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陀螺》，韩浩月著
我跟韩先生大概仅见过两面，第一次是李辉组织的《六根文丛》新书发布会，第二次是李辉先生为一位老作家祝寿。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最为深刻，当时该文丛的每位作者坐在单向街书店内，一一道出自己的写作心态，韩先生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故乡，他谈到了在社会巨变期很多人身份的模糊与无奈，这种话题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好了歌》注中称，反认他乡是故乡，接下来的几个字则是“甚荒唐”。怎样才不荒唐呢？我觉得这就是韩浩月的所思所想吧。
本书所写似乎是那个专题的延续，因为他给我题签的几个字是“书香处是故乡”，其潜台词乃是已无井水饮处，唯以书香相伴，来消解如今的乡愁。
韩浩月在自序中解释了书名的来由，同时提及该书乃是他在《财经周刊》文化专栏上发表的文字。他谈到该书结集出版时，原专栏编辑灵子已去英国和哥伦比亚尝试新的人生旅途，而韩先生认为，这正是陀螺的正解，因为“有关陀螺的故事，在这里书里开始，也在这本书里结束。”
翻阅本书，我感到该书的内容基本上是韩浩月的人生片段，其中最喜欢的两篇乃是他讲述父母的故事。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大概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因为年纪太小，他对很多事情记忆不深，然有个镜头却令他终生难忘，在某个昏黄的下午，父亲在失去记忆后偶尔清醒，无比艰难地要把他叫到身边，叔叔姑姑们立即把躲在角落的他抓到了父亲面前，他记得父亲当时已说不出话来，只把一瓣桔子塞在了他嘴里，留在记忆中的不仅是这个场景，韩浩月还记得当时的味道：“那是瓣冰凉苦涩的桔子。”几天后，父亲就离世而去了。
接来下韩浩月写到了父亲消失后的场景：“我的手里没有保留任何一张与父亲有关的照片。某天早晨醒来，我看到母亲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用剪刀一点点地把父亲从我们的家族合影中剪去，母亲说：“他把我们扔下了，我们也不要他了。”
母亲的举措当然令他不解，虽然说韩浩月知道这是当地农村的习俗，因为家人都会将去世之人的一切物品，包括睡过的床、穿过的衣服等都要烧掉，但为什么要毁掉父亲的照片，还是让他不能理解。而后他在文中讲到了父亲的死跟对母亲的爱有关，而父亲仅仅活了28岁，他的去世总让家人咒骂爷爷为什么不拿出钱来去救他的儿子。韩浩月写道：“爷爷会唉声叹气，他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要养活，在村里孤立无援，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借来的钱不够住三天的医院，他去咒骂谁呢？
横亘在生命之前的，仍然是个钱字，读到这一段，我的感受不仅仅是苦涩，我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韩浩月谈到母亲时，就有如电影画面的迅速切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另一种残酷，为了强调这一点，韩浩月在《母亲在远方》一篇中，甚至写了段小引：
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没来过信，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母亲的形象，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远得像个黑点。偶尔思念她的时候，那个黑点会亮一下，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
这段话同样有极强的画面感，由此而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了解真相的欲望，他在文中写道：
我用手机二十多年了，母亲打来的电话不超过五次。她换了号码，也不会告诉我。每每打开通迅录，看到“娘”这个字眼，会猜测她的号码会不会又因为欠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失效，变成了别人的号码。
即便是如此少的交流，而母亲打来的电话竟然是匪夷所思之事：
这次母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邻居的孩子得了绝症，在北京住院，问我认不认识什么“大老板”，能不能给资助点住院费。我又急又气，急的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就算是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跟人开口要钱。气的是，母亲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说的事情和我们母子无关。
以上乃是本篇的第一节，接下来韩浩月用六节来阐述父亲跟母亲、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韩浩月无比真实的描绘了他年幼时的不解，每次用特殊的方式来泄愤，他点了一把火，差点儿把家里的房子烧光，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承受着怎样的巨大压力，而改嫁恐怕是她唯一的出路。也许是天各一方的原因，他跟母亲联系得很少，母亲对他更是一无所知。
这样的文笔冷峻而又饱含情感，他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社会现实，不管不顾的推到读者面前，让每位有心读此书的人都会反躬自照，在心下咀嚼一番。
《缘闲堂古玺印辑存》，杜杰编
经贾建钢先生之介，我得到了这一函三册的赠书。该书前两页为钤印，余外为套色影印。书前有《增订再版说明》，由此得知，该书内辑存的古印玺均为缘闲堂主人收藏，而从本书的《后 记》中得知，缘闲堂乃是本书编者杜杰先生的堂号，他在《后记》中称：
十年前，曾集中一段时间研读李叔同、丰子恺两位先哲的文集随笔、画册图本，深深埋下“万事得意缘心闲”的人文情怀，并由 此名斋号为“缘闲堂”。
弘一法师有治印之好，他所组织的乐石社是中国早期印学团体之一，然不闻丰子恺亦有此好，而弘一曾给丰子恺治印，丰子恺所绘《护生画集》更是展现了弘一的厚生理念。杜杰先生将此师徒情感融为一体，化成堂号，亦可见其为人之态。
难得的是杜杰先生能够收集到这么多古印，并且进行深入研究，从他所撰《从所藏相关‘邯郸’的五枚古玺印谈邯郸字形及地名的演变》（代前言），可窥杜先生对古印研究之深，同时也了解到他对家乡之爱。他通过从民间收集来的五枚带有“邯郸”二字的铜质印章，而后展开研究，文中首先讲述了这五枚印章的具体状态：
战国“甘丹子”印（中册五页）。该印为青铜质，方形鼻钮，朱文铸制，边长9.1mm×8.6mm，高8.6mm（钮有残）。二O一八年元旦发现于河南漯河。“甘丹”音han dan，即“邯郸”，文字为晋系。这枚私印以“邯郸”为复姓，“甘丹”写法出现在古玺印上，此为仅见。
以上这段文字乃是对其所得古印的外观描写，以及该印在姓氏上的稀见。而后他根据《通志》等文献的记载，来讲解邯郸作为姓氏的来由，并系统讲解邯郸字形的演变轨迹，同时引用相关文献来说明“甘”和“丹”最初是两个相邻的地域，随着时代的演变，最终形成了如今的邯郸市。该文以谨严的逻辑疏理了“邯郸”二字的演变过程，以及作为复姓的历史，以此可窥得杜杰先生在研究玺印方面用功之深。
本书前有后晓荣所书《序言》，该序首先阐述了印谱的两大体系，即实用印章及艺术印章，而按照版本目录学的分类，这两类印章分属于史部和子部，这正是印学独特之处，而考古印谱和艺术印谱也成为了印谱学的两大源流。其实从历史演变来看，艺术印谱也本自考古印谱，虽然古印早在上三代已有之，然后世学者对此认识较晚，元代吾丘衍曾言：“三代时却又无印”，可见元代还有这样的意识，直到明万历年间，方有了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和范大澈的《范氏集古印谱》，然这两部印谱并未将古玺作为先秦印章单独列出，故到那个时代，集古印谱仍处初萌阶段。然甘旸在《集古印正·附录》中曾言：“朱文印上古原无，始于六朝，唐宋尚之。”可见到明末时期大家仍对古印玺处于模糊概念，但该阶段已经有人对古玺印做了概念上的分类，朱简在《印经》中称：
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极小。汉晋官印大仅方寸，私印不逮其半。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简者，汉晋印也；璞渐大而方圆不类，文则柔软无骨，元印也；大过寸余，而文或盘屈，或奇诡者，定是明印。
朱简所论并未引起世人重视，直到清乾隆间程瑶田在为潘有为所辑《看篆楼古铜印玺谱》序言中方释出“私鉨”二字，而后道光八年张廷济所辑《清仪阁古印偶存》方将战国玺专列一类，而在此阶段，陈介祺致吴云信中言：“宋以来止知秦印，不复知有三代。今以钟鼎通之乃定，已于《印举》中首举之。”
《石钟山房印举》的出现才使得印学界了解到上古三代玺印之状况，而光绪七年高庆龄所辑《齐鲁古印捃》中王懿荣序中称：“凡不尽有‘玺’字者，考其字画、篆法，形制相同，皆从此类，以升古玺于秦、汉印之前，为从来谱录所未及，后有作者，翕然从之。”
到民国年间，古印学研究大为兴盛，罗振玉辑有《罄室所藏玺印》和《赫连泉馆古印存》等相关印谱，而民国间故宫博物院所辑《金薤留真》更使得集古印谱风行天下。
以上所言乃是明清以来人们对上古三代印的认识过程。然从乾嘉时期，单独成体系的艺术印谱开始借鉴古玺印的结构，邓散木在《篆刻学》中将治印章法归为十四类，其起首即称“一曰临古”，其所言之“临古”乃是摹刻古玺印。而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将赵叔孺和吴昌硕的印风作了对言式比较：“昌老之印，乃由让之上溯汉将军印，朱文常参匋文，故所作多为雄厚一路；叔孺先生则自撝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玺，旁乃币文、镜铭，故其成就开整饬一派。”可见两位印学大家均是通过参考古印而后形成自己的印风。由此角度而言，这乃是实用印章和艺术印章最终合流的明显表征。
后晓荣在《序言》中谈到《缘闲堂古玺印辑存》共收入了36方官印，105方私印，跨度从战国至魏晋，而杜杰所收录的地理范围，该序中未曾提及。若以杜杰在代前言中的所言，其谈到了三家分晋，故猜测杜杰的收印范围乃属三晋系古玺印。关于该印系的大致风格，陈光田在《战国玺印分域研究》中称：
晋系古玺风格统一，大多为阳文小玺，印文笔划比较细，文字秀丽，比较常见的是用合文，印面没有边框，也不施界格。形体多为方形，圆形或者长方形的比较少见，且印面比较小，一般在1.5厘米左右，通常是朱文，有很少的白文。一般不直接把“玺”带入印文，经常直接称呼官名。
然从本谱中可以看到，缘闲堂所收古玺印的风格变化更为丰富，已经超出了陈光田在文中规模的范围，可见古玺印的收藏与研究亦属于实证科学范畴，不断出土的古玺印能够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而后晓荣在《序言》中还特意点出了杜杰所藏的“关内侯印”等官印，此印在印学史上颇具名气，郑绍宗在《河北古代官印集释》中谈及1965年石家庄曾出土一方“关中侯印”，其在文中引用了颜氏《集古印谱》中的所言：“建安五年，曹孟德始制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制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而关中侯爵十七级，金印紫绶，不食租，虚封耳。
据此可知，在三国之前已有关内侯之称。以此可见，古印玺对于研究古代官制是有着何等的重要性。汉蔡邕在《独断》中曰：“玺者，印也。天子玺以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自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按：秦始皇得蓝田之玉．命其相李斯篆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自此专名玺。汉高祖入咸阳得秦玺，世世相授，号传国玺。”自秦始皇起，唯皇帝印方称“玺”，而太子印称“章”，余外则称“印”，根据等级不同，印的材质有所区别。《续汉书·祭祀志》中称：“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故“印信”一词由此而生。因印为信物，故自古以来，伪造印信者乃属重罪，故亦可见印信搜集乃是考证古代社会史的重要史证材料。
杜杰先生所辑该谱，为了便于阅读使用该谱者能够了解到每方古玺印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他在书中注出了每一印的年代、释文、质地和钮式，同时以封泥的形式拓出原印，这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原印印面的状态。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称：“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尤夥，其足以考证古代的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虽然本书中所模印蜕并非封泥，然由观堂此言可窥封泥与古玺之关系，更为难得者，杜杰先生在该书的函套内侧裱贴了一页校勘记，由此更显其严谨学人本色。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此为宁波爱书人杨曙光先生所赠，乃是一册新的影印线装本，其底本应该是民国年间飞鸿阁的石印本，为何选此底本来影印呢？杨先生告诉我说，这是他的朋友所印，他也没有问过个中缘由，而此册后面还附有《心经》，看来本月与《心经》的确有缘。
此书后所附《心经》乃是玄奘所译，该经的情况前面已经谈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简称为《金刚经》，玄奘亦有译本，其译法与鸠摩罗什并不相同。《金刚经》的中译本流传至今者总共有六种，相比较而言，鸠摩罗什所译最早，也流传最广。其实从内容而言，鸠摩罗什所译乃是删节本，玄奘译本则是全本。比如鸠本所译《金刚经》的第一品为：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玄奘译本的第一品则为：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常服，执持衣钵，入室罗筏大城乞食。
时，薄伽梵于其城中，行乞食已，出还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于食后时敷如常座，结跏趺坐，端身正愿，住对面念。
时，诸苾刍来诣佛所，到已顶礼世尊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具寿善现亦于如是众会中坐。
两相比较，可见玄奘译本要比鸠本详细许多，从字数上来说，玄奘译本比鸠本大约多三倍，但也许是中国人喜欢简洁，故鸠摩罗什的译本流传最广。
《金刚经》是大乘空宗的重要经典，该经教理对中国禅宗影响深远，六祖慧能的《坛经》主体思想就是本自《金刚经》，而《坛经》所载慧能投奔五祖弘忍，弘忍夜半唤慧能于堂内，为其讲解的就是《金刚经》：
祖以袭装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当弘忍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大悟，这句经文正是本自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金刚经》所阐述的观念可以总结为三无法门，即无相法门、无念法门、无住法门。无相即不执着于性相，如《金刚经》中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切诸相，即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这种阐述方式被后世学者归类为“说是XXX，即非XXX，是名XXX”，因为《金刚经》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式，比如：“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第一波罗密，非第一波罗密，是名第一波罗密”。这样的句式首先是肯定一种观念，第二句就是否定这种观念，第三句又说就是这种观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句式呢，其实释迦牟尼想说明的问题是：本体是无法言传的，但是对于问题的揭示，又要借助语言。这种观念可以解读为“不执文字，不离文字”，因为执着于文字，就脱离了本相，而不用文字，又无法阐述脱离本相的观念，这正如《金刚经》中的所言：“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总之，执于一端，就非真实。
佛教的这种观念对中国文人影响至深，白居易的很多诗句中就用到了《金刚经》中的观念，例如他的“遥知清浄中和化，只用金刚三昧心”。《金刚经》结束时的那首揭语影响最为深远：“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于这首揭语，白居易在《吹笙内人出家》中曾经化用为：“雨露难忘君念重，电泡易灭妾身轻。”
如何解读《金刚经》对白居易的影响，孙昌武在《诗与禅》中称：“白居易思想表现佛老，特别是禅庄交流，与洪州禅相一致。”关于洪州禅吸引释与道的观念，葛兆光曾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洪州禅的出现乃是禅思想史上的大变局，只有到此时，中国禅才彻底摆脱了印度禅的笼罩。而《金刚经》的这段揭语最为中国文人所熟悉，郊寒岛瘦的贾岛就曾写过：“梦幻将泡影，浮生事只如”。而我在读孙犁的《书衣文录》时，看到他称对《金刚经》中“如露亦如电”一句印象最为深刻。我不能免俗，也对此句感念至深，为此特意以此句治印，提醒自己人生之短暂。
《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朱琪著
此书亦为朱琪先生所赠，他在本书的《引言》中称：“本书是我‘西泠八家’研究计划中的初始部分”，以此可知，他将对这八大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本书为该计划的第一部成果。《引言》中谈到了明清篆刻流派中最大的两派：徽派和浙派，但他认为这种分类方式存在问题：“如所谓‘徽派’篆刻，并无统一的艺术风格，也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仅仅成为对自何震至黄宾虹数百年来徽籍印人的总称。”
其言外之意，浙派更为清晰明了，该派在艺术风格上较为一致，地域归属也颇为明显，因此朱琪认为该派乃是中国篆刻史上第一个自觉并且联系紧密的篆刻流派，浙派的艺术理念开近代篆刻之先河，在印学史上影响深远。其以此来表明，他研究浙派的原因所在。朱琪又将浙派群体分为广意和狭意两种，广意则是在篆刻上有着浙派风格的篆刻家，狭意则专指西泠八家。
其实西泠八家并非生活在同一时代，其创始人丁敬乃是康乾时的人物，而八家的最后一位钱松则迟至咸丰十年才去世。朱琪将这八位印人的活动时间统计为165年，活动区域主要是杭州及其分属两县，其认同韩天衡的分代方式，即将八家分为前后五代。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朱琪在本专著中先谈到了蒋仁的生平，接下来是其交游及篆刻艺术，及其艺事杂考，书后还有四个附录，其中最利于读者使用者乃是蒋仁年表。
翻阅该书，使我对蒋仁的方方面面有了立体性的概念，
《书斋夜读》，祝兆平著
此书为祝兆平先生所赠，前有王学泰先生所写序言，读到该序，我眼前又显现出王先生以他那深厚饱满的男中音与我侃侃而谈的情形。这篇序言基本上是王学泰对阅读的看法，他谈到了当今人们读书的功利性，而其对此有着别样的看法：
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在经济上都是以小农立国的，因此从上到下，眼界狭隘，所见所闻都是眼前利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的高调也成为谋取功利的幌子。在读书领域也是如此，大家所关心的“用”，实际上就是短浅利益。这个“用”不管用什么意识形态包装，最后都要落实到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好处上。我更赞赏庄生的“无用之用”或者他所谓的“大用”，这就不是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人们所能理解的了。
这样的理解颇具王氏特色，他在文中又提到了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津津有味的摆弄手机，以此来说明中国阅读力之低。当然以今天的说法，手机阅读也属阅读范畴，只是谁能保证看手机的人，谁是在看书，谁是在打游戏呢？王学泰发了一大堆感慨之后，直到文末才夸赞了祝兆平先生爱书、读书、写书，这种写法让我想到了柳永的《望海潮》，柳七的那阕词将钱塘描绘得太过美好，以致于让金主有了投鞭断江之意，也许耆卿太陶醉于铺张描绘，直到本词的结尾他才想起来要，还是要夸赞领导几句，而王学泰该序颇得柳七笔法。
翻阅此书，亦可窥得作者的运笔方式，其中一文，祝先生谈到他前往北京植物园去祭拜梁启超墓之事，因为那是寒冬，祝先生用了一段话来描绘山中景色的寂静与肃穆，而他找到梁启超墓时，他首先默默的念读了碑文，而后三鞠躬，直起身时“四顾茫茫，杳无人跡，安静得仿佛听得出雪飘之声籁”，这几句话与我刚才想起的《望海潮》中热闹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中还谈到了作者与徐雁先生的交往，而祝先生颇注意细节的描写，他谈到某次到南京与薛冰、徐雁聚会，徐雁不胜酒力，却坚持骑自行车回家，而后不久王稼句的手机响起，是徐雁家人打来电话，对方很不满意徐雁醉酒骑车回家，为此摔了满脸的血。祝兆平写道：“据说后来徐雁兄眼角上从此留下了一个不明显的伤疤。”此文写于2013年，此后我与徐雁兄数次见面，却没留意他脸上有挂彩之痕，看来在观察细节上，还应当多向祝先生学习。
本书中多次谈及读书观感以及与书人交往的故事，其中而我最感兴起的篇章乃是《书中猫事》，此文从陈子善爱猫谈起，子善先生爱猫乃是世人皆知，而祝先生的见闻却与他人不同：
先是他大讲自己家猫的故事，并以手机中所摄照片为证，说了一个令人惊悚的却又不得不信的故事。就是他家一只养了多年的白猫死后头七的那个时刻，子善叠在许多报纸杂志上的一份关于猫的剪报突然在无风的室内直立起来，并且有十多秒钟时间不倒，直到他用手机摄下了这个影像才倒下去，当时正在一边的朋友说，一定是白猫的显灵。简直难以置信，但谁能否定呢？
这个故事令我觉得有些悚然，虽然我也是位资深铲屎官，却从未遇到过这等灵异之事。俗话说猫有九条命，我不知这种说法之本，然看到祝先生的这段转述，看来我有必要去找子善先生了解进一步的细节，也许他的所言能够让我对猫这种精灵有着更为主观的认识。
祝先生能够记录这些细节，显然也是位爱猫人士，果真文中写道，他也有着五年的养猫历史，最多的时候大大小小养着11只猫。我的养猫历史断断续续加起来，远比祝先生久远得多，但从没像他这样同时养这么多的猫，而他又一一描绘了这些猫的细节，更为有意思的是，他谈到当官的爱养狗，万贯金银的财主也不喜欢猫，而他同时又观察到：
知识分子文化人比较喜爱养猫，其原因，一是对猫的始终保持自我独立的自由主义率性而为我行我素的做派比较理解和宽容；二是猫儿聪明伶俐，善解人意，除非你一如既往地善待它，它决不卖身投靠，你一旦对它凶相毕露，它甚至永远离你而去，这也比较符合文人的个性。
《紫禁城全景实录》，王镜轮著
此为该书责编江英老师所赠，内容乃是解说紫禁城各大殿的历史沿革及使用情况，作者并没有太多的讲到各个宫殿的建筑手法及格局，更多是介绍当年的用途，有些叙述还涉及到了我所关心的印刷方面，比如讲到午门时，不但阐述了著名的“午门受俘”，同时也讲到了每年历书的颁布也在此处。
关于历书，明代称为《大统历》，清代为避乾隆皇帝弘历的名讳，改为《时宪书》。历书的发放涉及到了皇权的正统性，故每年的历书颁布乃是重要大事，该书中写道：“每年的孟冬即农历十月一日，负责天文历法的机构钦天监官员，抬着黄案由午门的中门进入皇宫，黄案上恭敬地摆放着进呈给皇帝的次年的时宪书。当日皇帝便将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百官和民众。”而颁布历书之时，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都要聚焦在午门城阙下，跪地恭听鸿胪寺官员宣布皇帝颁发《时宪书》的诏旨，还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此文中也提到，钦天监的主要官员是西洋传教士，这是因为康熙皇帝曾经在午门主持一场考试，验证西方传教士与中国钦天监官员谁能更加准确地观测正午日影，比试的结果是西洋人取胜，此后钦天监的领导人便一直是由西洋人担任。不过，这中间有也过插曲，比如杨光先事件。作者王镜轮在书中还提到，当年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旁设立有时宪书局，这是少有人提及的出版史资料。这个教堂应当就是俗称的南堂，当年大批的天主教文献就存于此堂。
另一个与出版史有关的著名宫殿当然就是武英殿。本书中叙述了武英殿从明初起就是皇帝的便殿，很多重要大事都是在此商定。紫禁城内刊刻之书大多出于此殿，然该殿最初的用途却与刻书无关。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而亡，转天中午李自成骑马从西长安门向承天门踏进，而承天门即是今天的天安门，据说李自成在承天门前弯弓搭箭射向承天门的“天”字，可惜未能射中，也许这就暗喻了他无法坐稳眼前的帝位。
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后并未急着称帝，而是忙着让手下人抢掠宫里的战利品，而吴三桂则很快打到了北京，四月底，连遭重创的李自城决定放弃北京，并在离京的前一天宣布登基为帝，而其登基的地点就是在武英殿。转天深夜，他就带领人马撤离了京城，撤离之时，他没忘了放一把火，点燃紫禁城的宫殿以及北京的各座城门楼。
几天之后，多尔衮率领部队进入北京，也是在武英殿接受明廷的百官拜见，并下令以皇帝礼制为崇祯发丧，而后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也进入北京，文武百官同样是在武英殿朝见这位新王朝的皇帝。玄烨登基后，也有一度住在武英殿，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为了扳倒权臣鳌拜，从八旗中选择了一群武艺高强者，在武英殿练习摔跤，康熙八年五月，由这些人将鳌拜擒获，此后玄烨开始亲政，他由武英殿迁到了乾清宫。而从康熙十九年以后，武英殿就成为了宫内专门的编书和刻书之处，“殿本”之名也由此而来。
《李星沅家藏清名人砚谱》
前一度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工作委员会在长沙图书馆成立，同时在该馆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于会者每人发了一册此书作为纪念品。本书前有戴鲁滨所撰《叙》，介绍了古人所撰的砚谱与砚史，此《叙》的最后一段为：
天下至宝皆有性灵，或奇异灵石而雕之，或托以名工巧匠而斫之，或依于名士以丹青诗文而写之，或传承有序，收藏有记而贵之。今龙君得此珍品，不以密藏独赏，一人之乐不如众人之乐，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工作委员会在长沙成立之时，精印成册，以饷雅玩之士，是文化之幸，亦是吾等雅客之幸也。
原来本书乃是龙桂笙先生特意为该工作委员会成立而制作。戴鲁滨《叙》后又有龙桂笙的《自述》，称为庆祝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工作委员会在长沙成立，湖南省古籍书店特将珍藏李星沅家藏砚铭旧拓出资限量影印160套以飨同好。如此少的印刷数量，又装裱成册页，以高仿真的方式全彩影印，成本之高可想而知，亦让得书者感念龙先生的情谊。
龙桂笙在《自述》中讲到了李星沅的生平，又称：“其孙李辅耀，字幼梅，清贡生，官至浙江修补道。西泠印社早期赞助社员，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曾于杭州孤山小谷置地筑墅，取名‘西泠寓斋’，即今之西泠印社。”
李星沅之孙李辅耀竟然还跟西泠印社有着直接关系，如今西湖孤山上的西泠印社原本乃是李辅耀的旧宅，这是我以往未曾留意的史料。翻看这些砚铭，有明代的文彭、赵南星，清初的朱彝尊和著名画家项圣谟和禹之鼎，另外还有福州藏书家林佶人，真是一册名家荟萃之物。能以此为作本会成立的纪念物，足见龙桂笙先生之用心。
芷兰斋藏书票·骚客会出品
几个月前，国展宾馆总经理刘扬先生联系我，谈到天津有一家雕刻时光工作坊，乃是用制做钞票的技艺来制做铜雕版画，近期该公司张毅强总经理决定雕刻一组当代藏书家专用藏书票，准备第一期先制做三枚，并且选定了翁连溪、刘扬及韦力三人。
我对金属版藏书票的了解跟吴兴文有直接关系，多年前他曾给我看过一册藏书票，里面均为他收藏的欧洲早期金属雕版藏书票，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我特意将该票册借阅了一段时间，并且拿着此册前往中央美院版画系，请该系的专家观看，希望他们能帮我制作一枚精细程度相当的专用藏书票。这些专家翻阅后，均摇头说如此精细的雕刻水准，如今已无法达到这种高度，他们还笑称，能雕造到这等细腻，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现用的钞票。这段经历使我对细腻的金属雕版藏书票有着无可名状的神往，也让我懂得了有些技艺只存在于某个时代。
当我听到刘总的建议时，其实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值，这当然源于中央美院的那段经历，于是我在感谢刘总美意同时，也好奇着制做出的书票会有怎样的效果。几个月后，刘总告诉我书票已经制做完毕，同时告诉我张总将把一部分书票送到北京，请我们三位票主签名，而在我的印象中，书票签名应当是制做者的事，于是刘总又给我普及了相关知识，我们约定某天在咖啡馆见面。
遗憾的是，我经常去的那家咖啡厅却关了门，现场施工者告诉我这里将改成菜市场，闻其所言我不免有焚琴煮鹤之感。于是翁连溪先生约众人前往其府上见面，我们共同前往翁府时，在其小区门口见到了张毅强先生，经张先生介绍，又得以认识了年轻帅气的雕刻师亚磊先生，张总介绍说，此次制做的三枚藏书票均出自亚磊先生之手。
在翁府，张总拿出三包藏书票，向我解释说，这三种藏书票每种制作了600枚，其中前50枚送给票主本人，并且告诉我说，这种作法也是西方藏书票界的惯例。我们三人每人签署了100枚，另外50由张总带回，他说将会拿出其中一部分对外出售。按其要求，我们每人都是用铅笔在指定的位置签名。
在签名的过程中，亚磊拿出一枝荧光笔向我展示藏书票在设计上的奇妙之处。在荧光笔的照射下，每枚藏书票都发出奇异的光芒。给我制作的那枚，所用图案乃是南京大报恩寺塔琉璃拱门，这个图案乃是我个人所选，因为大报恩寺塔曾经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的建筑奇迹，该塔出现在许多西方的版画作品中，成为了中国的象征。可惜该塔在太平天国期间被韦昌辉炸毁，唯有该塔精美绝伦的琉璃拱门保留了下来，我以该拱门作为藏书票的图案，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已经消失于尘寰的大报恩寺塔，更多者是想以此来寓示藏书乃读书之门。
关于这组藏书票的制作过程，张毅强先生向我们做了详细讲解，后来又为这组藏书票写了两篇文章，文中提及了制作过程及相关工艺。通过张总的讲解，让我了解到这种雕刻工艺与钞票制作基本相当，他用高倍放大镜让我仔细辨识图案中的暗记，原来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藏着“韦力”二字的英文简写，而上面所印的韦力印章，也暗藏着以“力”字组成的底纹。刘扬和翁连溪先生的两枚藏书票也分别有着各自的暗记。而书票在制做过程中所费的心思，张总都写入了他的微信文中，为了叙述的准确，我摘录其文如下：
在书票雕刻铜版试印完成时，刘老师打电话过来说，“出了大问题”，当时的我惊了一身冷汗。前期准备很仔细了，也反复讨论了很久，这枚书票的制作工艺是三枚中最多的，平版有色荧光加无色荧光，丝网光变珠光，凹印雕刻，现在出问题都不好修改，除非推翻重来。原来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上的动物组合，可称为“六拏具”，这是藏传佛教中的法相装饰，顶部中央为大鹏金翅鸟、两侧向下分别为龙女、摩羯鱼、飞羊、狮子、白象组合而成。南博所藏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和遗址公园展出复制9个构件相比，少了一对狮子，显得“矮”一节，有的说是馆藏少了一个构件，有的说是因为博物馆层高问题。我们选用了南京博物院现场图片，事已至此两位老师决定继续印制。待日后将此狮子构件单独雕刻制作一枚，算是弥补，也很有趣。
之后的几天，经新经典林妮娜老师安排，我前往福州讲座。想起前一度在上海讲座时，中华书局徐俊总经理以法书赠送给提问者时，场面十分热烈，顿令我有效颦之想，于是借花献佛，准备拿出几枚藏书票赠送给提问者。然而仅送一枚书票似乎效果单薄，当时张毅强先生告诉我，他还为该藏书票制做了相应的卡片和信封，然其寄出后却因快递原因始终未能收到，于是与林妮娜商量，请其为藏书票制作一些小镜框，以示郑重。在新经典公司赵丽苗女史的张罗下，在我来到福州的前两天终于制作完成，而现场的听众果然对该书票的精美赞叹不已，这更加让我感念刘扬先生和张毅强先生的美意。
雕刻版画《泉》
此版画亦为张毅强先生所赠，他向我详细讲解了该版画特殊的制做工艺，此作品之精美也令翁、刘二先生和我赞叹不已，好在见到张总时我带了几本拙作奉上，也约略算是琼瑶木桃之报。
然这样的精美版画是否应装框挂在书斋中，我却约费踌躇，虽然说避火图本应是藏书室的安全法门之一，但西洋裸女是否也能起到如此神奇的效果，我却没有把握。记得以往在一部小说中读到两代人的趣事：某位年轻人买了一个用石膏制作的维纳斯像，其母对这种像大感不满，为此产生了争论，其母最终妥协，然其想出的折中办法却是给维纳斯特意制作了一套中式旗袍。如何处理这张《泉》，我还未想出妙招，不过鲁迅当年的那段话却突然萦绕在了耳边。
《觅理记》真皮版
拙作《觅理记》已经出版了近两年，前一段该书的责编孟科瑜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海豚出版社刚刚制作完毕该书的真皮版，请我有空时前去签名。闻听此言，让我略感意外，因该社领导的人事变动，我本以为海豚社不再出版人文类的读物，而孟科瑜老师也响应国家号召，忙着去生二胎了，没想到此事还有着后续。
某天下午前往海豚社，见到了该社的新任社长，经过交谈方了解到该社还会继续出版相应的社科类读物，近几年童书最为畅销，该社仍能坚持社科类出版，闻之令人欣慰。
我在海豚社的会议室内给真皮版《觅理记》一一签名。孟老师告诉我，此真皮版在制做工艺上又做了调整，比以往所作更为精细，而本次制作的真皮版有灰色和红色两种，每色又分光边和毛边，如此的组合等于真皮版总计有四个品种，每种各48套。孟老师解释说，原本想各做50套，合计为200套，但所订皮料在挑选过程中因为有瑕疵，故只能做出48套。由此亦可见，制作真皮版是何等的费料。
关于《觅理记》，虽然只是我“觅”系列中的一种，但以我个人的感受，这是我在该系列中所下工夫较大的一部。理学乃是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它有赞许也有批判，但它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却没人能够否定，而我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描绘相应的理学思想，所以仔细阅读了站在不同角度所写出来的相关文章，经过一番疏理，使得我对理学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这也让我对陈寅恪所言的“理解之同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然我知道这样的书于今而言，难以觅得更多的知音，但我对理学的尊重却并不由此而改变。而海豚社能将该书制作成真皮版，虽说只是一种典藏方式，但这仍令我感念该社相关人员为此的付出。
在给真皮版签名时，我随口问孟科瑜，何时给我真皮版的样书，她却告诉我说，按照合同，真皮版不给作者样书。当然公家的出版社要按规矩来办，我对此并无异议。然而过了不久，孟老师告诉我说，她向现社长作了请示，社长同意送给我两套真皮版样书，回头将给我寄出。
而后不久我有了福建、海南之行，十天后返回，看到了工作室内摆着的该书红色真皮本，于是去电孟老师表示谢意。孟老师闻言却跟我说，样书还未寄出。她的所言令我大感疑惑，于是立即打开书本细看，里面夹着一封信，原来一位读者曾在微信中留言，问到我《觅理记》真皮版的情况，我告诉对方自己未看到样书，而这位读者认为我没有该书，于是特意从网上购买了一套，以此转寄给我，称以此书来贺我生日。这样的读者令我大为感念，而对方却一再嘱咐我不要在微信中写出名字，故我只能在此来表达对其之谢意。
閱讀更多 芷蘭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