守藏室史官，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
老子
關於《老子》其書，據司馬遷記載，老子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敘述道與德的意義。因此，《老子》又稱《道德經》。該書取上篇第一句“道可道”的“道”，又取下篇第一句“上德不德”的“德”而以為名。
《道德經》雖為老子所著，其成書卻並不出自老子之手。該書成於何時？《戰國策》載魏惠王引用老子的話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段話與今本《道德經》第八十一章裡的話完全一致。魏惠王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三三四年在位，故《道德經》成書當不致晚於公元前三三四年。
當然，和大多數子書一樣，《老子》書中也有後人加入的文字，也有註釋誤入的部分，但不能因此就懷疑該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
對於老子其人，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不持疑義，認為“這個人的存在是無法否認的”。
對於《老子》其書，郭沫若認為：“《老子》其書是一個問題，老子其人又是一個問題。這兩者在漢時和現代似乎都被含混了。”
在郭沫若看來，《老子》為環淵所作。1962年版《中國史稿》第一冊指出：該書“實纂成於戰國時的環淵。《史記·孟荀列傳》中曾經指出，楚人環淵學黃老之術，著上下篇。這上下篇就是《道德經》的上下篇。但他是一個文學趣味太濃厚的楚人，他纂集老子遺說的態度卻沒有孔門弟子集《論語》那樣的質實，他充分地把老子的遺說文學化了，加了些潤色和修飾，遂使《道德經》一書飽和了他自己的時代色彩。這本書的詞藻多半是環淵的，其精神則是老子的。”
簡言之，“人在前，書在後。”
《十批判書》探討了老子學派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那是在春秋末年，一部分的有產者或士，已經有了飽食暖衣的機會，但不願案牘勞形，或苦於壽命有限，不夠滿足，而想長生久視，故爾採取一種避世的辦法以‘全生葆真’；而他們的宇宙萬物一體觀和所謂‘衛生之經’等便是替這種生活態度找理論根據的。這種理論，在它的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發展前途，因為它沒有大眾的基礎；而小有產者的小眾能夠滿足於這種生活態度的，依然還佔少數的時候，也無從發展。故爾它在初期不能有孔墨那樣大的影響。”
八年後出版的《中國史稿》第一冊，把老子的思想精華概括為一個字—“道”。郭沫若認為，老子否定商周以來天之至上權威，而建立了一個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本體。這個本體就是“道”，又叫“大”。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為大。”
在古代漢語中，“道”的本義是道路的道，多用為法則義。老子用“道”表示宇宙本體，這是中國思想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哲學範疇。
在老子看來，“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為感官所不能接觸的實在，一切物的與觀念的存在，連同至高無上的“上帝”，都是由它幻演出來的。沒有“道”的存在，上帝和鬼神也不能存在。有了“道”的存在，鬼神也就失其威嚴。鬼神失去了威嚴，通達鬼神意志的卜筮自然失去了神秘性。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老子對於天和鬼神仍然是肯定的，比如他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種話語與傳統的迷信思想並無多大差別。這同他提倡“愚民”政策不無關連。
先秦諸子之書既有“學”又有“術”。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先秦諸子的學術思想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而提出不同的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或手段。儒、墨、道、法四家是先秦諸子中最為人所尊崇的學派。
上述四家，雖都以解決現實的人生、政治問題為旨歸，但儒、墨、法三家皆以人生論、政治論為其主要內容，而道家則不然。作為道家的開山鼻祖，老子思想開始於政治論，擴展於人生論，而完成於宇宙論。然後，再從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從人生論伸展到政治論。
宇宙論是人生政治思想的根基。萬物皆須循道而行。作為萬物之一，人當然也要照此辦理。只要照著“自然無為”這句話去做，人就自然而然地與道合而為一，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了無兇災。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也是宇宙萬物演化的法則。待人處事要以道為規範，治國理政也要以道為指導。因此，守道是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
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者，統稱“先秦諸子”。
春秋時期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鎬京遷都洛邑。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為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之際是社會變化的關鍵時間。社會結構的變化顯著。新出現的自耕農成為社會生產的主體。手工業者、商人始具獨立的身分。宗法貴族發生分化，新興的官僚和士人紛紛湧現。士人可以上升為官僚，也可下降為農民。
各國競用士人，推行變法。魏、楚、齊、韓國相繼變法，而秦用商鞅變法成就最顯著。商鞅變法使秦國由衰而盛。
伴隨著社會的變化，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學術也呈相應的變化，出現了許多學術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間也互相溝通，互為影響。儘管這些流派在宣揚自己的主張時，彼此詆斥，各不相容，但事實上並非門戶森嚴、壁壘分明的。因此，戰國時便呈現諸子百家競相奔放的局面。2000多年過去了，至今仍有不少學術思想無以超邁那個時代的藩籬。
西漢史學家司馬談率先把先秦諸子分為儒、墨、名、法、道、陰陽六家。
從有無宗師看，名、法、陰陽三家沒有一個共奉之宗師，儒、墨、道三家則有，分別是孔子、墨子與老子。
從學術思想看，只有儒、墨、法、道四家，可以卓然成為四大學派，其餘諸家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學術界限。
從組織上看，只有儒、墨兩家是有組織的宗派，擁有大量的門徒。兩家不僅有思想言論體系，而且有獨特的行動表現。
從地域看，諸子百家建立時大多帶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鄒魯是儒、墨兩家的發祥地；三晉﹙韓、趙、魏﹚是法家的溫床；南方是道家的搖籃；燕、齊則是陰陽家的誕生地。但總的看，呈現由東而西的態勢，始於東方的齊地，終於西方的秦地。
春秋戰國之際，儒、墨、道三家形成鼎立之勢。孟子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屬道家，而墨翟為墨家始祖。到戰國中期，盛極一時的墨家逐漸衰落。
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子
老子創立的道家在稷下學派出現之後才發展起來。稷下學派得名于田氏代齊後設立的稷下之學。從此，道家由分散到集中，成為稷下學派的中心。
在稷下學派中，從右的方面發揮老子思想是莊子。他對新時代採取以苛全性命於亂世而遊戲人世的態度。道家雖有反儒的傾向，但自從莊子出現後，和儒家比較接近。莊子後學與思孟學派接近的傾向更為明顯。
孔子逝世後，儒學分化為許多派別。其中繼承儒學正統的是思孟學派。子思，即孔子的孫子孔伋。孟軻當為子思門徒的私淑弟子。
思孟學派的理論核心，是以王道為中心的天命五行說。王道即中道，就是以聖王﹙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為中心之道。
戰國時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軻和荀況。孟子主張人性善，宣揚“行仁政”；荀子主張人性惡，強調“法后王”。孔孟的儒學後來處於獨尊地位，對後世影響最大。
戰國中期以後，適應社會變化和統一需要的法家學說應時而生。法家認為社會進化有賴於君主權威，而加強君主權威必須法、術、勢並重。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是韓非。他的學說後來成為秦朝的統治思想。
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是先秦諸子中對後世產生較大影響的六位學者。
新中國建立以來，先秦諸子主要是通過郭沫若的四本書而影響國人的。這四本書是：1．1954年版《十批判書》；2．1962年版《中國史稿》第一冊；3．1976年版《中國史稿》第一冊；4．1979年版《中國史稿》第二冊。
按照郭沫若的說法，對先秦諸子的影響，不外乎三種態度：
“或者是正面的接受與發展，或者是反面的攻擊與對立，或者是綜合的統一與衍變”。﹙參見《十批判書》﹚
閱讀更多 歷史達人VI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