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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爆炸襲擊發生後，其背後隱藏的宗教種族矛盾，也被最大化地暴露出來。
洗不掉的悲痛
聖安東尼教堂（St. Anthony’s Shrine）外牆上的時鐘停留在了8:45，那是爆炸發生的時間。爆炸發生在4月21日，這一天早上，如果將指針往前調上半小時，哪怕是10分鐘，就可以看到帶著虔誠表情的人們從門口進入教堂，參加正在進行的彌撒，並向保護神聖安東尼訴說自己的心願。這座修建於19世紀初的教堂，是斯里蘭卡最負盛名的教堂，已經陪伴了斯里蘭卡人民近200年。
此時，岡瓦爾迪納已經在前排的座位上。他的旁邊，是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女孩特別可愛，有一雙黑亮的眸子。岡瓦爾迪納來這裡禱告，希望生病的家人能夠早點康復。和來這裡的每一個人一樣，岡瓦爾迪納相信聖安東尼能夠達成他的願望。聖安東尼是天主教的聖人，人們相信他對於解決家庭問題分外靈驗。199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生時，也曾探訪這座教堂，更增加了聖安東尼教堂的神聖性——斯里蘭卡本地人相信，聖安東尼會毫無例外地守護每一個人。
為此，來自各種宗教信仰的斯里蘭卡人都會到這裡祈禱並尋求幫助，所以，你在這裡同時看到基督徒，印度教信徒、佛教徒，乃至穆斯林時，一點也不要驚奇。岡瓦爾迪納告訴我，即使不是禮拜日，教堂也人群熙攘。教堂正對的道路為此常年處於擁擠的狀態——很多人放棄開車，乘坐當地的突突車過來，這種三個輪子的摩托三輪車，能夠在狹小的縫隙中穿梭自如。
可想而知，復活節當天這裡熱鬧的景象。當天，除了科倫坡市內的居民，還有不少人從很遠的鄉村趕來，教堂裡擠滿了人，每一個人的神情都是虔誠的。如果沒有這場突如其來的爆炸，聖安東尼的時鐘將繼續運轉，見證著人們的精神又一次得到安慰，滿意地離去，並陪伴他們走過後續的一分鐘，一小時，以及未來所有的日子。
一聲巨響打破了所有平和的願景。岡瓦爾迪納驚地跌倒在座位旁，聲音來自身後，他還沒有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就看到天花板塌陷下來，夾雜著玻璃跌落的聲音，教堂裡煙塵瀰漫，“人們不停地尖叫，四處散逃，我也是。”岡瓦爾迪納告訴本刊，“人們在流血，有的人失去了胳膊和腿，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
爆炸襲擊後的教堂（圖源：美聯社）
4月26日晚上，封閉了5天的聖安東尼教堂面向媒體開放。我在第二天上午九點鐘到達了那裡。說是開放，其實是允許媒體在距離教堂最近的警戒線外拍照，警戒線距離教堂的大門有15米的距離。這是近200年內，聖安東尼教堂第一次將人們拒之門外。
聖安東尼教堂外（王珊 攝）
從我的位置，能夠看到一群穿著藍色衣服的清潔人員正在對教堂進行清洗，空氣中瀰漫著大量清潔劑的味道。沒錯，就是清洗這個詞。一卷水管從門外的消防車接了過去，我能夠看到水柱從牆上流下來，然後衝向地面，來回反覆。與此同時，一桶桶的清潔劑被送進了教堂。一旁的路透社的記者昨晚就進去了一次，他告訴我們，裡面狼藉不堪，桌椅都炸碎了，地上甚至還有手指。
清潔人員正在對教堂進行清洗（王珊 攝）
我站在警戒線外面，在焦急的等待中儘量壓抑住自己的想象，我知道教堂裡發現了幾十具屍體，有老人，有孩子，不同的年紀卻都將生命停留在了同一個時刻。這些不幸的遇難者，包括一家四口，兩個孩子，一個7歲，一個1歲。在等待的過程中，我打量著正對著教堂的這條街，兩邊的商鋪和住戶都大門緊閉，街道上空拉起了黑白相間的布條，以表示對遇難者的哀悼。風吹起布條，空蕩蕩的街頭彷彿只剩下這兩種顏色。街道在100米開外就被拉起了警戒線，有十多個士兵在旁邊守著，除了警戒線內的住戶，其他人不得進入。
街頭的黑白布條（王珊 攝）
清洗用了三個多小時。在與士兵的多次溝通後，清洗結束後，他們最終允許媒體進入了教堂。儘管已經在門外做了各種各樣的聯想。但進入的那一刻，我的大腦一下子失去了最基本的語言能力，任何一個詞彙都不足以描述眼睛抬起那一瞬間的感覺——清潔劑掩飾不住的血腥味衝進了鼻腔，被太陽灼燒了一上午的毛孔全都收縮了起來。
教堂裡光線很暗，地面上溼漉漉的，牆壁還在滴水，教堂裡的座椅被清空了，聖安東尼的雕像和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注視著穿著黑色深靴、手拿清潔工具的清潔人員和我們。爆炸應該發生在教堂入口處的左邊，牆上的大理石已經脫落，漏出裡面的磚牆。天花板上黑色的電纜垂了下來，縱橫交錯，牆面上還有炸彈碎片留下的大大小小、細密的孔洞，斑駁地像一顆顆失了光的眼睛。哀傷和悲痛，是洗不掉的。
針對性襲擊
幾乎與聖安東尼爆炸同一時間，一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科倫坡的金斯伯裡酒店（Kingsbury）引爆了炸彈。該酒店的一位華人告訴我，每逢週末，斯里蘭卡不少居民喜歡到這幾個酒店吃自助餐，在香格里拉酒店，早餐只要2800盧比，相當於人民幣100多元，中午和晚餐也只要3000多盧比，“我自己也會帶孩子去吃。”金斯伯裡酒店的廚師對媒體說，當時餐廳有上百人用餐。
爆炸襲擊後的金斯伯裡酒店（圖源：menafn）
我接觸的每一個人都理解不了為什麼爆炸發生在科倫坡，而且一天發生了8起，之後的幾天又有襲擊發生。斯里蘭卡經濟水平雖不夠發達，就連首都科倫坡都像一個縣城，或者說城鄉結合部，但2009年內戰結束後，相對穩定的環境推動了科倫坡的發展——這裡也具有便利生活的一切——現代化程度良好的超市、銀行、酒店以及英語還不錯的工作人員。
在斯里蘭卡的這幾天，我沿著科倫坡幾起爆炸發生點轉了好幾圈，不禁感嘆爆炸實施和策劃者的精心和用意。除了德馬塔戈達居民區以外，剩下的幾個地點基本都分佈在海邊的一條主幹道高爾路附近，這一區域是科倫坡最為繁華和發展最快的地方，聚集著科倫坡最高檔的酒店以及政府機構，包括國防部大樓、斯里蘭卡投資局等。新的酒店大樓和公寓都已經有了基本的形狀。在科倫坡，是否有建設，是衡量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的摩托車開得飛快，嚮導很不願意停下來，怕有風險。我的當地嚮導告訴我，“以往路上都是擁擠不堪的，尤其是下午一點多，正是學校放學的時候。”我看了下手機，一點二十分，街頭一路暢通。金斯伯裡酒店、香格里拉酒店、肉桂酒店、聖安東尼教堂，彼此間的距離分別不超過兩公里。
整個區域人流量大、宗教場所多、外國人多。讓人不禁感嘆，如此大規模精心的部署，沒有熟悉當地情況的本地人，以及足夠的力量支持，是實現不了的。“在全球範圍內，這都是一次非常慘烈的連環恐怖襲擊活動，2019年，不管在歐洲，還是中東也有恐怖襲擊發生，但一天八次的情況非常罕見。政府調查的過程中，依然不間斷地有爆炸發生，更為罕見，恐怖分子這是在挑釁。”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鈕松告訴本刊。
內戰也沒有給科倫坡帶來如此的影響。在斯里蘭卡，我遇到了寶石店的工作人員安東尼（Anthony）。他出生於1965年，1983年內戰發生時，他18歲。他告訴我，戰爭主要發生在斯里蘭卡政府和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之間，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當地僧伽羅族和泰米爾族的種族矛盾。安東尼說，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的整個家庭都很害怕，所以在法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工作的父親帶著一家人躲進了使館。
不過，一個月後，安東尼一家就從使館搬了出來——戰爭的主戰場在斯里蘭卡的北部區域，科倫坡在西南部，雖然有一波波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試圖攻擊科倫坡，但在嚴格的檢查下，很少有人能夠抵達科倫坡市區。在科倫坡生活了15年的福建總商會常務副會長黃朝順告訴我，內戰時自殺式炸彈襲擊的主要目標是政府機構，“雖然也有公交車爆炸，一車人死亡的新聞出現，但這些襲擊者往往是在檢查被發現後，迫於無奈引爆了炸彈。”
當地電視臺採訪視頻截圖
襲擊事件後，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和其他高級官員認定，境外極端組織與爆炸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4月23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通過發聲渠道阿馬克通訊社“認領”連環襲擊。4月26日，總統西里塞納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當局發現了約140名與“伊斯蘭國”有關的嫌疑人，已經逮捕超過70人，正在追捕其餘嫌疑人，印證了“伊斯蘭國”的發聲。
斯里蘭卡軍方在全國範圍部署將近1萬名士兵執行搜查和警衛任務。4月27日，軍隊在突襲檢查中，發現了爆炸物、起爆器、自殺式爆炸背心、軍裝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黑色旗幟。
警方根據情報官員提供的線索，查獲大約150根膠狀炸藥、大約10萬顆小金屬球、一輛廂式貨車以及疑似在21日恐怖襲擊中穿過的衣服。紛亂的宗教矛盾
4月24日晚上，斯里蘭卡警方突襲了一家穆斯林家庭。這家的女主人引爆了炸彈，炸死了自己和三個孩子，她的肚子裡還有一個尚未出生的胎兒。這是伊勒姆·易卜拉欣的家。他是實施自殺式爆炸行動的極端分子成員，他的哥哥伊姆薩特·艾哈邁德·易卜拉欣與他一起參與了這次襲擊。兩人的父親是斯里蘭卡最大的香料出口商。
此次連環爆炸案襲擊者，都受過良好教育，屬於當地社會中等收入者中較好的群體，像其中一名襲擊者阿卜杜勒·拉西夫·賈米爾·穆罕默德，曾於2006-2007年在英格蘭東南部一所大學學習工程。斯里蘭卡國防國務部長維傑瓦德納說，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因素”。
“很多參加'伊斯蘭國'的人，很大程度上都是源於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
這些家境和學歷都不錯的人，往往對自己人生定位比較高，但在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或者族群下，作為一個相對弱勢的種群，他們如果想在這個國家獲得更高的上升渠道，是相對困難的。他們更容易出現一種焦慮感和挫折感。”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鈕松向本刊解釋。
科倫坡街頭（王珊 攝）
襲擊發生後，穆斯林居住區域成了政府主要排查的範圍，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後的宗教矛盾凸顯起來。 在聖安東尼教堂附近的區域，有大量的士兵在巡邏搜尋，一名士兵告訴記者，“這裡被懷疑有可疑的區域。”他指著一條街道說。在有些公交車上，如果有穿黑袍的女士上車，乘客會要求對方脫掉黑袍，否則不允許上車，進出商場也不允許戴面罩。他們擔心對方是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衝突一觸即發。
4月26日是穆斯林的禮拜日。斯里蘭卡政府連發兩封文件敦促穆斯林在家中祈禱。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發出特別呼籲，要求減少在清真寺禱告，擔心發生更多襲擊。在天主教歷史學家喬瓦尼·馬里亞·維安看來，這是一個國家的教會頭一次因為安全原因在全國範圍取消彌撒。
當天，在科倫坡6區，警察在該區基督徒居住地發現了46把刀，他們準備用此攻擊當地的穆斯林。就在我寫稿的時候，我在斯里蘭卡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幾名同事在外面施工時拿著刷子在牆上畫一些符號，被誤認為是穆斯林而抓進了警察局，“警察盤問了他們一天。”
事實上，在一般人印象中，儘管斯里蘭卡民族矛盾尖銳，但這種印象主要源於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民族矛盾問題。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國際社會和新聞媒體的注意力並沒有放在穆斯林族群身上。斯里蘭卡的穆斯林族群所佔人口的比例並不多，只有9%。按照這個比例來算，斯里蘭卡的穆斯林族群大概200萬人。斯里蘭卡的主體民族是僧伽羅人，人口比例在74%，其次是泰米爾人，佔比12.6%，最少的是基督徒。
科倫坡被劃分為15個區，聖安東尼教堂所在的13區能很好地體現斯里蘭卡多種宗教信仰的狀態。站在聖安東尼教堂的位置，能看到正對面的街角處，是一尊碩大的佛像，而教堂東南方200米處有一座清真寺，沿著教堂往東北方向走100多米即有一座印度教寺廟。平日裡，這些不同宗教的人相處比較融洽，然而一旦遇到問題，雙方則會有各自的立場。
在商業上，穆斯林佔據了斯里蘭卡各個重要的行業和領域。“他們很有經商頭腦，除了壟斷一個行業外，很多街面上的小店，也都是穆斯林開的。”當地人向我介紹。然而從政治上來說，在斯里蘭卡，穆斯林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穆斯林在斯里蘭卡最大的政黨叫斯里蘭卡穆斯林大會黨，這個黨在議會大概有7席，而整個議會是225席，和整個穆斯林人口還是不相匹配的。
在斯里蘭卡多黨選舉民主政體之下，穆斯林很容易成為成為主要政治派別拉攏或者打壓的對象。“長久以來，穆斯林一直是斯里蘭卡暴亂的受害者，他們未實施過大型的暴亂，特別是針對基督徒的。”康奈爾大學南亞研究學者Daniel Bass告訴本刊。相關的資料很容易佐證Daniel Bass的說法。在內戰期間，猛虎組織在控制區域實施清洗活動，大量驅逐穆斯林。在整個清洗活動中,共有12700個穆斯林家庭、約75000名穆斯林被迫離開了猛虎組織控制區。2017年11月，斯里蘭卡南部城市加勒一些地區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發生激烈衝突，政府當晚開始在當地實施宵禁。
我與安東尼聊了聊宗教的事情。安東尼是一名天主徒，他的妻子是一名穆斯林。這樣的婚姻組合在斯里蘭卡是非常少見的。這兩天，妻子出門都是他陪著，他的兩個在銀行工作的孩子已經被單位要求待在家裡，好幾天沒有去上班。安東尼也不讓他們去超市、電影院等場合。
爆炸後的科倫坡。圖片來自《衛報》視頻截圖
安東尼和妻子在1986年結婚，當時，他21歲，妻子只有16歲。為了這個事情，雙方的父母都和他們斷絕了十年聯繫。理由很簡單，不同的宗教難以很好的相處。安東尼告訴我，在當時，他的一個表哥跟另外一名穆斯林女孩談戀愛，在對方父母自殺相逼的情況下，雙方最終分手。安東尼告訴我他很慶幸妻子的父母生活在科倫坡6區，如果生活在10區或其他區域，他可能會被對方親戚殺了。
在與妻子的相處中，雙方一直在彼此尊重，比如說穆斯林不吃豬肉，安東尼也陪著妻子幾十年不吃。後來雙方親屬有了聯繫後，妻子也能忍受對方吃豬肉，自己在一旁看著。安東尼和妻子有三個孩子，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他一直盡力在規避孩子成為穆斯林教徒，或者以後跟穆斯林通婚。“我能接受佛教，他們足夠平和，但感覺穆斯林的各種規定越來越嚴格了。”
安東尼舉例說，他和妻子認識時，女孩子都是穿普通的紗麗，看起來非常美麗，但這幾年，他們的裝扮越來越接近於中東的穿法，穿黑袍，蒙上臉，他擔心他的孩子以後承受不了這些嚴格的戒律。“我的同學是穆斯林，在她女兒6歲時就給她穿上了黑袍。”一位當地的僧伽羅人告訴我。
第二點讓安東尼難以接受的是，當地穆斯林人在教育上的態度。“他們認為上學沒有必要，女孩子一般15歲就找人結婚了，男生則跟著家裡人做生意。”安東尼說，在這樣的態度下，孩子們很難好好去學習。在雙方家屬接受了彼此以後，安東尼還是儘量在跟妻子的親戚保持距離，除了結婚類似的重大儀式，安東尼和孩子都不會出現，“避免因為信仰不同產生摩擦”。在孩子讀中學期間，他還特意把孩子送到了當地一個基督徒的學校。
安東尼住在科倫坡15公里以外的地方。在他住的街區，穆斯林和基督徒各佔了50%。儘管安東尼一再強調他跟這些鄰居們相處友好，但從他的語氣和神情裡，能看出他對這個民族的態度。“現在穆斯林越來越多了，他們生很多的孩子，一家八九個，我們有時候會擔心斯里蘭卡會變成穆斯林國家。”安東尼告訴我，他妻子的親戚裡，哥哥有6個孩子，妹妹有5個孩子，小弟弟才32歲，也有了4個孩子。
“過去我們都覺得恐怖襲擊一般發生在中東這樣戰亂或者民族矛盾尖銳的國家。而這次，他們選擇了我們普遍認為不可能的斯里蘭卡，這些國家相關的防範措施少，思想上也比較鬆懈或者是處於相對平和的環境。
這或許說明，恐怖主義已經有了開始往一些非焦點國家轉移的趨勢。所以，在反恐這件事上，任何人都是不能置之度外的。”鈕松告訴本刊。（實習生李秀莉、胡藝瑋對本文有貢獻。感謝在斯里蘭卡的各位朋友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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