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週一以來，劉強東案再一次走進了人們的視線，這一次引發討論的是三段經過編輯的監控視頻。
更早些時候的2019年4月16日，涉事女生正式向美國明尼蘇達阿伯里斯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並將起訴書全文公開。
這份起訴書，從原告的視角描述了事發當晚的情況。2019年4月22日，微博用戶“明州事記”公佈了兩段晚宴當天的視頻。
2019年4月23日，微博用戶“陳純Camus”公佈了第三段視頻，並認為“‘明州事記’發佈的視頻有誤導公眾之嫌。”
在所謂的反轉與再反轉中，劉強東案的真相似乎成了羅生門。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三段監控視頻呢？
刑事訴訟階段的監控視頻
關於劉強東涉嫌性侵害的刑事案件，美國明尼蘇達州亨內平縣檢察官辦公室於2018年12月做出了不起訴決定，並在當地檢察官辦公室官網上發佈了關於此案的聲明 。
聲明指出檢方是在全面審查了該案的相關證據，包括監控錄像、手機短信、警察執法記錄儀錄製的視頻，並向嫌疑人和證人進行取證和談話後，最終檢方認為該案存在“深層的證據問題”，以至於無法達到據以定罪的證據標準，所以他們放棄提起公訴。
從該聲明可以看出，檢方在審查該刑事案件的時候，曾調取監控錄像，並將監控錄像作為刑案證據進行審查。
現網上流傳的三段視頻分別取自事發當晚的晚餐及回公寓階段的監控，在沒有經過當地檢方確認之前，我們無法確定檢方是否審查了這三段視頻。
根據環球網的報道，對於網絡上流傳的視頻，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警察局發言人艾爾德（John Elder）回應表示，“就此案件，明尼亞波利斯市和明尼亞波利斯警察局均未發佈任何攝影及錄像證據。我們無法作出聲明來證實這些視頻的有效性和真實性，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它們。”
從這些視頻與案件的關聯性來推斷，這些證據應當是在檢方審查範圍之內的。這些視頻和其他證據一起，應當是檢方審查該案，最終做出不起訴決定的基礎。
這些證據反應了雙方在晚餐和回公寓時的狀態，雖然有相鄰而坐、主動跟隨、挽臂並肩等舉動，但不足以證實劉強東是否違背女方意志對其進行了性侵害。
換句話說，這些視頻並非是這起刑事案件的決定性證據，證明力有限。即使兩個人談戀愛，雙方自願單獨共處一室，有親密行為，但只要一方不願意進行性行為，另一方違背其意願強行而為，即為性侵。
設置性侵害罪名（sexual assault）的法理意義在於法律保護個人的性選擇權，性侵犯是一種違背平等原則、以強欺弱的行為，這裡的“強”可能是單純的力量，可能是一種權力威懾，也可能是利用了對方失去意識無法反抗的狀態。
這種行為給被侵犯者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會自我否定、畏於對方的強勢甚至會受到再次侵犯。
報警、起訴，需要受害者將痛苦的經過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細緻描述，每一次描述的過程對他們來說都是再次受傷的過程，所以很多人不願意在第一時間報案、抑或根本不敢報案。
事實上，這類案件普遍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即檢方所稱的“深層次的證據問題”。
一般來說，除非有進行性侵時的錄像，或者是女方身體遭受暴力導致的傷痕，抑或在場其他證人的證言等，否則檢方很難證實性行為到底是男方所稱的雙方自願，還是女方所稱的違背個人意願。
這是因為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非常高的，即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檢方必須拿出證據證明女方當時並不願意才行。如果在客觀上缺失這類關鍵證據，定罪就會很困難。
民事訴訟階段的監控視頻
民事侵權訴訟案件的結果大多是關於賠償責任的，即是否要賠錢、賠多少錢的問題，而刑事案件的結果則是直接關乎人身自由的。因此，相應地，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要遠遠低於刑事案件。
美國民事案件的證據標準為優勢證據原則。可以理解為，雙方說的誰比誰更可信，一方的可信度大於50％，這一方就贏了。因此刑事案件定不了罪，不意味著民事案件一定敗訴。
在民事案件中，原被告雙方都可以向法庭提交證據。現在的三段視頻，均是由非當事人的個人在中國網絡媒體上發佈的，並非是原告或被告向美國民事案件受理法院提交的證據。所以，目前從法律上來講，這些視頻與民事訴訟沒有關係。
如果該案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向法庭提交這些視頻，經法官允許後讓陪審團觀看的話，也應當是全程觀看完整的、不加刪節、不加編輯的版本。
陪審團制度下的監控視頻
從原告的起訴書可以看出，“原告Jingyao Liu申請陪審團審理並主張審理被告劉強東，又名Richard Liu，及京東集團，一家外國營利性公司，要求被告賠償超過五萬美金的損失、本案訴訟費，以及原告有權獲得的其他救濟。”
（起訴書中文譯本截圖）
首先，我們應該瞭解的是，美國法律制度中的陪審團制度是比較特別的制度，在選擇陪審團成員的時候應當儘可能地排除對案件事實判斷可能存有偏見的人員。
為了保障這一點，美國的法律有相關具體規定，在此不予贅述。舉個例子來說，律師可以問初選陪審團成員一些問題，如“誰看過這個事件的相關視頻？”“大家都在熱烈討論這件事，你是否已經有什麼看法了？”或者“您家裡是否有性侵害受害者？”
回答肯定的人就可能被排除在陪審團成員之外，因為這些人很有可能已經受外界影響無法公正地做出決斷了。
其次，上述三段視頻並非是一定會向法庭出示的證據，即使向法庭出示反映這段場景的監控視頻，也應當是完整的、未經剪輯的版本。
對於原告律師是否會用剪接過的視頻證明被告操縱輿論，由於操縱輿論與原告的核心訴求是否有性侵行為這一待證事實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雖然可能可以間接證明被告影響輿論對原告造成心理壓力，但剪接視頻的發佈方並非被告本人而是微博用戶，如何證明兩者之間的關係，這裡要證明的要素太多，可能不是特別好的訴訟策略。
監控視頻≠事實
面對一段沒有聲音的監控視頻，我們應該如何觀察和判斷才能獲取經得起推敲的事實？
其實，公眾對此類熱點事件要進行事實還原是十分困難的，很多情況即使通過民事或刑事法律訴訟程序，都不一定能還原事實真相。
監控視頻雖然記錄的內容相對客觀，但是本案現在公開的視頻內容僅能反映事發之前的情況，並不能證實本案是否存在性侵的核心問題。
在視頻來源沒有經過核實認證，發佈過程沒有經過充分審查，視頻存在部分節錄、沒有聲音、經過剪接編輯等問題的情況下，觀看者僅能從一個角度進行片面解讀，容易造成偏見或誤導。
因此，在不瞭解全部真相之前，我們應該儘量保持客觀、謹慎的態度，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相信隨著民事案件的推進，庭審情況的公開，會有更多更為客觀的證據浮出水面，這樣才能相對較為客觀地瞭解當時的情況。
本文作者系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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