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從去年開始，全國各大城市年齡在70歲左右的一批人群都在紛紛聚會，許多年輕人都不解，這些人在幹啥？告訴大家，這些人是上世紀60年代後期20歲左右的一批初高中生，他們是年紀輕輕就離開各自的城市，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簡稱為“知青”。他們捲入了中國歷史上聲勢最浩大，涉及人數最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浪潮。他們今天的聚會，是為了追憶和紀念他們上山下鄉的50週年。上海，是全國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因而上海的知青下鄉人數也是全國各大城市下鄉人數最多的城市，僅上世紀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的幾年中，上海就有100多萬的知青“上山下鄉”。當時上海知青下鄉的地點遍佈很廣，涉及全國的多個省份，包括東北的黑龍江、吉林、內蒙古，西南的雲南與貴州，中部地區的安徽與江西，以及臨近上海的崇明、江蘇的大豐，還有不少是就近投靠親屬下鄉。本來我也想投親下鄉到我母親姐姐的江蘇太倉縣，後來聽說投親下鄉必須符合直系親屬的條件，我不符合這一要求，結果就選擇去了遙遠的黑龍江。現在回想起來，儘管當時離家遠了些，但這一選擇還是不錯的。就近投親下鄉是插隊落戶，收入要通過評工計分結算，沒有工資保障，而我到的是黑龍江的農場，有工資，最初是每個月32元，節省點，每個月還可以結餘些錢，到了1975年，還加了點工資，每個月的工資達到了37元，每年回上海探親，在上海大馬路上逛逛，口袋中還有幾個錢，感覺蠻有派。
（圖為當年知青離開上海時的上海火車站情景）
50年前的那一天。1969年的6月24日，是我人生中難以忘卻的一天。那時的上海北站是當時上海最大的火車站，那一天，站內站外人鼎沸揚，一輛十多節長的即將開往黑龍江的綠皮火車上，坐滿了年齡在20歲左右年輕人，他們以上海虹口區的街道為單位組合，相互間基本不熟悉，絕大部分人稚氣未脫，他們響應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即將奔赴黑龍江農村，這些人就是知青。說是知青，就我個人而言，實際上一點都不夠格，我那時的知識閱歷，說是初中畢業生，但實際上由於1966年眾所周知原因，我僅僅只讀了一年的初中，然後就停課了。1969年的我，年僅17歲，個子都還沒有長透，都不知道要去的黑龍江有多遠。那一天，站臺上的人是強顏的笑容和奪眶的眼淚相互交織，每個人扛著自己的行李，擠上火車，簇擁在窗口，依依不捨地向站臺上來送別的親人和朋友揮手告別，當時有不少知青，不知是擠不到火車的窗口位置，還是不願意直面自己親人的緣故，站在車廂裡默默地與親人告別。
那時的火車速度很慢，一路上開開停停，差不多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一直到6月27日上午才到達終點站，也就是當時我國已開通的最北端的火車站-----黑龍江北安縣龍鎮火車站。這是一個從此以後與它打了9年交道，一個沒有車站圍牆，僅有一幢一層小樓，設施極其簡陋，但卻能通達大上海的火車站。下了火車，農場已經派人派車來接我們了，我大哥也專程從齊齊哈爾趕到龍鎮火車站來接我。他可不是知青，而是1976年前上海同濟大學路橋系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後分配在齊齊哈爾鐵路局工作，專門從事鐵路橋樑建造工作。我們家一共五兄弟姐妹，那時有四個在黑龍江，僅二哥留在上海工作，姐姐和弟弟也正好碰上“上山下鄉”，他們兩個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在緊靠和蘇聯（當時還沒有解體）一江之隔的邊境小鎮----黑龍江蘿北縣名山鎮下鄉。
大約1000多名從上海虹口區來的知青，按照不同的分場編號排隊，分別坐上農場派來的幾十輛解放牌敞篷式汽車，向我們下鄉的所在地-----國營引龍河農場駛去。引龍河農場大約有84萬畝地，共由十三個分場組成，我所在的分場為二分場，同時也是該農場的良種站。說是良種站，感覺與一般的分場差別並不大，僅有一個規模不大的小區實驗站在搞品種培育，我們分場的農作物主要仍是玉米、小麥和大豆。不過，我們的分場區位相對不錯，緊鄰農場場部，距離龍鎮火車站也就9公里左右，因此，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就到了目的地。比我們先三個月到農場的上海長寧區知青和先我們一年到的哈爾濱知青，在分場熱烈地歡迎我們，幫我們提行李，讓我們感受到了離開父母后的新的溫暖。由於房屋不夠，我們一開始是住在帳篷裡，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家”，是蔥蔥綠草地上的一排嶄新的軍用帳篷，裡面有搭成的還未乾透的兩排木板床鋪，幸好6月的東北氣候已經開始轉暖，因此，並不覺得住帳篷很冷。
與勞改犯的短暫共事。我所在的引龍河農場，地處小興安嶺南緣丘陵地帶，說是國營農場，實際上當時還是個勞改農場，關押著各式各樣的勞改犯，管理極其嚴格，有戒備森嚴的大院和有人站崗放哨的崗樓。我們這些知青雖然單獨組成連、排、班，但管理我們的大領導們大多是管勞改犯的管教。所以一開始，農場差不多是按管勞改犯的方法管我們，紀律很嚴明。我們和這些勞改犯儘管不住在一起，但在勞動時還是與他們有接觸的機會。給我的總體感覺，這些犯人雖然觸犯了法律被判刑，但是幹起農活都很在行，平時割麥子，他們都是手腳並用，連割帶捆，動作極其麻利，我們這些知青根本趕不上他們的速度。有一位專門趕馬車的勞改犯，曾經當過一位部隊高級將領的警衛員，竟然能一鞭子打下正在飛的麻雀，能一鞭子精準打到馬的嘴唇這一部位，把奔騰的烈馬一下子打停。這些勞改犯與我們一起大約半年的時間，而後在1969年下半年秋冬的一個晚上被神秘地遷走，我們都不知道這批人被遷移到了什麼地方。現在從歷史記載中才知道，當時這批人遷走似乎與中蘇關係的緊張有關，那一年在黑龍江邊界之地的珍寶島，我國還與前蘇聯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戰爭，這批人在當時一定是個不穩定因素，可他們走了，農場的農活就全得靠我們自己幹了。
勞改犯被遷走後，我們就搬進了勞改犯住過的大院，勞改犯們住的房子很特別，每間房屋都很大，有一間特別大的房子讓我印象很深。那房子足有50米長，房內兩排是長達50米的炕鋪，中間大約2米寬，可走路，一間這樣的房子竟然能住上70～80人。白天起床後把鋪蓋捲起，還可以在炕上開展跑步比賽。晚上有時停電，大家無事可做，都躺在炕上抽菸，此時，你就可以看到黑暗中兩排長長的炕上閃爍著整整齊齊的星點，很是壯觀。當時很是納悶，這麼大的房間按理應該隔成多個獨立的小間該多好，一開始不得其解，後來才知道，把房間搞的這麼大是便於管控，管教一進來，一切可以盡收眼底。現在想來，當時這種能住上百人這麼大的房間真可以申請吉尼斯紀錄了。
在黑土地上的辛勤勞作。出生在大上海的我，從小看不到真正的農村模樣，小時候有時放暑假去母親的老家江蘇太倉，看到的是江南水鄉的農村景象，到了黑龍江後才見識了廣褒黑土地上的大農業。在我們分場，有一片地被稱之為良種站的“西大崗”，每一條壟足足可以長達幾公里，看不到頭，站在崗下放眼望去，那延綿的黑土地幾乎連著天際。28匹馬力的“東方紅”拖拉機在黑土地裡行走時，駕駛員甚至於可以閉著眼睛慢悠悠地開，因為到了田頭就會自然碰到還未開墾的草墩子，就會“轟隆一聲”，提醒你到了。那不斷翻墾出來的黑土地，無不充滿著黑土的芳香，並且黑的冒油，極其肥沃。夏天時，農場裡的井打出的水可以直接飲用，冰冷冰冷，像冷飲水，放點上海帶來的糖精，喝下去如同冰鎮飲料，特別解暑。我特別喜歡東北的夏天，早晚特別涼爽，中午時分儘管太陽當頭也很熱，但躲到樹林底下卻是涼風習習，特別舒暢。黑龍江的冬天確實很冷，經常是冰天雪地、白雪皚皚、北風呼嘯，我們的農場離五大連池火山不遠，農場所在地靠近黑龍江的西北部，最冷的時候氣溫可以達到零下40多度，那時的冷，不是冰霜掛滿眉毛鬍鬚，而是讓你的眼睛都有發麻、頭皮發痛的感覺。按理，這種時候應該是東北“貓冬”的季節，可當時就是在這麼冷的時候，我們還要出去幹活，因為當時盛行“農業學大寨”，提出要“變冬閒為冬忙”。可這麼冷的天能幹什麼活呢？當然不會沒活可幹，可以出去刨糞，就是用鐵鎬把凍的非常堅硬的、覆蓋著黑土的牛糞豬糞刨出來，一塊一塊地裝在平板車上，然後送到地裡，等來年開春融化後就成了有機肥。但有時卻把凍著的草皮子當成糞，刨出來送到地裡了，結果一到開春融化後發現不是糞，又把它從地裡再一塊一塊搬出來，真是讓人啼笑皆非，費力不討好。東北的冬季是白短夜長，可一到夏季，卻是白天長，黑夜短，早上差不多三點就天亮了，晚上十點還黑不下來，這可是我們一年四季最辛苦的時候。這時候，我們把每天的幹活說成是“早晨三點半，晚上看不見”，也就是早上三點半就要出去幹活，一直要幹到晚上天完全黑下來才收工。在這種時候，一天至少要往地裡送兩頓飯，每天在地裡的時間要近20個小時，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睡眠不足，晚上剛睡下去沒幾個小時，起床號就又響了，馬上又得起來下地幹活，每天的感覺就像沒睡過覺一樣。
在農場的趕牛車經歷。九年的黑龍江農場生涯，我幹過不少農活，也經歷過一些刻骨銘心的建設工程。剛到農場那年，我被分配趕牛車，比起趕馬車，趕牛車確實遜色了不少，馬車瀟灑，跑得快，而牛車平和，走得慢。黑龍江的牛車一共有四頭牛拉，架車的是轅牛，前面則是分別套著繩索的三頭牛，牛車儘管行進速度不快，但要駕馭這四頭牛，讓它們協同發力和聽從指揮還真不容易，鞭子打的部位和吆喝都很有講究。最初，我是跟一位勞改犯一起趕牛車，活基本上由他幹，鞭杆子也由勞改犯掌控，我比較輕鬆，可後來，那部“青松嶺”電影播放後，領導要我們“奪過階級敵人的鞭杆子”，把“鞭杆子”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一開始，自己趕牛車水平還真不行，牛車不是很聽使喚，有一次還差點丟了我的命。記得那天是拉土豆，車上裝了滿滿一車土豆，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前面趕車，勞改犯則坐在裝滿土豆的車上，牛車慢慢悠悠地走著，沒想到經過一條溝坎時，車一震動，我突然從車前滑落到車底，坐在車上的勞改犯大吃一驚，幸虧當時他沒有打瞌睡，趕緊一聲急促又嚴厲的“馭”，叫停了正在行進中的牛車，我趕緊從車底爬出，真是撿了條命，如果不是這聲“馭”，那我註定會被裝滿土豆的牛車碾壓過去，那結局是可想而知的。要知道，牛的力氣絕不亞於馬，平時我們經常看到，一旦車底下有什麼東西擋著，這些拉車的牛絕對不會就此停下，而是會用力拉過去，這恐怕就是“牛脾氣”的特點。我脫險了，車上的勞改犯卻驚嚇不已，因為我如果真出了問題，他可要倒黴了，一定會被嚴厲處罰。趕牛車讓我學了點趕車技術，學會了趕車前套牛，收工時卸掉牛套，把牛趕進牛棚；也學會了裝車，還能甩鞭杆子，把皮鞭打的啪啪響；能叫停牛車，也能讓牛車在行進中拐彎和倒退，高興起來，還能讓牛車跑起來，與馬車比比速度。不過我在農場趕牛車的時間並不長，也就半年左右的時間，原因是第一年到農場，快到春節時特別想家，每天看到不少知青半夜三更悄悄離開農場回上海，自己也熬不住了，就不請假溜回上海過年了。實際上，當時如果請假也不會准假，因為按農場的規定，真要被准假探親，必須要滿一年才可以享受一個月的探親假。結果回到家後被母親狠狠地批了一頓，說我無組織無紀律，最後勉勉強強在上海呆了三個月時間就回了農場。可返回農場後，我這個趕牛車的工作崗位也丟了。從此，我就和大多數知青一樣，開始從事年復一年的播種、除草、收割、曬糧、進倉等各式各樣的大田農活，回想起來，趕牛車在當時實際上還真是一份相對不錯的輕鬆差事。
（圖為作者70年代從農場返回上海休假時與其他知青合影1）
難忘的“引嫩工程”建設。大慶，是上世紀60年代樹立的工業戰線的先進典型。上世紀70年代初，因為油田的原油產量大幅上升，使地層壓力不斷下降，需要灌注大量的水加強地層壓力才能出油。國家水利部門由此決定在兩年時間內，要在黑龍江省的嫩江與大慶之間，鑿築一條人工河，將嫩江的水引入大慶，從源頭上解決油田缺水的長遠問題。1972年秋天，剛滿21週歲的我和很多農場知青奔赴松嫩平原，參與了這項令人難忘，簡稱為“引嫩工程”的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設。我們的工地坐落在荒涼的松嫩平原林甸縣，該工程幾乎是通過分工包段的人海戰術推進。引水的乾渠深3米多，截面為上寬約10米、下寬約5～6米的倒梯形狀，每個人幹活的工具主要是一把鐵捅鍬、一根扁擔和兩隻鐵絲編的土籃子。我和姜開和的個子小，挑土擔子沒有優勢，就專門負責用鐵捅鍬挖土裝土籃子，然後由其他人挑走，堆蓋到堤壩上。記得當時的排長李孝剛和不少人是專門負責挑土的，我們相互配合很是默契，工程進度很快，經常超額完成土方。捅鍬挖土，與其說是“挖”，實際上是“捅”，也就用鐵捅鍬沾一下水，這捅鍬就會特別的鋒利，而黑龍江的泥土一般不夾石子，非常細膩，一捅鍬下去就是一長條大土塊，帶著一定的水分，裝滿兩個籃子至少有一百多斤重，因此挑擔的尤其辛苦，不僅分量重，而且還要挑著走上坡。當然我們裝土的也不輕鬆，一個人要供幾個挑土的，歇的時間都沒有。特別是在夏天，東北的烈日當頭照，我們彎著腰不停的挖，一天下來，身上的汗水在衣服上都能結成一層白色的鹽漬。有時是光著膀子幹，則一天下來背上都能撕下一層薄薄的皮，所謂炎日底下幹活要脫層皮，還真不是假的，我經歷了。每天高強度的勞動，消耗多，吃的也多，當時送到工地的饅頭、菜和涼水，二兩一個的饅頭一口氣至少能吃四個，那水喝起來一次就好幾大杯。“引嫩工程”傾注了知青們的辛勤汗水，這一經歷是令人難忘的，工程結束後，我還獲得了先進表彰。前幾年，我因課題調研去了一趟黑龍江的富裕、林甸、克山等地，與當地幹部聊起了“引嫩工程”的經歷，發現他們無不對我流露出敬佩的目光，還要專門安排時間讓我去看看，由於我行程太緊，沒能如願，但得知該工程至今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感覺很自豪，因為在工程技術很發達的今天，已經不可能再有這樣的完全靠人力挖成的水利工程了。
參與山林大火的撲救。前幾天的四川涼山的山林大火和31名消防員犧牲的消息讓我很是震驚。我下鄉時也經歷過一次山林撲火，而且是森林撲火，那可是刻骨銘心、難以想象的經歷。那一年的秋天，大概是1975年，黑龍江的小興安嶺發生了森林大火，一接到命令，我們農場的男同胞們立刻坐上一輛輛“解放牌”卡車，迅速奔赴火場。那時沒有專門的撲火工具，每個人手上扛的基本上是長長的大樹杈，到了現場，站在山坡上，遙看山那邊熊熊燃燒的大火，都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滾滾熱浪。森林中沒有道路，尤其到了夜晚，伸手不見五指，大家只能人盯著人，一腳深一腳淺地在起伏不平的林中行走，像急行軍一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一天下來，每個人穿的衣服都被樹杈刮破，臉上全是沾著被燒過的樹枝焦炭，個個都是筋疲力盡，口乾舌糙，可仍趕不上大火的推進速度。實際上，說說是撲火，不過是撲打已經燒過的餘火，以防止火再次燃燒，就這樣，我們也沒打到多少火。當時，發給我們的乾糧是鹹大頭菜，還有我們平時很想吃的餅乾，本想把餅乾帶回去好好享受，可走了這麼多的路，早已疲勞不堪，只是想喝水，根本咽不下這些餅乾，也背不動這些乾糧，只能丟在林中了事，以求輕裝上陣，但事後，大家都後悔沒把這些餅乾揹回來。這似乎驗證了經濟學的一個原理，物品的價值是由效用決定的，同樣的物品，在不同的場合，效用是不同的。在口乾舌燥、筋疲力盡的場合，與餅乾相比，水的效用恐怕更大。山林撲火的經歷也給我們這些知青長了些知識，撲滅這樣的大火不是僅有勇氣就行的，而是要有科學的辦法，首先應打出隔離帶，控制大火蔓延，其次是把握風向，特別是要注意風向突然轉變，不少在山林大火撲救過程中犧牲的人員，常常是因風向突然轉變而措手不及，最終被大火吞沒。撲了兩天的火，終於得到了返回的指令，大家如釋重負，坐著汽車返回農場，一到農場，我們受到了留守在農場的女同胞們熱烈的夾道迎接，儘管我們每個人都是蓬頭土面，衣服破碎，但卻像凱旋而歸的英雄，疲勞的感覺頓時一掃而過。
回憶農場的歡快聚餐。平心而論，黑龍江農場的生活除了白天勞動比較辛苦外，業餘生活還是蠻有趣的。比如大家經常會搞搞聚餐，這種聚餐可不是到飯店裡聚餐，而是平時合得來的朋友建立伙食團，自己動手合夥聚餐，尤其是每次從上海探親回來，每個人都會從家裡帶回不少好吃的東西，如大米、鹹肉、香腸、各種罐頭，還有上海的香菸、大白兔奶糖、麥乳精，等等。有一次我從上海回黑龍江，很多人託我帶吃的東西，我滿滿裝了一個特大的、分量很重，被稱之為“航空母艦”的旅行袋，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坐了近三天的火車，到哈爾濱三棵樹車站轉乘去龍鎮的火車時，沒想到車站上換乘的人很多，從一個站臺到另一個站臺，行李搬來搬去，一不小心沒看牢，這個“航空母艦”就被人拎走了。當時心情是鬱悶無比，要知道農場的黒兄們都飢腸轆轆地在盼著這些吃的東西要美餐啊！這件事從此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教訓，那就是人多一起外出時，要力求自己的行李自己盯著照看，要自己拿，最好不要委託別人照看或者相互混著搬運。在農場裡吃飯基本都是合夥的，聚餐的場面很熱鬧。一般大家都會拿出自己帶來的好東西，湊在一起，然後再到場部小賣部買些酒和罐頭，到農場食堂裡買些菜，一下子就變成了十幾個菜。十幾個人一起聚餐，沒有像樣的桌子，就把菜都放到睡覺的炕上。當時最解饞、最好吃的是鹹肉燒大米飯，往往不是燒一小鍋飯，而是燒一大圓盆飯（相當於食堂裡盛菜的大圓盆），開吃時，每個人手中拿的不是斯文的筷子，也不是小小的勺子，而是被我們稱之為“強盜勺”的鐵勺，相當於湯勺這麼大的不鏽鋼勺子。原因是每個人肚子裡都沒油水，餓得慌，這樣吃起來自己不會吃虧。那時，我們的胃口都特別的好，那煮熟的一大盆噴噴香的鹹肉大米飯，三下五除二就被搶吃一空。由於平時農場食堂葷菜少，為了改善生活，有時就會想些歪門邪道的辦法，比如晚上到農場的“雞號”裡悄悄地抓幾個正在打瞌睡的雞宰了吃；白天有時看到農場家屬養的鵝在我們住的房前閒庭信步，就會悄悄抓起來壓在石板下，等到晚上再悄悄宰了燒了吃。這些事情並不光彩，可在那個年代，也是無奈之舉。本事大的，竟然能在寒冷的冬天晚上，拉著雪橇，從一個分場到另外一個分場，偷偷將豬號裡養的豬，活生生地拉走宰了吃。
（圖為作者70年代從農場返回上海休假時與其他知青合影2）
目睹形形色色的打賭。更為有趣的是，在農場還見證了形形色色、不可思議，而且帶有一定刺激的與吃有關的打賭活動。比如，打賭吃罐頭肉，要求在10分鐘內吃掉5個玻璃罐頭豬肉，吃完後還要再抽支菸，如果反應正常，就可贏得旁觀者們每人押的一兩塊錢。記得那次是在“引嫩”工程工地上，有一位綽號叫“老饅頭”的六分場上海知青，他個子很高，身材魁梧得很，要挑戰這一活動，當時都覺得他一定會贏。可沒想到，他吃罐頭肉的方法並不科學，先是把罐頭裡的肉全吃了，剩下的肉凍他沒有直接吃下去，而是熱了一下喝下去，看起來速度比較快，但是一冷一熱，估計胃不舒服了，吃下去沒多久就吐了出來，只能鎩羽而歸。後來，他請了一位個子不高，並且瘦瘦的知青朋友來挑戰，結果這位貌不驚人的傢伙極其從容，在規定時間內不僅把5罐豬肉連同肉凍一氣哈成全部吃光，而且還悠閒地抽了一支菸，絲毫沒有顯示出要把吃進去的東西噴出來的感覺，最後贏了押在桌上的錢。又如，打賭吃雞蛋，要求5分鐘內吃掉20個雞蛋，並且不能生吃，要炒熟了吃。印象中是我們分場綽號叫“二毛”的知青挑戰了這一活動。他看起來是動了一番腦筋的，把20個雞蛋打在碗裡炒了個半熟狀態，想一口氣吃下去。前三分鐘，發現他已經吃下去一大半，我當時覺得他一定能贏了，可沒想到剩下的一點點蛋，他不僅沒有吃下去，反而是越吃碗裡蛋越來越多了，原來他實在咽不下去了，而且把吃進去的也回了出來，這就是“欲速則不達”的結果。記憶中我們分場的施虹達最有本事，我親眼看著他在房間裡輕鬆地吃煮熟後撥了殼的20個雞蛋。只見他走房間裡穩穩地踱方步，基本上是走一圈吃兩個，不一會十圈下來就吃掉了20個雞蛋，而且吃完後像沒事一般，還到地裡幹活去了，這真是個奇才。更有甚者，還打賭喝醬油，我親眼看見一位哈爾濱的知青喝下一瓶醬油，結果小便出來的全是醬油的顏色。知青下鄉的歲月就是這樣，年紀輕，身體好，好勝性也強，娛樂起來往往不計後果，現在想來，不少知青年紀大了後身體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過早地離開我們，既有勞作過度的原因，恐怕也有類似娛樂活動超量的原因。因此，珍惜生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實在不易。
我的抽菸與喝酒嗜好。我這個人這輩子有兩個不太好的習慣，就是喜歡抽菸喝酒，算起來也有50年的歷史了。先講講抽菸的歷史和感受。我抽菸完全是下鄉後學會的，當時僅17歲。為什麼會抽菸？一是農場勞作辛苦，抽菸可以解乏、解悶，二是有工資收入，也抽得起。最初，捨不得花錢買菸抽，經常是學東北人抽“哈馬衝”煙，就是將菸絲用紙捲起來抽，可是有時候沒有煙紙，就常常用報紙來捲菸，結果火一點，紙都燒起來，抽的不是煙，而是紙了。而後，上海人發明了方便易用的捲菸器和捲菸紙，只要把煙紙放在兩個軲轆的捲菸器中，放進一定量的菸絲，在煙紙邊沾上口水，兩手一轉軲轆，一支菸就做成了，既經濟，又實惠。再後來，就開始買盒裝煙抽了，當時最便宜的是8分錢一包的經濟牌煙，最貴的是8毛錢一包的上海生產的熊貓牌煙。在計劃經濟時代，質量好點的香菸是要憑煙票配額供應或者排隊限購的，因此，每次回上海都會問別人要煙票，或者去排隊買好煙，如牡丹牌、上海牌、大前門以及煙味聞起來很香的鳳凰牌等香菸，然後帶回農場慢慢享用。當大家都把帶回去的好煙差不多抽光的時候，你如果還能給大家發上一支上海產的好煙抽，那簡直就是一種奢望和極大的滿足。尤其是抽熊貓牌香菸，有時連菸灰都捨不得彈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菸的質量，當時的熊貓牌香菸的菸絲非常細實，進而菸灰質量也很高。你如果不去主動彈掉，它不會輕易掉下來，慢慢地可以結成很長一段，有人還說這樣的菸灰很珍貴，可以吃下去。當然，我也嚐到過“煙醉”的滋味，那時候的香菸都不帶過濾嘴，我們有時為了過癮，會把幾支香菸接在一起抽，有一次一口氣抽了四五支接在一起的煙，結果抽完後，感覺異常不舒服，好長時間腦袋發昏，完全有一種想吐又吐不出的感覺，後來有人說這是“煙醉”，從此以後，我就不敢這麼抽菸了。但一直到現在，我仍然是戒不掉煙，每天仍然少不了一包煙，只能是經常自我安慰，抽好點，不要吸進去，有時還認為抽菸對於抽菸的人而言，是健康的象徵。我一直有個觀點，凡是抽菸的人不想抽了或者不敢抽了，很少是意志力的結果，絕大部分是身體不好的結果，我不知道自己將來在這一嗜好上會有個什麼結局，還是希望能慢慢戒掉吧。
我的喝酒愛好也是在下鄉時學會的，不過與抽菸相比，喝酒沒有什麼癮，從來不會一個人喝酒，而是喜歡人多一起喝，還喜歡喝白酒，但酒量並不大，狀態好的時候，最多也就是半斤左右。有一年在黑龍江平山林場築路，春節沒有回上海，就和沒回家過年的黒兄們一起在林場過年，結果喝了點酒就不行了，後來旁邊有人說練酒量必須喝醉後吐了以後醒來再喝。那次醒後人家還真的把我背過去再喝，糊里糊塗又喝了不少，並且還喝了混酒。那個年代在東北喝的酒都是很烈的北大荒土酒，有的酒倒在地上火柴一點都就能燒起來。印象中當時在上海經常喝並且帶到東北的酒是江蘇的洋河大麴（現在變成有名的“天之藍”品牌）和江西的四特酒，該酒至今在江西很暢銷。年輕時候酒喝了多後常常會嘔吐，因為只有吐了才會感覺清醒，但有時想吐又吐不出的時候就特別難受，這時候經常會發誓以後再也不喝酒了。在農場裡，喝酒多了，人是千姿百態的，有的人會悶聲不響一睡了之，有的人則會不停的侃大山，有的則會手舞足蹈，甚至唱歌跳舞、動手動腳。現在都知道醉酒並且嘔吐是最傷身體的，但在當時，大家自恃年輕，不以為然，經常過量，結果不少知青朋友喝壞了身體。我可能是比較幸運的，至今還能喝點。我以為，如果能控制酒量和節奏，還是不錯的，飲酒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它能讓人釋放情緒，能讓人吐真言，可以相互增進溝通，酒一旦喝到講話相對無拘束，並且達到“空靈”的狀態，應該是感覺最佳的時候了。
我在農場的高考經歷。我在黑龍江有幸參加了1976年以後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那是1977年的下半年，當時我已經25歲，報了名。那次考試分為兩次，一次是初試，初試通過可以再參加複試。我是68屆的初中畢業生，說是初中畢業，實際只讀了不到一年的初中，記憶中數學只讀到因式分解，什麼指數、對數、幾何，根本不懂，物理化學都要到初二年級才學，更是一竅不通。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農場裡的比我年齡大，讀過高中的知青朋友，如李耀宗、林惠眾、付浩源等，他們因為年齡的原因，當時沒有被允許報考，但他們對我進行了細心的輔導，讓我惡補了一番，結果我通過了初試。接下來準備複試的那些日子，我開始卯著勁的複習，甚至於不顧被扣工資而請假複習，晚上有時沒有電，就點著蠟燭複習。我這樣的知識基礎根本不敢考理科，只能考文科，因為文科可以背。記得當時考試的地理題中，考日本北方四島的地名，正巧我複習時背過，還有一道幾何題目，其含義我實際並不是太懂，完全是靠複習時做過而背出來的。那次高考，究竟考的如何我心中並沒有底，但考前五個志願卻填了不錯的學校，記得第一志願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第二是南京大學、第三是吉林大學、第四是黑龍江大學、第五個志願好像是哈爾濱師範大學。考完後就回上海過年去了。期間，高考的錄取通知開始發了，我一直到人家都上學報到了還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覺得自己肯定沒考上。沒想到1978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從黑龍江招生辦發來的一份電報，電報的大意是：“你所報考的志願都已被錄取滿，現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農經系財會專業仍有名額，是否願意就讀？”後來我才知道，自己的運氣還算不錯，考試成績是過了本科分數線的，但也就超過分數線5分，因此還有機會。儘管這個學校在當時很一般，但我父親還是鼓勵我去讀。他當時對我說的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你應該去讀，出來至少可以當個會計，總比在農場當個農工要好”。於是，在父親的陪伴下，我到黑龍江招生辦辦理了手續，然後又到農場辦了離場手續，帶著行李，乘坐火車到1958年由王震將軍建造，坐落在黑龍江密山縣裴德鎮的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報到，這時已經是1978年的4月，學校都已經開學一段時間，我差不多是最後一個到學校報到的77級學生。這麼算起來，我在黑龍江整整達13年，9年農場下鄉經歷，4年大學本科經歷。期間，知青開始陸續返城，同班有幾位上海和北京知青放棄了繼續就讀，辦理了“病退”手續，回原來的單位，再辦理手續回城。我當時也動搖過，但父母親的態度是，即使要回城，首先考慮的也不是我，而應該是當時仍在黑龍江下鄉的我的姐姐和弟弟。現在想來，這一切也許都是命運的安排，為此，我既要感謝高考恢復給我帶來的機遇，但更要感恩9年農場生活對我的磨練，感謝一路走來為我付出了許多幫助的“黒兄們”，沒有這一切，我的人生道路恐怕不會出現新的轉折。
（圖為作者和其他知青重返農場時的合影）
結語：“知青”，這一我們這一代人的代名詞，無論當今社會如何評價這一歷史和這一代人，它終究已經成為共和國不可磨滅的一段歷史，已經載入悠久中華民族的史冊，相信它還將成為世人研究的話題和遺產。僅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是極有價值和值得自豪的，這是因為我們已為人類歷史的長河留下了永恆的印記。讓我們緬懷已經離我們而去的“知青”，珍惜我們的當下。我們追憶50年前的我們，不是為了回到50年前的我們，而是要保持50年前我們那顆年輕而有活力的心靈，這樣，我們就能青春永駐、朝陽永在！
2019年4月22日於杭州華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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