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瑛:我這40年

朱明瑛:我这40年

朱明瑛:我这40年
朱明瑛:我这40年

本文選自《作家文摘》第2216期

我是1949年生人,本名叫張明瑛,祖爺爺是清代兩廣總督張之洞。五六歲時,因母親改嫁,我就隨了繼父的姓,改叫朱明瑛。

朱明瑛:我这40年

這孩子“太硬”

我小學上的是匯文小學,孫敬修是我的班主任和美術老師,也是我的藝術啟蒙老師。自那時起,我接受了大量的藝術薰陶,也萌生出當藝術家的夢想。

小學五年級時,母親帶著我去考中央歌舞團,考官說:“這孩子長得倒是挺乖的,但條件不算好,太硬。”“太硬”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也激起了我打小就有的倔勁兒。我每天早早起床,踢腿、壓腿、做柔軟操……不厭其煩地一遍遍練著那些動作。轉眼又過了一年,小學畢業時,我報考中國舞蹈學校,在幾千名考生中,脫穎而出。

1966年畢業時,我被東方歌舞團選中,成了一名舞蹈演員。東方歌舞團是在周總理一手栽培下成長起來的。我對獲得入團的機會十分珍惜。可是,不久“文革”開始了,它成了江青等人的眼中釘,團裡所有人都被下放到農村。跟農民一起下田勞動時,我就在田間地頭給農民唱歌,唱樣板戲《紅燈記》裡的李奶奶。沒想到,我略帶沙啞的嗓音特別受歡迎,唱歌的潛質也在那時被發現。

借套服裝上春晚

“文革”結束時,我27歲,已為人妻為人母了。面對逝去的藝術青春,我卻依然想著怎樣“把一生獻給它”。這時,我想到農民給我的掌聲,決心改行學唱歌。但老師認為我的嗓音又松又啞,且沒受過任何音樂訓練,歲數也不小了,唱歌這條路根本走不通。

朱明瑛:我这40年

舞姿翩翩的朱明瑛

我的倔勁兒又上來了。我花了一年時間學唱歌,走訪國內各地的老藝人,跟徐玉蘭學越劇、跟駱玉笙學大鼓、跟紅線女學粵劇、跟東北藝人學二人轉……總之,走哪兒學哪兒,別人看我就像著了魔似的。

我不斷挖掘著自己的潛能,不僅挖出了歌唱才能,還挖出了外語天賦。我先跟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朱鑫茂老師學英語,又跟國際廣播電臺的老師學斯瓦西里語(非洲當地使用最廣泛的語言之一),然後整天泡在北京語言學院,一看見非洲留學生就跑過去跟他們聊。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先後學習了世界上31種語言,並能用這些語言唱歌。當然,這一切都是我私底下“偷學”來的。

1979年,在東方歌舞團的一次春節晚會節目審查中,我毛遂自薦了自己準備的歌曲。當組織者說“請朱明瑛唱一首非洲歌”時,大家都愣了,“什麼?朱明瑛唱歌?”當時誰也不知道我能有這本事。當我把苦練的成果——扎伊爾歌曲《願大家都成功》展示給大家後,這首充滿異國情調的歌曲讓在場的人驚愕之餘感到意猶未盡,大呼不過癮。於是,我又接著演唱了《我心中的痛苦》和《伊呀呀歐雷歐》。

朱明瑛:我这40年

那天,國際廣播電臺提前知道我要“露一手”,也帶著錄音機來了,準備對外廣播。這三首非洲歌曲使我成為中國人唱非洲歌的第一人,併成為我進入中國樂壇的起點,也為東方歌舞團的演出打開了新局面。

一曲成名後,雖然我成為了東方歌舞團的主要演員,但真正使我一夜間成為全中國家喻戶曉“大明星”的,還是在1984年中央電視臺第二屆春節晚會上演唱的那三首經典歌曲——《回孃家》《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鄉》。

當時,我看到上屆春晚中香港演員出場時穿得真漂亮,再看看自己的演出服,感覺真是穿不出去。上春晚前,正當我為穿什麼發愁時,發現香港演員夏夢送給我們團的三件衣服特好看,於是就去找團長王昆,好說歹說、軟磨硬泡地給借了出來。演出當天,我在後臺無意間看到畫報上有個外國女孩的短髮髮型很“酷”,就臨時請髮型師給我剪了一個。

就這樣,穿著借來的時尚服裝,剪去一頭長長的秀髮,我唱著河北民歌《回孃家》站到了央視春晚的舞臺上,以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可愛小媳婦”形象出現在全國觀眾面前(1985年因此被音樂界稱為“朱明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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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右二)與學生朱明瑛(左三)、成方圓(左二)、程琳(右一)同飲慶功酒

也是在這一年,我做出了又一個人生重大決定——作為文化部公派自費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音樂和藝術教育,我的目的是填補中國在該領域中的空白。

“活著幹,死了算”

剛到美國,我“兩眼一抹黑”,無親無故,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我一邊拼命學習,一邊融入美國社會,同時放下架子去打工。當時,全校每年只有三個全額獎學金名額,而我以“拼命三郎”的勁頭成為全校3000名學生(其中800名留學生)中唯一一個連續獲得八個學期全獎的學生。嚐到甜頭的我更加“玩命”學習,甚至利用寒暑假“攢”學分,結果只用四年就讀完了六年的課程。

1989年,學成後的我心情迫切地返回祖國。然而,回國後才發現,當時並沒有多少人對西方聲樂知識和技能感興趣,我牽頭舉辦的“藝術家之夢個人巡迴演出”,也使我真切感受到當時中外藝術文化之間存在的鴻溝。我帶著一支美國樂隊在國內巡演,他們伴奏,我用英語演唱流行歌曲、唱爵士、跳踢踏舞……可老百姓最喜歡的還是《回孃家》《大海啊!故鄉》。這讓我感到很沮喪。

朱明瑛:我这40年

不久,我第二次遠赴美國。這次不是去學藝術,而是去學習經營管理之道。之所以以此作為我的新目標,是因為第一次在美國留學時,我已經瞭解到“文化產業”的概念,也深知早晚有一天中國會走上這條路。

一次聚會上,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理事蘇賓先生,他是當年尼克松訪華時的隨團成員,也是美國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在他和夫人的引領下,我加盟跨國企業格爾德曼金融集團,負責遠東事務。

1995年我回國後,憑藉在美國積累下來的經驗開始在國內創業,目標就是文化產業。開始,我同好萊塢合作做影視,接著做唱片,搞演出,搞訓練中心……摸爬滾打一番後,我逐漸意識到中國其實最缺的還是人才,於是,我決定辦一所藝術教育和文化產業相結合的綜合學院,這也是我多年來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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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西慕國際藝術教育中心(北京國際藝術與科學學校的前身)開學,我擔任首任校長;2008年,北京國際藝術與科學學校小學至高中部開學,這是一所具有音樂系、舞蹈系、影視高科技系和視覺藝術系的正規綜合學歷制學校。

有人問我辦學難不難、苦不苦?當然難、當然苦。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小車不倒只管推。活著幹,死了算。我活得很坦率、很平和、也很快樂。眼看自己做的事一個個成功,一個個產生效益,這種痛快讓我覺得一輩子沒白活。”(李淑娟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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