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带板上的龙纹装饰姿态众多，表1为前文提到的十五组玉带上的龙纹装饰，共可分为游龙戏珠纹三组，各出土于南京汪兴祖墓，湖北梁庄王朱瞻垍墓与江西宁康王朱觐钧墓；行龙纹二组，出土于江西益庄王朱厚烨次妃万氏墓，北京射击场M155；草龙纹一组，出土于浙江袁炜墓；立龙、正面龙纹一组，出土于北京滑永形魂墓；云龙纹二组，出土于北京定陵；升降龙纹一组，出土于北京董太监墓；行龙、正面龙纹一组，出土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地区；立龙纹一组，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交通大学；盘龙纹三组，分别出土于西安市南廓门，北京射击场M6，北京西客站南广场M16等。
表1玉带板上的龙纹装饰
将年代分为明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间点，依照龙纹姿态的不同，进行探讨：
一，明早期
仅出土于南京汪兴祖墓（图1、2），为游龙戏珠纹。
图1南京汪兴祖墓
图2南京汪兴祖墓
二，明中期
出土于湖北梁庄王朱瞻垍墓（图4）与江西宁康王朱觐钧墓（图3），均为游龙戏珠纹。其中梁庄王墓与早期汪兴祖墓出土玉带如出一辙，比较特别的是，汪兴祖墓及梁庄王墓出土的带板都呈如意形，宁康王墓的带板则呈长方形。从纹饰本身来看，三者皆为单龙搭配火珠，惟汪兴祖墓与宁康王墓的带板龙纹为五爪，梁庄王墓的带板龙纹为三爪。
图3宁康王朱觐钧墓
图4梁庄王朱瞻垍墓
三，明晚期
（1）行龙纹一组，出土于江西益庄王朱厚烨次妃万氏墓（图5）。行龙纹为龙作侧身行走状，头前尾后。有的前视，即前行龙；有的后视，即回首龙。万氏墓的带板龙纹为行龙，双角四爪，辅以蝙蝠、飞鸟、海水江崖纹等。
图5益庄王朱厚烨次妃万氏墓
（2）草龙纹一组，出土于浙江袁炜墓（图6）。草龙是一种含有龙纹的卷草图样，带板雕刻方式分两种，三台部分为雕刻龙纹，龙尾部分与卷草相连，为草龙。其余带板光素无纹。
图6浙江袁炜墓
（3）立龙（图7左）、正面龙纹（图7右）一组，出土于北京滑永形魂墓。立龙特点是侧首、挺胸、曲身，作张牙舞爪状，首尾一般同向，但也有异向。正面龙纹为龙头平视正前方，龙身如盘绕踞坐。带板龙纹分为立龙纹与正面龙纹两种，均为四爪呈轮状，背景是锦地，作双层或多层次镂雕处理。
图7北京滑永形魂墓
（4）云龙纹二组，出土于北京定陵（图8）。二组均为万历皇帝所有，带板龙纹为云龙纹，其余资料不足，无法探讨。
图8北京定陵
（5）升降龙纹一组，出土于北京董太监墓（图9）。带板龙纹为升降龙，或单独装饰升龙或降龙，均为轮状四爪。
图9北京董太监墓
（四）其他
（1）行龙纹一组，出土于北京射击场M155（图10）。龙纹为蟒型，为轮状四爪，辅纹有宝轮、方胜等符号。
图10北京射击场M155
（2）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出土一立龙纹带板（图11） 。立龙姿态与北京滑永形魂墓出土带板类似，背景为锦地双层镂雕。
图11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出土
（3）行龙（图12左）、正面龙纹（图12右）一组，出土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地区。 图版只呈现三件，其余状况不明。根据三件带板来看，有行龙纹与正面龙纹两种，均为四爪。
图12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地区
（4）盘龙纹三组，分别出土于西安市南廓门（图13），北京射击场M6（图15）北京西客站南广场M16（图14）。盘龙纹龙身明显分为两段，前段呈“S”形，后段成四个或五个波段，首尾一般异向。射击场M6的带板为剔地阳起盘龙纹，南廓门与西客站南广场M16墓的带板为双层透雕盘龙纹。
图13西安市南廓门
图14北京西客站南广场M16
图15北京射击场M6
关于在各带銙上的龙纹，笔者以梁庄王墓出土的青白玉镂空云龙纹带（图16）为例作说明，此带由18件镂空云龙纹玉带銙组成，形制特殊，有“六桃”，“两辅弼”，“双铊尾”，“双蹀躞”和两套“三台”。为区别起见，笔者沿用考古报告所称为“三台”与“后三台”，各带銙的正面均微凸，背面平，正面中心镂空或浮雕云龙纹或云纹，云纹均成缠枝灵芝形。
- 三台（图17）：中心方呈葵花形，左、右小方呈月牙形。中心方的的两侧与顶端个雕成一个大括号形，底端微弧；背面原有镀金铜插座，已朽，只残存痕迹，边缘一周共有七对“牛鼻孔”，双层镂空云龙纹。左、右小方的内外边缘雕成大括号的半圆形，右小方背面边缘有四对“牛鼻孔”，其中一对与中段横贴镀金铜插销相接；左小方背面边缘有三对作“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均单层镂空云纹。
- 六桃（图18）：半葵形，两侧直边，顶、底雕成大括号形，背面边缘有三对作“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均单层镂空云纹。
- 两辅弼（图18）：长方框形。正面浮雕云纹，其余为素面。
- 双铊尾（图18）：弧端长方形，两端直边，顶、底雕成大括号形背面边缘有五对作“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双层镂空云龙纹。
- 双蹀躞（图18）：葵花形，顶端及两侧各雕成一个大括号形，底端雕成一个椭圆环，背面边缘一周共有七对“牛鼻孔”，双层镂空云龙纹。
- （六）后三台（图17）：形制与三台相同，唯无镀金铜插座和插销。
图16青白玉镂空云龙纹带
图17青白玉镂空云龙纹带的“三台”带銙
图18青白玉镂空云龙纹带带銙
根据上述资料，可得出下列结果：
（一）以带板与龙纹本身来看，明早期的龙纹以汪兴祖墓出土带板来看，仍保留元代风格，如龙首扁平，龙角较长并上弯，鬃毛较长，细颈等，但是也增加一些新的风貌，如上颚不再像元代龙纹如象鼻，而是向斜上方倾斜。显示此带板龙纹可谓一过渡期，上承元代元素，下开明代风格。另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明洪武年间白玉龙纹团形带饰（图19），龙身及足粗壮，头呈长方形，身躯布满鳞片。虽同是洪武年间的玉饰，但两者仍存在着差异，但相较于明代中后期的龙纹，两者的龙身较粗壮，且较粗旷。相比之下，洪武年间瓷器上的龙纹比玉器上略显细长，已开始朝向另一面向发展（如图20）。
图19白玉龙纹团形带饰
图20洪武青花云龙授带葫芦瓶
明中期的龙纹以宁康王朱觐钧墓出土带板来看，龙鼻已呈如意型（如穆朝娜所指出），短鬃毛，嘴下有胡须，龙身粗壮，龙尾如蛇身弯曲，除龙身与早期带板龙纹相似外，其余部分明显与早期相异。而梁庄王墓出土带板与汪兴祖墓相似，但在雕刻手法上较细腻，显示这时期的玉雕技术已逐渐脱离元代粗旷的风格。若与较前期的宣德年间青花瓷上的龙纹（图21、22）相比，宁康王墓带板上的龙纹与之相似性颇高，两者皆龙头细长，龙鼻成如意形，龙身粗壮且如蛇般蜿蜒，爪呈车轮状。再与弘治时期的龙纹（图23）相比，可以清楚观察到龙纹越发蜿蜒且更细长，此时龙纹已脱离元代玉雕上所具有的粗旷性，讲究细部雕刻，特别是龙身上的鳞片、鬃毛等的描绘更加清晰细腻。
图21宣德款青花菱边云龙葵式洗
图22宣德款青花波涛龙纹盘
图23弘治年间青花莲塘游龙碗
到了后期，龙纹开始多样发展，比早期、中期多出众多样貌，相同的是特别着重于龙头的变化，或张口或闭口，上下颚的差别也十分明显。若与嘉靖及万历年间瓷器上的龙纹（图24、25）相比，可以发现后期的龙纹特征均身躯越显细长，龙头细部变化比早中期更显明显，作张口或闭口动作，仿佛正在空中翱翔一般。从上述可知，龙纹在玉器上的发展略晚于瓷器。
图24青花云龙纹盘
图25青花梅瓶腹部纹样（北京定陵）
再者，明早期带板样式不固定，以汪兴祖墓与梁庄王墓两者来看，带板形状还保有北方蹀躞带的如意形带銙，明中后期带板样式逐渐一致，大多与明代张自烈《正字通》的描述相同，惟嘉靖年间袁炜墓出土玉带为特例。早中期带板多以单层减地雕刻手法为主，补纹样饰也多以云纹呈现，中后期带板以双层雕刻居多，并有分上下层补纹，补纹样式也增加，包括如“八宝”、“八吉”中的宝轮、方胜等，动物纹样如蝙蝠、飞鸟等，自然样貌的海水、山石，卷草等。另外在其余玉器背景上经常佐以透雕窗棂纹图案，并不受限于带板上使用，如上海浦东新区东昌路明墓出土的青白玉婴嬉嵌饰（图26）就是运用此手法雕琢而成。贡布里希认为东方的装饰风格中经常以花卉或枝叶构成重复的图案，从带板上的辅纹来看亦然。带板中的空间除了主纹外，其余空白地方均被雕饰辅纹，营造繁复的效果，增加光影变化。
图26青白玉婴嬉嵌饰
（二）龙纹有三爪、四爪、五爪之分。《元史．顺帝二》提到
显示元代已明令禁止穿着五爪龙的服饰。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货编》提到龙与蟒的差异：
可知至明代已有龙、蟒之分。五爪龙惟有皇帝才能使用，其余使用者只能用四爪龙、三爪龙等。但从考古资料来看，汪兴祖墓与宁康王墓的玉带板龙纹为五爪，益庄王次妃万氏墓、北京滑永形魂墓、北京董太监墓的玉带板龙纹为四爪，梁庄王墓玉带板龙纹为三爪，却与文献资料有所不同，笔者推测或许与拥有者背景有关，才使其得以配带龙纹玉带。
从上述对带板龙纹的整理及梳理，可以发现明早中期龙的形态延续宋代的“三停九似”之说，形体已大体完备，只在细部加以改变，显示龙纹发展到明代已趋近成熟，样貌无太大变化，地域与造形的时代风格皆无显著差异。而清代龙纹延续明早中期的龙纹形式与姿态，更略显稳重及沧桑之感，龙爪则朝向掌爪发展，形体亦显得更为肥大。综观之，明代玉带板上的龙纹样貌众多，姿态各有不同，并因为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或人们喜爱，使龙纹结合各种辅纹产生不同的样貌，为明代龙纹增添各式各样的光彩。
参考文献：
- 《中国服饰史》
- 《中国神兽造型》
- 《明代玉带板上的龙纹装饰》
- 《龙袍》
- 《梁庄王墓（上、下）》
- 《元史》
- 《万历野获编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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