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老子最具传奇色彩。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可能是李耳，即老聃，可能是老莱子，也可能是太史儋。老聃或稍早于孔子，老莱子或与孔子同时，太史儋或比孔子小一百余岁。老子活了多少岁？同样没有人知道。有人说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两百多岁。总之，“世莫知其然否”。
关于老子其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虽然“迷离惝恍”，毕竟是最早也是最完整记载老子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迄今尚未发现司马迁没有见过的新资料，因此，司马迁未能解决的问题，今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解决。但是，根据司马迁所记载的，似乎可以确定：老子是楚国人，见闻广博，熟悉旧的典章制度，作过周朝守藏室史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老子
关于《老子》其书，据司马迁记载，老子著书上下篇五千余言，叙述道与德的意义。因此，《老子》又称《道德经》。该书取上篇第一句“道可道”的“道”，又取下篇第一句“上德不德”的“德”而以为名。
《道德经》虽为老子所著，其成书却并不出自老子之手。该书成于何时？《战国策》载魏惠王引用老子的话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段话与今本《道德经》第八十一章里的话完全一致。魏惠王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三三四年在位，故《道德经》成书当不致晚于公元前三三四年。
当然，和大多数子书一样，《老子》书中也有后人加入的文字，也有注释误入的部分，但不能因此就怀疑该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对于老子其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不持疑义，认为“这个人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
对于《老子》其书，郭沫若认为：“《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这两者在汉时和现代似乎都被含混了。”
在郭沫若看来，《老子》为环渊所作。1962年版《中国史稿》第一册指出：该书“实纂成于战国时的环渊。《史记·孟荀列传》中曾经指出，楚人环渊学黄老之术，著上下篇。这上下篇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但他是一个文学趣味太浓厚的楚人，他纂集老子遗说的态度却没有孔门弟子集《论语》那样的质实，他充分地把老子的遗说文学化了，加了些润色和修饰，遂使《道德经》一书饱和了他自己的时代色彩。这本书的词藻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
简言之，“人在前，书在后。”
《十批判书》探讨了老子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那是在春秋末年，一部分的有产者或士，已经有了饱食暖衣的机会，但不愿案牍劳形，或苦于寿命有限，不够滿足，而想长生久视，故尔采取一种避世的办法以‘全生葆真’；而他们的宇宙万物一体观和所谓‘卫生之经’等便是替这种生活态度找理论根据的。这种理论，在它的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因为它没有大众的基础；而小有产者的小众能够滿足于这种生活态度的，依然还占少数的时候，也无从发展。故尔它在初期不能有孔墨那样大的影响。”
八年后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册，把老子的思想精华概括为一个字—“道”。郭沫若认为，老子否定商周以来天之至上权威，而建立了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道”，又叫“大”。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为大。”
在古代汉语中，“道”的本义是道路的道，多用为法则义。老子用“道”表示宇宙本体，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哲学范畴。
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为感官所不能接触的实在，一切物的与观念的存在，连同至高无上的“上帝”，都是由它幻演出来的。没有“道”的存在，上帝和鬼神也不能存在。有了“道”的存在，鬼神也就失其威严。鬼神失去了威严，通达鬼神意志的卜筮自然失去了神秘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老子对于天和鬼神仍然是肯定的，比如他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种话语与传统的迷信思想并无多大差別。这同他提倡“愚民”政策不无关连。
先秦诸子之书既有“学”又有“术”。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而提出不同的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或手段。儒、墨、道、法四家是先秦诸子中最为人所尊崇的学派。
上述四家，虽都以解决现实的人生、政治问题为旨归，但儒、墨、法三家皆以人生论、政治论为其主要内容，而道家则不然。作为道家的开山鼻祖，老子思想开始于政治论，扩展于人生论，而完成于宇宙论。然后，再从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从人生论伸展到政治论。
宇宙论是人生政治思想的根基。万物皆须循道而行。作为万物之一，人当然也要照此办理。只要照着“自然无为”这句话去做，人就自然而然地与道合而为一，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了无凶灾。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宇宙万物演化的法则。待人处事要以道为规范，治国理政也要以道为指导。因此，守道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统称“先秦诸子”。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迁都洛邑。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是社会变化的关键时间。社会结构的变化显著。新出现的自耕农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手工业者、商人始具独立的身分。宗法贵族发生分化，新兴的官僚和士人纷纷湧现。士人可以上升为官僚，也可下降为农民。
各国竞用士人，推行变法。魏、楚、齐、韩国相继变法，而秦用商鞅变法成就最显著。商鞅变法使秦国由衰而盛。
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学术也呈相应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也互相沟通，互为影响。尽管这些流派在宣扬自己的主张时，彼此诋斥，各不相容，但事实上并非门户森严、壁垒分明的。因此，战国时便呈现诸子百家竞相奔放的局面。200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有不少学术思想无以超迈那个时代的藩篱。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率先把先秦诸子分为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
从有无宗师看，名、法、阴阳三家没有一个共奉之宗师，儒、墨、道三家则有，分別是孔子、墨子与老子。
从学术思想看，只有儒、墨、法、道四家，可以卓然成为四大学派，其余诸家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学术界限。
从组织上看，只有儒、墨两家是有组织的宗派，拥有大量的门徒。两家不仅有思想言论体系，而且有独特的行动表现。
从地域看，诸子百家建立时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邹鲁是儒、墨两家的发祥地；三晋﹙韩、赵、魏﹚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篮；燕、齐则是阴阳家的诞生地。但总的看，呈现由东而西的态势，始于东方的齐地，终于西方的秦地。
春秋战国之际，儒、墨、道三家形成鼎立之势。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属道家，而墨翟为墨家始祖。到战国中期，盛极一时的墨家逐渐衰落。
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
老子创立的道家在稷下学派出现之后才发展起来。稷下学派得名于田氏代齐后设立的稷下之学。从此，道家由分散到集中，成为稷下学派的中心。
在稷下学派中，从右的方面发挥老子思想是庄子。他对新时代采取以苛全性命于乱世而游戏人世的态度。道家虽有反儒的倾向，但自从庄子出现后，和儒家比较接近。庄子后学与思孟学派接近的倾向更为明显。
孔子逝世后，儒学分化为许多派别。其中继承儒学正统的是思孟学派。子思，即孔子的孙子孔伋。孟轲当为子思门徒的私淑弟子。
思孟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以王道为中心的天命五行说。王道即中道，就是以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为中心之道。
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和荀况。孟子主张人性善，宣扬“行仁政”；荀子主张人性恶，强调“法后王”。孔孟的儒学后来处于独尊地位，对后世影响最大。
战国中期以后，适应社会变化和统一需要的法家学说应时而生。法家认为社会进化有赖于君主权威，而加强君主权威必须法、术、势并重。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是韩非。他的学说后来成为秦朝的统治思想。
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六位学者。
新中国建立以来，先秦诸子主要是通过郭沫若的四本书而影响国人的。这四本书是：1．1954年版《十批判书》；2．1962年版《中国史稿》第一册；3．1976年版《中国史稿》第一册；4．1979年版《中国史稿》第二册。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对先秦诸子的影响，不外乎三种态度：
“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参见《十批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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