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後周世宗柴榮。“三武滅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若加上後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為“三武一宗之厄”。在中國歷史上，這幾位皇帝曾經發動過毀滅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很大打擊，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法難”、“三武一宗之厄”等等。
從“三武滅佛”的結果看，“滅佛”確實有利於發展生產和增強國家的財政軍事實力。大量僧尼還俗，並被編入民籍，不僅為社會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從而利於發展生產，而且為封建國家的稅收提供了不竭之源，而國家的徵兵之源也得以保障。同時，大量的寺院財產被沒收充公，給國家提供了不少資財，這就增強了國家的的財政軍事實力。所以才有拓跋燾命50歲以下的沙門還俗，北周武帝“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周滅齊後，他又盡廢齊境佛教，《廣弘明集》卷十言，武帝使 “五眾釋民減三百萬，皆覆軍民還歸編戶”。唐武宗廢佛，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而唐武宗還將廢寺的銅像、磬、鍾，統統銷燬，用於鑄幣。所有鐵像，鑄做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可以說，毀佛毀得其所了。還是北周武帝用一句話道出了滅佛的好處：“自廢以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 因為廢佛，僧眾還俗，出租調服徭役的人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
“滅佛”在給社會和國家帶來好處的同時，卻使佛教事業慘遭重創。魏太武帝滅佛，將 “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後來雖消息洩露，沙門逃匿，佛經秘藏，但“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北周武帝廢佛道，“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北周武帝滅齊後，繼續推行滅佛政策。《歷代三寶記》卷十一曾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覆軍民，還歸編戶。”周武法難為期雖短，但北方寺像掃地悉盡的結果，使僧徒流離顛沛，困難莫可名狀。他們或以身殉法，或隱跡塵俗，或遁匿山林，或逃匿海隅，或入通道觀。而從唐武宗對金屬佛像、法器的處理以及拆毀寺院，沒收寺院財產等措施來看，佛教遭受打擊可謂慘重。總之，滅佛給佛教以沉重打擊，在削弱佛教勢力和影響等方面意義巨大。由於寺院經濟被剝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被毀，經籍散佚，佛像被銷，致使佛教失去了繁榮的必備條件，中國佛教於當時就不得不暫衰下去。
然而，歷史好象與毀佛的武皇帝們開了個莫大的玩笑，“三武”死後，佛教便迅速復興起來。北魏太武帝后，文成帝復興佛教，認為太武毀佛是“有司失旨”。其恢復的措施是：“制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 北周武帝滅佛禁道後，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後外戚楊堅掌權，“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自此佛教正式恢復。唐武宗死後，宣宗即位，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下詔：“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改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擊力很重，但接著便是佛教的迅速恢復和更大的發展，原因何在？這不得不令人深思。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是佛教興盛的社會基礎，即階級壓迫並沒有什麼改變。由於沙門享有免除政府賦役的特權，寺院就像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樂土，對下層勞動人民當然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佛教之所以迅速再興，還在於統治者的扶植。作為一種精神力量，佛教也往往有助於最高統治者鞏固自己的地位。對此列寧曾說：“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 君王扶植佛教原因在於利用佛教，他們看準的正是僧侶階層不可低估的“牧師職能”。皇帝用暴力“禁人為惡”，防止人民犯上；僧侶幫其“度人為善”，讓人民自覺地放棄暴力，冀存來世。封建統治階級利用宗教的目的，即在於此。所以上層人士信佛可以附庸風雅，窮苦平民信佛可以立即得到實惠的同時，佛教教義又使其精神得到慰藉，民眾信佛何樂而不為？
另外，儒道的說教遠不如佛教的吸引力大，可能也是佛教得以迅速發展的一個原因。儒學讓窮苦平民循規蹈矩，對來世也不抱什麼希望，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但其教義的理論深度遠遠超過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故而能夠取得上層社會人士的信仰。從另一方面說，佛教卻能解開儒教所造成的精神枷鎖，讓窮苦平民精神上獲得解脫，對來世充滿美好希望。教義的某些內容頗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例如，因果報應，輪迴轉世說，可使受苦受難的人們寄希望於來世。只要信佛，一切罪過，甚至死罪，也可倖免。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見絀。另如，人都不免一死，佛教就從不說只要信佛便可不死，只而說信佛死了有個好去處，反正是否真有死無對證；而道教卻公然揚言修成神仙可以不死，可以白日飛昇，到天上或海上仙山去永遠享樂，這種奇蹟當然無從實現，於是宣傳不免破產。這就決定在爭取廣大群眾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
所以從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打擊、抑制任何一門宗教僅僅靠消滅信徒的肉體是不能奏效的，重要的是如何改變信徒的信仰。而問題的關鍵是“三武”都不能深刻剖析佛教氾濫的根源，把佛教氾濫的根源僅僅歸因於佛教本身，而沒有意識到由於封建專制統治所造成的勞動人民賦役負擔過重從而皈依佛門這一重要因素。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封建統治者的滅佛並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佛教，而僅僅只是一種以強硬麵目出現的對佛教發展的控制。一旦佛教發展速度減緩，重新納入封建統治能夠實施有效控制範圍之內時，便又重新抬出佛教，用來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作為封建統治的精神工具之一。對此，呂思勉先生曾有論述：“佛狸廢佛，別有用心；周武則特欲除宗教之弊，而非欲去教化之實。唐武宗，世皆言其廢佛，實亦僅限制而已。限制則去其流弊之謂也。知宗教之不可無，而特欲去其流弊，可不謂之合於理乎？武宗之廢佛固不久即復。然┅┅經此一番矯正，宗教之流弊遂漸祛，於物力少所耗費，而弊之中於人心者，亦日澹矣。” 因此，在“三武滅佛”時，佛教一度受到抑制，但並未消失，“三武”一死，佛教依舊普遍發展。
綜上所述，“三武滅佛”主要與當時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間日益突出的經濟利益矛盾有關，也大多與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匯相關。也就是說“三武滅佛”一方面是佛教的發展已對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產生負面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與中國儒家正統文化和道教文化爭奪思想統治權的結果。當然，“三武滅佛”更直接與統治階層，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意志和決斷密切關聯。而在封建專制集權機制的運作下，皇帝對佛教所持的態度，對佛教的興衰程度甚至可起決定性作用。由此，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在其衍變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時，就必然受到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制約，而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那種“神權絕對服從王權”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這一宣揚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無法遊離於中國社會嚴苛的具體條件。而佛教作為一種日益中國化了的意識形態，又是無法從物質上加以毀滅的。雖然佛教在浩劫之後便迅速復興，顯示了其極強的生命力，但“三武滅佛”畢竟用殘酷的事實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劇色彩。但滅佛也表明，當佛教的發展對封建統治有利時，便會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脫離或偏離封建政治軌道時，便會受到打擊、限制。一句話，神權必須服從王權，宗教必須為封建統治服務。佛教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曲折地發展，這成為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成為推動佛教漢化的客觀原因之一。總之，神權和王權這一對封建社會的孿生子，為了各自的發展最終還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佛教適應了中國社會，學會了“依國主”，則“法事立”；而封建政權則繼續利用佛教的“勸化”功能，使政權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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